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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苏联、法国和德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三个世界级的军事天才，他们是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未来的法国总统、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创建者、时任陆军中校的夏尔·戴高乐，时任德国摩托化部队总监部参谋长的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上校。这三个在不同国家服役的军人提出的极为超前的军事理论构成了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基石。
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在1928年就提出了大纵深作战思想，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大纵深战役理论”，首次提出借助坦克群、炮兵、航空兵和空降兵对敌方全战术纵深实施突击的思想。他认为这是组织和实施现代战役的崭新形式，也是达成战争目的的最坚决的战略手段。
古德里安的过人之处是他的战术远见。他设计的作战形式是大量而集中地使用坦克，达成坦克集群的高速进攻，并提出闪电战术的三个要素，即奇袭、快速和集中。古德里安认为这种战术对进攻战役的胜利和整个战争的胜利将起着重要的作用。
法国的夏尔·戴高乐在1932年发表《剑锋》一书，强调机械化部队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在步兵、空军协同下大量集中使用坦克。然而，这部著作在法国未受重视，却受到德国古德里安等人的重视，从而研究发展成闪电战的战术理论。
在西方军事家的眼中，二次大战中的日本陆军在理论上应该属于一支三流军队，由于国力和资源所限，它缺乏进行机械化战争的物质基础，从而也导致了大部分陆军将领狂妄骄横、目光短浅，缺少战略眼光，战术思想陈旧僵化，指挥手段呆板而缺少变化，在作战中惯用平推硬攻的愚蠢战术。
其实，日本是较早在战争中使用坦克集群的国家之一。1939年6月，日本关东军与苏联远东部队在中蒙边境的诺门坎地区实实在在地干了一仗，关东军将领押宝式地舍出老本，动用了日军第1坦克师团。日本本来就是个穷国，这是当时它仅有的一个坦克师团，一直被心肝宝贝似的捂在怀里，在与中国军队进行的几次大型会战中都没舍得使用，这回也豁出去了，整个师团被派上了前线，与苏联远东部队展开了一场大规模坦克会战。
关东军将领们自以为在最合适的地域和最佳时机使出了“撒手锏”，定能达到一战定乾坤的战略目标，谁知他们的运气不太好，就像是一个小鬼不留神一头撞在了阎王爷的裤裆上，这小鬼注定要倒大霉了。第1坦克师团的对手忽然变成大名鼎鼎的坦克战专家朱可夫将军，论玩坦克战，朱可夫也算是祖师爷一级的人物了，尤其是在亚细亚广阔的大草原上和朱可夫玩坦克会战，关东军将领们实在是脑袋进了水，思维出现短路现象。
这一战打得惊天动地，其结果是日军的大部分坦克都被还原成机械零件，被送回北九州岛的炼钢厂回了炉。
第1坦克师团的惨败极大地震动了东京。此后，日本陆军将领们愚蠢地认定，今后造价昂贵的坦克不宜大规模使用。几个月以后，纳粹德国进攻波兰，古德里安的闪电战术震惊全球，引起各国军方的强烈关注。而在东方战场上，日本陆军将领们对这一最新军事成果却视若无睹，不再感兴趣。在此后的中国战场上，日军再也没有使用过大规模坦克集群作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4年4月18日。
应该承认，在中日长达八年的全面战争最后的阶段，日军将领们脑子突然开了窍，居然想起使用坦克集群作战了，这不能不说是一迟来的聪明之举，虽然是最后的灵光一现，但是在豫中战场上，这支由300多辆坦克组成的突击力量，的确造成了中国军队雪崩式的大溃败。
说到这里，事情还要回过头来看。
1944年年初，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进入第七个年头，古城开封西边的中牟县位于第一战区的最前线，滔滔黄河水从身边流过，黄河天堑和六年前花园口炸堤后形成的黄泛区是中国军队凭借的天险。自1941年5月中条山之战后，日军与第一战区的中国军队隔河相峙已达三年之久。
单调的对峙局面时间久了，军人们的精神免不了有些松懈，守在最前线的中国士兵与黄河以北的日军相隔只有几百米，没有战事时，彼此隔着工事相望。起初双方的士兵还有劲头操着不同的语言相互叫骂，常有中方的士兵操着河南腔指名道姓要日裕仁天皇的老娘。日本士兵当然也不示弱，曾有一位军曹在众目睽睽之下解开兜裆布，晃着生殖器对中国守军做出猥亵动作，以示羞辱。趁怒火中烧的中*击手还没来得及瞄准，这位有露阴癖的日本军曹已经光着腚窜回了工事。
国军354团的李振甫团长在望远镜里看到这一幕，也气得破口大骂起来，声称有朝一日打过河逮住这小子，非把他那玩意儿剁下来做成“钱儿肉”喂狗不可。
对峙时间久了，双方的士兵也没了骂街的兴致，便开始扯着嗓子吼起各自的民间小调来。这边吼两句《小放牛》，那边来段《拉网小调》，歌声此起彼伏，使双方的士兵都暂时忘记了残酷的战争，好像在参加一场中日青年联欢会。
在黄河南岸中国军队驻守的战壕边上，阵地前的铁丝网成了晾衣架，上面挂满了破烂的军服和绑腿布，像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旗帜。中国守军的岸防工事破旧不堪，有的重机枪巢甚至都塌了半边，勉强用木棍支撑着破油布凑合着。战壕内的积土越堆越高，早已达不到150厘米的规定深度了。掩体边架着几支破旧的“中正式”步枪，一看就是因缺乏保养，全然没了钢铁的光泽。值班的士兵们在单人掩体里铺开草席或布单，抽着烟懒洋洋地躺倒晒太阳。
荥阳以北的邙山头位于黄河南岸，却为日军所占。这里黄河河道较窄，原是黄河大铁桥原址，1938年兰封会战结束时，中国军队将黄河铁桥炸毁，配合花园口决堤形成的黄泛区将日军阻隔于黄河以北及开封以东。
1941年10月，日军为配合第二次长沙会战，突然从邙山头对面强渡黄河，配合开封西进的日军攻占郑州，中日军队在此激战一个月，中国军队将日军主力击退，郑州克复。但日军却占据了黄河南岸邙山头旁的霸王城，把它当作日后反攻的桥头堡，国军屡攻不下，最后只好改成监围。日军就这样在黄河防线上楔入了一颗钉子，这颗“眼中钉”终将成为中国军队日后之大患。
霸王城对面隔着鸿沟即为汉王城，两千多年前的楚汉相争时，楚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就在此地对峙。岁月荏苒，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中日两国军队也对峙于鸿沟两侧的广武山巅。汉王城由国军第85军防守，双方步哨的最近距离只有几十公尺。在战事沉寂了两年多之后，汉王城中国守军的懒散程度与东面中牟县守军如出一辙，丝毫没察觉到霸王城的日军对黄河防线构成的潜在重大威胁。
1944年2月，这颗“眼中钉”周围发生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变化。
驻守汉王城的中国士兵发现，对岸日军经常有小股工兵部队乘着橡皮艇在黄河铁桥残存的桥墩旁活动，似有修筑浮桥之企图。这一情况立即被上报到洛阳国军第一战区司令部。
当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正和司令部的几个幕僚作方城大战，赌兴正浓，他不愿坏了兴头，便*地对参谋长说：“日本人想过河？没那么容易吧，打几炮，别让他们修就是了。”
命令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了。
接到命令，军部的野战炮营迅速开了几炮，几条橡皮艇上的日军连人带艇飞上了天，残存的日军士兵纷纷跳进水里，国军阵地上的重机枪手们毫不客气地把这些家伙“点了名”。
日军工兵部队如此这般尝试了三五次，均以失败告终，损失了数十条橡皮艇和百十来号人。令人沮丧的是，日军这一显而易见的战略意图并没有引起第一战区国军将领们的警觉。
日军几次失败后并没有罢手的意思，一个星期后的早晨，中国守军的观察哨突然发现黄河北岸出现一个黑糊糊的庞然大物，上面有两条巨大的悬臂起重机，长长的机身两侧围以厚厚的钢板，脚下两边各装有16个轮子，沿铁轨滑动。最前面是打桩机，桩打好后，悬臂将预制钢架铺在桩上，机身缓缓向前移动，桥梁就一点点向黄河南岸伸延。观察哨不知道这东西是啥，急忙上报团指挥所，团长急忙用炮队镜向对岸观察，亏得这位团长见识多广，他看到这庞然大物不由一怔，立刻用河南腔喊了起来：“日他娘，这是架桥机，小鬼子在架桥，命令炮兵马上给我轰掉，马上开炮！”
85军的数门野战炮立即开火，几发炮弹打在架桥机的钢板上炸开，爆炸过后在钢甲上留下点点凹痕，庞大的架桥机却毫发无损。这位团长终于明白了，野战炮营装备的火炮是法国造75毫米野战炮，这类火炮对付架桥机上60毫米厚的钢板如同给人家挠痒痒。
该团长正无计可施时，南岸邙山头突然闪出一排耀眼的火光，紧接着传来雷鸣般的巨响，河面上空顷刻间布满了密密麻麻橘红色的弹道，南岸日军的重炮群开始进行火力压制，铺天盖地的炮弹纷纷落下，使国军阵地陷入一片火海……85军的炮营在5分钟之内损失了半数以上的火炮。
此后的日子里，日军炮火实行值班制，每天只打上两三个小时。只要国军炮兵不还击，双方倒也相安无事。一旦国军炮兵还击，立刻会招来凶狠的报复，一发炮弹往往招来百十发炮弹的回击。严重缺乏弹药的国军显得极为可怜，在日军修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一个炮兵连只打了二百多发炮弹，犹如守财奴一般抠抠搜搜。按照规定，炮弹打完后一定要把弹壳收好，用大车运到后方点数，与前一次所发的数目相符时才能领到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