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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星云擦去泪水，眼睛里发出一种奇异的光彩：“让我终生难忘的是，第二天早晨，跑道上又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我看到那些战斗机、轰炸机飞行员的脸上，都透出一种冷峻的平静，他们透过机舱向我们作出‘V’字手势，然后驾驶飞机义无反顾地冲上跑道，机群转眼间消失在天空中……我的眼泪又控制不住了，不光是我，机场上所有的地勤人员、警卫哨兵、医护人员都流着眼泪向起飞的机群致以军礼……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些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优秀男人，他们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力量。有他们在，世界民主阵营就强大无比；有他们在，我们的国家就亡不了，这是唯一能支撑着我们忍受战争苦难的精神力量。”
赵湘竹泪眼婆娑地望着沈星云，一时无语……
“姐姐，你知道，飞行员这个群体是军队中的精英，这是毫无疑问的，要是有一个人，即使在精英组成的群体中，也属于佼佼者，那这样的人真的会让很多女人缴械投降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赵湘竹涕泪交流：“我明白，我理解……星云，你这番话险些让我崩溃，这是我入行以来，所搜集到的最感人的新闻素材，我一定要把这些事写出来。”
沈星云望着窗外的机场小声说：“是啊，写写那些牺牲的英雄，也写写那位还活着的英雄，你简直无法想象，那天羊街机场的上千人全都仰望天空，眼睁睁看着蔡继恒单枪匹马在天上和敌机决斗，真是太惊险了！我们红十字会的那些女护士，平时就很擅长刺耳的尖叫，那天更是不得了，她们的尖叫声太恐怖了，我不得不用双手捂住耳朵。当蔡继恒的飞机落地时，大家的情绪简直无法控制，欢呼声响彻整个机场，大家把他一次次抛向空中……说来不好意思，我就是在那一瞬间，对他突然有了种异样的感觉……”
赵湘竹收起笔，站起身来：“星云，请给我引路，我要去看看他。”
蔡继刚的预测是准确的，北方的豫中会战刚刚尘埃落定，在武汉的日本第11军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战役行动。
这次战役的日军主帅是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中方主帅是国军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上将。
日军通过豫中会战打通了平汉铁路，一号作战计划才仅仅完成了一半，下一步自然是要打通粤汉线，要完成这个计划，就必须拿下长沙，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从1938年9月到1941年12月，中日两军为争夺长沙进行过三次会战，在这三次会战中，日军共投入兵力近30万人，伤亡9万人左右；中国军队共投入兵力70多万人，伤亡13万人左右。
第一次长沙会战，双方打成了平手，日军没有达到预期的作战目的，而中国军队也未能取得如其宣传的大捷；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基本实现了作战目的，中国军队损失惨重；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显然是失利一方，非但没有达到歼灭第九战区主力的目的，自己反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
公平地说，在三次长沙会战中，中日双方在作战中各有胜负，就伤亡比而言，中国军队的伤亡相对日军来说要大一些。但就战略目的及战略全局而言，日军未能达成歼灭国军第九战区主力，进而迫使国民政府妥协屈服之目的；国军第九战区虽然损失了一些兵力，但却基本完成了国民政府所赋予的保卫湘赣之任务。因此从战略层面上看，中国军队应是三次长沙会战的获胜者。
在中国的大后方重庆，国民政府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将第三次长沙会战称之为“长沙大捷”，民众舆论也热烈响应，举国欢腾，各地民众奔走相告，慷慨解囊，仅慰问三军将士的医疗创伤捐款就达34万大洋。香港《大公报》发自上海的报道《孤岛的国庆》称：“自从租界当局限定悬旗的日子以后，孤岛上已经四五个月不见国旗了。正当湘北大捷声中，青天白日旗又满街飞舞，激动着每一个人的热情，吐出一口窒悬已久的长气。”
蒋介石给薛岳发来贺捷电报，其中也掩饰不住兴奋之情：“此次湘北大捷，全国振奋，诚是为最后胜利之佐证，而对于人民信念、国际视听，关系尤钜。骏烈丰功，良深嘉庆。”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军一时成了国家英雄。薛岳所独创的“天炉战法”成了扭转战局、拯救国家的里程碑，甚至有文章吹捧薛岳：“他的战略战术足以法天地之幽邃，穷宇宙之奥秘，为鬼神所惊泣，人事所难测，无以名之，故曰《天炉战》。”
对一种新战法，夸几句是可以的，一旦被吹捧成“法天地之幽邃，穷宇宙之奥秘”，就太过分了。
趁着长沙大捷的势头，第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连夜组织人赶编了一出现代京剧：《新战长沙》。在剧中，司令长官薛岳亲自上台，头戴帅盔，身穿帅甲，前有马童，后有大纛，上面大大地写了一个“薛”字，两厢的龙套打着“精忠报国”的旗子，也不知到底是刘备还是岳武穆。参谋长吴逸志自然也不会闲着，他扮成诸葛亮，头戴纶巾，手持羽扇，身着八卦衣，也上台尽情玩了一把票。台上玩票玩得热闹，台下更是群情振奋，九战区的官兵们大声叫好，喊哑了嗓子。
薛岳和吴逸志两人关系极好，他们是保定军校六期的同学，在东征北伐时期就同甘共苦，是情同手足的生死弟兄。如此说来，战区司令长官和参谋长关系这么不一般，相互吹捧一下也是难免的。
抗战军兴以来，中国军队败多胜少，精神上实在太需要一场胜仗鼓励一下。
战后，第九战区对外宣布：此次会战共歼灭日军42190人。这数字有整有零，由不得人不信，而日本方面后来计入战史的伤亡数字是3550人，也是精确到一位数。交战双方的统计数字竟然如此悬殊，水分当然都有，不过中国方面的数字好像更夸张一些。
对此，蔡继刚只有苦笑。身为职业军人，他当然不反对宣传部门为提高士气进行某种程度的夸张，民众需要胜利的消息，中国人民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适当地制造一些神话，倒也无可厚非。问题是，中国的职业军人如果也相信了这种神话，那可就危险了。
蔡继刚认为，这三次长沙会战的结果，究其原因是战争步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大本营因兵力不足而调整了侵华战略所致。日军占领了广州、武汉后，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与此同时，其军事战略方针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在军事上“除发生特殊重大和必要的情况外，不再扩大占领地域”，不再以攻城略地和抢夺物资为作战目的，而只以局部的战役进攻配合其政治、外交攻势，达成在全局上“不战而胜”解决中国事变之目的。因此，在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每次制订的作战目的都是以歼灭或击溃国军第九战区的主力、迫使国民政府妥协投降为主，而不以占领地区或掠夺财物为主；其每次制订的作战时间都在两周左右，日军在作战中所携带的粮弹也以此时间为参照，一旦达成战役目的，日军都会主动撤退。
蔡继刚也承认，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确取得了不错的战果，薛岳的“天炉战法”当然是功不可没，但使用这种战法的机会只有一次，绝不能反复使用。所谓“天炉战法”，是将兵力在作战地带布成网状的据点，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等方式，分段消耗敌军的兵力与士气，最后，把敌军“拖”到预设的决战地区，再围歼之。当时的日军主帅、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被打懵了头，由于轻敌冒进，日军两个师团在长沙城下被合围，经过苦战才得以逃脱。
可以这样判断，日军并不是没有能力拿下长沙，而是没有占领长沙的计划，日军每次作战后的撤退是由其战略指导思想所决定的。
尽管人微言轻，但蔡继刚还是向军委会的长官们写出了战场形势报告，而且提出警告：“这一次日军对长沙志在必得，横山勇完全有能力拿下长沙。如长沙不保，日军的下一个攻击点肯定是衡阳，甚至有可能在攻击长沙的同时即对衡阳展开进攻。我统帅部应对当前的军事态势重新进行评估，制订出实际而有效的战略方针。”
报告送交到军委会便没有了下文，那些权高位重的大员们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反正没有人重视一个少将督战官提出的警告。
蔡继恒已经接到了通知，明天早晨有一班飞往衡阳的运输机，他可以搭乘运输机返回衡阳。他松了一口气，总算是可以归队了，越早走越好，省得夜长梦多。
如今他在羊街机场成了大名人，23大队指挥官罗伯特上校一见到蔡继恒就眉开眼笑。有一次他去酒吧，屁股还没坐稳，调酒师就殷勤地送上一杯龙舌兰酒。蔡继恒诧异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还没要酒呢。”
调酒师指了指吧台高脚凳上坐着的罗伯特上校：“这是罗伯特上校请你的。”
罗伯特上校向蔡继恒举了举酒杯，招呼道：“嗨，鳄鱼，今天天气不错。”
蔡继恒举起酒杯：“你好！上校，谢啦！”
罗伯特上校凑到蔡继恒身边，向他眨了眨蓝眼睛说：“鳄鱼，我有个建议，你可能有兴趣，想听听吗？”
“是升官发财的事吗？如果是的话，我当然想听！”
“你猜对了一半，发财的事我管不了，但如果你留在23大队，就可以当个中队长，这难道不是升官吗？”
蔡继恒一口把酒干了，他把酒杯放在桌上，起身说道：“对不起，上校，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还是更喜欢中美混合团，那里有我很多朋友，我愿意和他们在一起，谢谢你的酒。”
蔡继恒转身走开，身后传来罗伯特上校的声音：“鳄鱼，你想不想得到一架P…51？你先考虑一下，不必现在就答复我。”
蔡继恒的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