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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梁家国五部曲-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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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武昌起义后,当了一年士官候补生的蒋介石回国,在沪军部当上团长。蒋介石运气很好,当时的中国还找不出几个受过外国军事教育的人,尽管有些人的学历令人生疑,但并不影响这些留洋回来的人成为香饽饽。蒋介石在振武学校学习了两年,加上一年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所受的军事教育总共为三年,士官候补生的经历不能算作学历,那应该属于成为士官前的实习。因此,未来的国民党军队统帅蒋介石从一名士官候补生,一跃而起成了团长,这可是古今中外比较少见的事,这一年,蒋介石才24岁。

    如此说来,这就是蒋介石受过的全部军事教育,他以后再没有受过任何军事教育,但这并不妨碍他教别人军事,甚至成了黄埔军校的校长。

    蒋介石的军事资历虽不深厚,但他对指挥作战总是表现出异常浓厚的兴趣。他经常事必躬亲,越级指挥到师团一级,让各级将领常常感到无所适从,敢怒不敢言。军令部长徐永昌曾在日记中发牢骚说:“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官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因委员长之要求,即本部指导者,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

    蒋介石对军队指挥集权于一身的做法,高级将领们都熟悉,所以每当收到蒋委员长电报,先要看看是哪个机关主办的,如果是“中正手启”,那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果是“中正侍参”(侍从室主办),那也要重视;但如果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就要看具体情景来决定执行的程度了。因此,军令部、军政部乃至后方勤务部门,有时为求命令有效,也都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报,弄得下级真假难辨。

    蒋介石的这种指挥方式,在战争中弊端甚多,但无人敢谏,毕竟他是最高统帅,谁敢给最高统帅提意见?他对手下将领的作战失误,并不是经常给予死刑处理,他主要考虑的是树立个人权威,对派系林立的各种势力如何摆平与掌控,其政治考虑始终摆在首位。有一点是部下们都承认的,蒋介石对部下的处罚,要看当时的心情和平时对此人的印象,因此,蒋介石的公平性是值得商榷的。

    长沙失守,衡阳告急,此时的蒋介石心急如焚。衡阳的战略地位非同小可,它既是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的交会点,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衡阳失守就意味着东南与西南被隔断,西南大后方就会受到直接威胁。

    还有个要命的问题,衡阳机场是中国东南空军基地和西南空军基地的中间联络点,衡阳机场一旦丢失,就会使辛苦经营几年的东南空军基地变成废物。

    衡阳在整个大后方的经济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这个城市位于湘江和耒水汇合处,依靠这两条大河,可以集中输出湖南省每年出产的3000万石稻米,没有这些粮食,重庆的日子就没法过。

    更何况衡阳还有从沦陷区迁来的大量工商企业及丰富的矿产资源,这对大后方的军食民用和军工生产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衡阳失守,会使西南大后方的政治经济雪上加霜,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反过来说,如果日军占领了物产丰富的衡阳,就会给他们“以战养战”的策略注射一剂强心针,给日益衰竭的日本战争机器提供新的动力。

    无论如何,衡阳是不能丢的。

    蒋介石为确保衡阳,开始排兵布阵了,他决定在渌水至衡山地区采取“中间堵、两边夹”的战略计划。所谓“中间堵”,是计划将欧震的第37军和暂编2军放在中路进行阻击;而“两边夹”是由湘江东岸的王陵基第30集团军和杨森第27集团军、湘江西岸的王耀武第24集团军和第4军的一部,形成两大集团对击夹攻之势,斩断向南进攻之敌。

    蒋介石的计划堪称完美,但毕竟只是个计划,问题是,他在制订作战计划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的部队在哪里。实际上,经过长沙会战,准备实施“天炉战法”的各集团军已被打成一盘散沙,王耀武的第24集团军被堵在湘北益阳,其他各集团军有的被赶得远远的,还有的部队在江西边境乱窜,连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都联系不上,就更谈不上收拢部队了。

    焦头烂额的薛岳直到6月23日才和各部队取得联系,下达了指令,准备执行蒋委员长的作战计划。

    然而战场形势突然大变,中国军队的补救行动为时已迟,太晚了!

    现在衡阳还处在大战之前的平静中。这是个极具战略价值的城市,它连接着皖浙赣的第三战区,关系着保卫闽粤的第七战区;它又担负着湖南的第九战区、第五战区与西南大后方的连通与屏障作用;衡阳机场又是东南方赣州、建瓯、浙南机场与大西南空军基地的中转联络站,是美国第14航空队和中美联合空军的重要基地,随着战线的南移,衡阳机场成为争夺长江流域制空权的前出基地,其战略地位非同小可。

    衡阳以前只是个县城,没有一点城市的样子。1941年12月,经国民政府批准,以衡阳督察区治、衡阳县城为主体,加上衡阳县城郊成立衡阳市。

    战争爆发以来,战事一直在长沙以北进行,地处湘南的交通要道衡阳相对稳定,所以大批从北方、长江流域等沦陷区逃难来的人就留在此地落脚谋生了。这些难民中不乏一些有钱的工商业主,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资金。由于资金的迅速集中,战时的衡阳经济便畸形发展起来,郊外的花园别墅、市区的商场高楼、江边的工厂和手工业作坊像变魔术般一下子冒了出来。

    到1943年底,衡阳成了一个颇具规模、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全市工商企业多达八千多户,单银行就有32家,工业总产值达18亿多元。

    1944年的衡阳是个繁华之城,市场繁荣,工业生产兴旺,铁路、公路、水运畅通,大批从沦陷区逃离的文人墨客为衡阳的文化生活注入了活力,这个城市迎来了文化艺术、文化教育的空前发展。随着美国空军人员进驻衡阳机场,好莱坞电影、可口可乐、口香糖等光怪陆离的美国生活方式也融入了衡阳市民的文化生活。入夜,城区的大街小巷,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变幻闪烁,鳞次栉比的酒吧间里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呈现出一派畸形的浮华奢靡。大后方的人们鉴于此地之奢华,又将衡阳称之为“小南京”。

    没有人能想象,巨大的血光之灾已经逼近衡阳,这个繁华之城马上就要陷于血与火之中。

    刚刚被解职的第10军军长方先觉正在城市南郊黄茶岭自己的寓所里,他今天心情不错,便吩咐佣人准备笔墨。方先觉喜欢书法,也酷爱中国古典诗词,他有兴致时,经常写些旧体诗或临帖练字以自娱。

    方先觉是那种很招女人喜欢的强悍男人,他有着1。80米的身高,强壮魁梧,圆圆的脸庞上有一双细长的眼睛,目光中充满机警和自信,两片略厚的嘴唇常常紧闭着,显现出一种很独特的冷峻。

    方先觉点燃一支香烟,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看着佣人在研墨。

    和大部分中央军将领一样,方先觉也是黄埔生,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3期步兵科。抗战爆发之前,方先觉的升迁速度并不快,不过是在李玉堂的第3师补充团里当个中校团副,直到淞沪会战时才当上团长。战争爆发为方先觉提供了升迁的机会,到了1938年10月,方先觉已经是预备第10师的少将副师长了。若不是战争原因,一个才从军12年、年龄仅仅33岁的人,无论如何是当不上将军的。

    当然,方先觉成为将军后也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有误解和委屈,个中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第二次长沙会战时,身为预备10师师长的方先觉差点被蒋介石枪毙。当时预备10师奉命从株洲向湘北移动,途中与日军遭遇,方先觉仓促应战,血战一天,最终还是顶不住退了下来。在战后的检讨会上,蒋介石动了杀机,要拿第10军军长李玉堂和预10师师长方先觉开刀。幸亏天无绝人之路,友军送上一份缴获的日军作战地图,图上标明,与预10师交战的日军有将近四个师团的兵力,蒋介石这才转怒为喜:“唔,预10师打得还是不错的,敌人有将近四个师团的兵力,就是铜墙铁壁,也难以阻挡敌军前进,能抵抗一天,还算不错。”

    这份作战地图来得正是时候,就在蒋委员长要杀人时来了,于是化险为夷。蒋介石认为预10师打不过敌人四个师团是合理的,所以方先觉不但没被杀头,还得到口头表扬,这就是运气。其实方先觉心里明白,别说敌人是四个师团,就是半个师团,预10师也照样顶不住,中日两军作战实力的悬殊是明摆着的。

    第三次长沙会战后,方先觉靠战功升任第10军中将军长,这一年他才37岁。方先觉对得起蒋委员长给的两颗金星,在1943年10月的常德会战中,第10军的名声达到了顶峰。

    常德会战中,第10军奉命由长沙驰援常德,因地处洞庭湖畔沼泽地带,部队难以机动,方先觉命令预10师师长孙明瑾先行夺取资江南岸江堤。孙明瑾明知敌兵力强大,并且对岸已构筑桥头堡火力网,这时渡河作战实为兵家大忌,但军令如山倒,孙明瑾没有犹豫,毅然渡河强攻,在接连五次进攻失败后,亲率敢死队渡河冲锋,终于夺取日军桥头堡,孙明瑾也在冲上江堤时英勇殉国。预10师攻占江堤后,战场局势为之改观,随后第10军所属第3师成功占领德山,接应余程万57师残部突出包围圈,立下大功。

    此战第10军名声大噪,家喻户晓,方先觉自然声誉倍增,被蒋介石召见数次并特送一匾,题词“忠义表天地”。方先觉在重庆一时炙手可热成了“明星”。这也使其他嫡系将领面露羡慕之色。党国要员陈立夫、张群、孔祥熙、李济深等人纷纷宴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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