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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黑妮儿是谁？你妹妹？”
“哪儿呀，是俺家的猪，是留着给俺哥娶媳妇的。”铁柱认真地解释道。
张宝旺恍然大悟：“嗨！我说铁柱呀，你说话别大喘气行不？我还以为麻老五有人命案呢。”
满堂笑道：“铁柱倒是差点闹出人命来，他照麻老五脑袋上砸了一板凳，一下子把这小子脾气全砸没啦，怪不得你看他老实。”
弟兄们都大笑起来。
张宝旺站起身来：“弟兄们，聊的时间不短了，咱们该去干活儿了，这活儿是苦，可咱们非干好不可，仗一打起来，工事就是个保命的地方，你糊弄它，它就会糊弄你，这活儿可凑合不得。”
满堂说：“宝旺哥，咱们几个弟兄能在一起吗？打起仗来，也好有个照应。”
张宝旺想了想：“我去想想办法，现在我还没有分配到连队，暂时在营部帮帮忙，估计早晚要下连队当个班长。董营长和我关系不错，我想请他帮忙，把咱们几个调到一个班里。”
李长顺一听便喜上眉梢：“那太好了，大哥，我当过迫击炮手的事和谁也没说过，现在更不能说了，要不然团里会调我去团属炮连，我一个人上那儿干啥？还是和弟兄们在一块当步兵好。”
这时董营长在远处喊起来：“张宝旺，你他妈有完没完？赶快带上你那几个弟兄，给老子干活儿去！”
1944年，对中国军队而言，是战场态势最为严峻的一年。5月份结束的豫中会战，中国军队兵败如山倒，多年来惨淡经营的黄河防线全线崩溃，中原重镇郑州、洛阳、许昌等几十座城市及县城沦落敌手，第一战区所属各集团军伤亡惨重，望风披靡。而日军则顺利完成一号作战的第一阶段战役，如期打通了平汉线，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区域。
5月底，中原战事尚未结束，长江以南的日军第11军又向长沙大举进攻，中国方面称此次战役为“长衡会战”。
日本陆军第11军是个庞大的战略级兵团，二战时期日本陆军曾出现过近60个军的番号，但用数字序号表示的军级作战单位所下辖的师团数量不尽相同，有的军下辖2至3个师团，是典型的军级编制。但也有的军指挥4至5个师团，更有的军能够指挥多达9个师团的部队，兵力多达数十万，这种军显然已经属于战略集团了。
1944年5月的日军第11军，其兵力及战力都达到空前的规模。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在这次战役中指挥的兵力达到9个主力师团、4个混成旅团，总兵力为150个步兵大队，共计36万人。另外，还有第5航空军的两个飞行师团、海军舰队和海军陆战队协同作战，这是个令人生畏的战略集团。
这时的中国军队，正处在战力严重缺损的阶段。由于中美两国为了战时军事援助、经济援助等问题在高层爆发了严重的摩擦，两国关系几近破裂。其始作俑者，正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中将。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关系是水火不容，两人似乎气场不合，天生就是对头。史迪威甚至私下给蒋介石起了个“花生米”的外号，蒋介石也不示弱，他一心一意、用尽一切手段想把这难缠的老牛仔赶回美国去。
在手握重权的史迪威的运作下，不仅美国援华物资的百分之九十都用在了缅甸作战准备之中，而且中国陆军最精锐的八个军，也被抽调到缅甸方向作战。对中国军队而言，本来由“驼峰”航线空运输入的美援物资在数量上已经是杯水车薪，这样一来，无疑更是雪上加霜。
史迪威与蒋介石不仅有着极深的私人成见，而且在最为重要的关键时刻，对于日军的作战动向与情报判断方面，两人的看法也几乎是南辕北辙。
在日军发动河南战役之前，史迪威的判断是，日军无意对中国军队发动任何作战攻势，最多只是破坏与劫掠的“军事演习”罢了。所谓日军即将在中国战区发动全面攻势的情报，只是蒋介石借口来“勒索”美国的援助物资而已。
战后一些军事评论家认为，史迪威中将作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是难以胜任的，他缺乏作为军事统帅的大战略胸怀和运筹手段，以他的能力，只能指挥一个集团军。
史迪威掌控着一切美援物资，以及中国军队的战略预备队兵力。但由于他缺乏大战略眼光，对广袤的中国战区军事态势视而不见，却只把眼光放在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上。当然，史迪威对反攻缅甸也有自己的考虑，他急于想击溃缅甸方向的日军主力，重新夺回滇缅公路。一旦公路打通，大批美援物资就可以从仰光港直接走陆路运往昆明，这样即可大大缓解“驼峰”航线的压力。
史迪威的想法当然没错，但问题是，他忽略了一个大前提，如果他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大批美援物资也沿着滇缅公路源源不断运往昆明，可如果这时日军已集中全部力量歼灭了华北、华中与华南的中国军队主力，甚至兵锋直指重庆，国民政府被迫流亡国外，那么这些美援物资又给谁用呢？何谓大战略？就是要站在全局的角度上通盘考虑，而不是把眼光仅放在一地一域的争夺上，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重庆军委会的一些高级将领甚至产生了更为偏激的猜测，他们认为史迪威可能有着更阴暗的心理，他希望蒋介石的军队在本土作战中被打得一败涂地，这样他才能有全面接收中国军队作战指挥权的借口。因此史迪威故意忽略日军集结的情报，不断向华盛顿报告蒋介石根本无法作战，日军在中国战区实际并没有威胁。
对于这种猜测，蔡继刚和一部分将领坚决不认可。蔡继刚认为，史迪威在战略上的判断失误是能力及性格问题，绝不可能是人品问题，提出这种猜测的人，恰恰反映了他们自己的心理阴暗。
眼下蒋介石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各方面的压力使他濒临崩溃状态。就在豫中会战最紧张时，蒋介石打算抽调装备精良的远征军回来参战，但遭到史迪威的拒绝，而且在罗斯福总统亲自介入的压力下，蒋介石于4月25日被迫下令远征军由云南出动，渡过怒江，参与缅北作战。这时的日军刚刚攻陷郑州，开始突破中国军队在河南的防线，痛心疾首的蒋介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河南战场军事态势的恶化，手中却无兵可调。
历史的经验证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盟与合作是相对的、暂时的，而国家利益却是永恒的。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几乎所有国家都把“国家利益至上”作为至高无上的法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美国《租借法案》物资的分配上，英联邦国家约占60％，调整后约占58％。在这部分物资中，英国占了大头，约45％，调整后约40％。苏联约占22％，调整后包括英联邦国家转交的物资约占总比例的32％。自由法国、中国，包括东南亚国家抵抗力量总共加起来，分到的物资不到总额的10％。《租借法案》物资总价值达五百亿美元，参加分配的国家共有38个，至于中国战区，从1941年5月6日起到1945年9月3日止，得到的援助总额仅有8。45亿美元，还不到物资总额的1。7％。
1944年夏天，在盟国军事决策者的眼中，欧洲战区第一，太平洋战区第二，中印缅战区第三，而名列第三的中印缅战区中，中国战场则等而下之。
此时广袤的中国战场，从最北端的北纬53度线，到南端海南岛三亚的北纬18度线，到处燃烧着战火，中日两国的数百万兵力正在厮杀，成千上万的城市和村镇在毁灭，上千万的军人和平民在死亡，这区区8。45亿美元的援助物资实在是杯水车薪。就这点可怜的美式装备，还在史迪威的坚持下，90％用于装备远征军和驻印军，因为盟国的军事决策者们认为，英国在缅甸与印度的利益更为重要。
豫中会战之后，中美军队高层之间开始了一场推诿责任的内部大争论。史迪威坚持认为，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极为低下，高层军官贪污腐化，广大士兵更无心恋战，以上原因导致了河南战役的大溃败，其责任完全应由蒋介石来承担。史迪威建议，只有让他完全接掌中国军队的指挥权，才能在中国战区击败日军，而其他任何对于战场的补救与支持措施，根本无济于事。
史迪威的指责当然不算错，但他却完全不提自己情报判断严重失误，导致中国战区没有预先作好准备，以及在作战期间整个后勤支持一塌糊涂、空中掩护严重不足等责任。
事实上，以中日双方当时在中原的兵力部署和作战准备而言，中国军队无论由谁去指挥，其结果都是一样的。面对日军强大的立体攻势，中国军队若是不退，便只有遭到全歼，没有第二种可能。令人遗憾的是，身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中将，似乎没有自我反省的习惯，也不准备承担任何责任。
这边架还没有吵完，华中的日军战略集团又开始了大动作。雄心勃勃的横山勇没给中国军队留出喘息时间，他太明白“兵贵神速”这条铁一般的战争法则了。
多灾多难、苦苦挣扎的中国；筚路蓝缕、屡败屡战的中国军队；内外交困、焦头烂额的蒋委员长……
这一切构成一幅豫湘桂大血战、大崩溃的大背景画卷。
方先觉、蔡继刚等人正在火车站与衡阳市市长赵君迈商谈疏散市民的事。
赵君迈市长与蔡继刚是老熟人，他们同在财政部税警总团服役过。赵君迈出身名门，他的堂兄是湖南军界耆宿赵恒惕，他本人也是留美学生出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土木工程系1926年的毕业生。不熟悉赵君迈的人都以为他是个文人，因为他永远西服笔挺，领带系得十分规范，发型梳理得一丝不苟。
其实赵君迈也是个军人，他回国后担任过浙江省教导团团长、财政部税警总团第一团团长、缉私总队总队长、国军第四师第三旅旅长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