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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每顿饭要用一个多小时，炊事员们也有意见。请军长政委考虑。”
孙泰安心细，马上就考虑到细节：“这倒是个问题，连队用餐以班为单位，就那点儿菜，大家一起吃，相互谦让一下菜也就够了，要是有先有后就容易闹意见，前边的战士要么不好意思吃，要么就多吃，时间长了，后来的战士肯定有意见。”
李云龙烦了：“怎么搞出这么多事来，政治部是干吗吃的？这也要来汇报？以后早请示限定时间，每人一分钟。饭前请示就免了，一天三顿饭再加上早晚两次，一天请示五次，哪儿这么多说的？还干点儿别的不干？以后这类事由政治部自己解决，别动不动就请示。”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化，李云龙渐渐感到一种隐隐的不安，他嗅到一丝不祥气息，事情似乎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这场运动愈演愈烈，已成燎原之势，政府部门的一切工作都停止了，各部门主要负责干部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批斗，连公安局都垮了，根本无法维持治安。野战军和省军区部队只好派出“值勤小分队”，充当起警察的角色来。
〔第三十三章〕（）
地方上的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处于前线的野战军倒显得风平浪静。李云龙的1号首长当得稳稳的，一时还没人敢向他军长的地位提出挑战。但李云龙的心情变得很恶劣，北京和各省都传来不少坏消息，他的不少老战友都被挂上大牌子遭到侮辱性的批斗，尤其是在北京各总部、各军兵种工作的将军，相比之下在各野战军的老战友们倒还相安无事。李云龙最担心的是他的老搭档赵刚，赵刚在总参工作，听说总参闹得挺凶，虽然中央有明确规定，军队系统暂时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但大量的军事院校的学生已经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些受过军事训练、穿着军装的半军半民的红卫兵的破坏力显然要大于一般的红卫兵。赵刚已经很久没有消息了，估计凶多吉少。李云龙把电话挂到赵刚家，也总是没人接。李云龙急了，又把电话打到一个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工作的老战友那里，那老战友压低声音告诉李云龙：老赵也出事了。
在位于北京厂桥总参大楼的小礼堂里，赵刚正坐在台下接受批判。1965年年底，总参谋长罗瑞卿被撤职逮捕后，赵刚便被算作罗瑞卿黑线上的人，也被停职作检查。本来在总参工作过的将军哪个不是在罗瑞卿领导下，岂能没点儿瓜葛？聪明点儿的人都及时转舵，先划清界限，再揭发一下老上级，就可以过关了。党内斗争历来如此，大家都是久经政治斗争考验，已经见怪不怪了。可赵刚却有自己的看法，他对这种无休止的党内斗争已经厌倦了，他看到一些同僚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纷纷落井下石，甚至搜肠刮肚地寻找材料来证实前总长的反党行为和自己的政治预见性，他感到深深的悲哀。从本质上说，赵刚还是个知识分子，大半辈子的戎马生涯，并没有消磨掉他身上的书生气，对是非曲直绝不能含糊。最使他不能容忍的是，多年来党内斗争的现实告诉他，从政治上陷害别人，打击异己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卑鄙小人的行为在这个党内已经养成风气，这已经违反了他当初投身革命的初衷。难道自己以毕生精力投身的这场革命到头来就是为了进行这种无聊的倾轧？
主持会议的一位领导正恨铁不成钢地训斥着：“赵刚，你也算老资格了，‘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转入八路军后就没有离开过军队，没有被俘过，历史绝对清白，打过仗，流过血，功劳苦劳都有。可你为什么就这么死心眼儿？这么多总参的老同志都作了检讨，和罗瑞卿划清了界限，不是都过关了吗？你为什么就这么顽固？罗瑞卿给了你什么好处？你就这样坚持错误，党籍还要不要？职务还要不要？赵刚，你听着，你现在必须表态，不说话是不行的。”
赵刚站了起来，默默地解开军装上衣的纽扣脱下军装，然后摘下军帽连同军装一起扔在桌子上，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既然这个党这个军队如此忠奸不分，这党籍和职务不要也罢了。”赵刚话一出口，语惊四座，整个会场竟然沉默了两分钟。
主持会议的那位领导还以为赵刚的神经有些不正常，在说胡话，他还没见过这么不识时务的人。他用手指着赵刚，气得手直哆嗦：“赵刚，你说什么？你敢再说一遍？”
赵刚平静地说：“好，我再说一遍，大家听好，我赵刚1932年参加革命，从那时起，我就没有想过将来要做官，我痛恨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和腐败，追求建立一种平等、公正、自由的社会制度。如果我以毕生精力投身的这场革命到头来不符合我的初衷，那么这党籍和职务还有什么意义呢？同志们，今天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在这种高级别的会议上讲话，以后恐怕没这种机会了，请同志们给我些时间说几句心里话，可以不可以？”会场上鸦雀无声，坐在台上的那位领导点点头。
赵刚凛然说道：“同志们，近来我常常失眠，夜深人静时经常扪心自问：赵刚啊，你参加革命时的那个党、那支军队现在到哪儿去了？我想起战争时期在我们这支军队中战友之间的关系，同志们，咱们都是过来人，想想吧，好不容易弄到一口吃的，战友们你推我让，谁也不肯多吃一点儿。打仗时，你根本不用担心负伤，因为战友们绝不会扔下你。我赵刚能活到今天，是因为曾经不止一个战友为我挡过子弹，他们牺牲了，我却活下来。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这支军队，这就是战争年代战友之间的生死情谊。可是这种传统现在哪儿去了呢？我们的党和军队到底是怎么了？打击陷害，落井下石，这太危险了，这会毁了我们的党和军队。同志们，大家都摸摸自己的良心想想吧，难道你们真的认为罗总长是反党分子？难道认为只有落井下石才能保住自己？你们错了，如果对这种邪恶的风气不加以制止的话，那么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我们正在走苏联的弯路，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评论什么，我只想请同志们听听1936年至1938年苏联肃反运动的一些统计数字。从1919年至1935年，苏共中央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他们中有20人死于政治斗争。1922年的苏共十一大是列宁最后一次参加的党的代表大会，共选出26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17人在肃反中被处决和流放。至于苏共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的命运，请大家注意，苏共十七大代表共1966人，其中1108人因‘反革命罪’遭到逮捕和处决。这些代表中有80％是十月革命前或国内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60％是工人党员。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有83人即将近三分之二被逮捕和处决。下面我再谈谈苏联红军中的肃反情况。第一批授衔的5个元帅中，有3个被处决。他们是屠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和叶戈罗夫。15名集团军司令员中被处决了13名，85名军长中被处决了57名，159名师长中被处决了110名。同志们，这些统计数字够触目惊心的了，够血淋淋的了。我要说的是，任何一个政党在其执政过程中都有可能犯错误，我们共产党也不例外，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政党的大部分成员甚至是高级干部对是非观念和理性的极端麻木，甚至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推波助澜，把自己的战友和同志往死里整，这才是最可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苏联的肃反中，真正值得称道的高级干部并不多。这些被处决的中央委员和将军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斯大林的恐怖政策吓倒了，为了保住自己，积极地参与杀害自己同志的血腥暴行，什么正义、良知和责任感都被当作破抹布一样扔掉了。同志们，事实证明，即使想昧着良心苟活于世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当一种极端错误的思想或是罪行刚刚在党内露头时，全体党员如果不齐心协力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那么最终是害人也害己，因为你在害人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大家早把正义和良知当作破抹布一样扔掉了，你还指望谁来救你呢？同志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假如今天在座的哪位，在今后的某一天，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送进监狱，请想一想我今天说过的话。”
赵刚说完便从容地坐下，他感到一种彻底的轻松。多年来他一直过着一种谨小慎微的生活，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个刚过门的小媳妇，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他对身外之物考虑得太多了，党籍、职务、多年的资历和家庭。有时不得不做些违心的事，这种日子他实在是过够了，极度的压抑感使他不得不作出选择。因为至少是现在，他还没有看到可以改变这种现状的可能性。“生存还是毁灭”那个困扰着哈姆雷特的选择，今天同样也在困扰着赵刚。在赵刚看来，答案是明确的。如果是有条件的生存，譬如失去尊严和良知，那么他宁可不要生存，而去选择毁灭。
坐在台上的几位领导迅速地交换了眼光，会议主持者叹了口气说：“赵刚，在你进行了这样的讲演之后恐怕谁也救不了你了，你回去吧，等候处理。”
会场上喧哗起来，群情激愤。有人站起来愤怒地大喊道：“枪毙这个反革命分子！”
“……什么他妈的老革命？肯定是国民党特务……”
“打倒反革命分子赵刚……”
赵刚正端着茶杯喝水，一听见这些喊声，便猛地站了起来，把手中的茶杯“哗啦”一声狠狠地摔碎在地上，他轻蔑地环视着会场，目光中饱含着一种愤怒和怜悯，他的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头也不回地转身走了……会场里所有的人，包括台上的领导都被赵刚的强硬举动惊呆了，会场里竟鸦雀无声。
当李云龙得知赵刚的遭遇时，他脸色惨白，不吃不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