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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最好的黏合剂，我和老李的交情也是吵出来的。1938年我刚调到独立团当政委，那天老李正盘腿坐在炕上喝酒，见了我二话不说就递过了酒瓶子。我说谢谢，我不会喝。老李阴着脸哼了一声，说不会喝你到独立团干吗来了？我当时也不高兴了，回了他一句：‘独立团是打仗的，又不是收酒囊饭袋的。’这家伙当时就被噎住了。我看出来了，他是个顺毛驴，在这个团里称王称霸惯了，听说前几任政委就因为和他搞不到一起去，被他挤走的。刚到独立团时，我的工作开展得很难，老李也打定主意想挤走我，那时我对他印象也不好，觉得这人毛病挺多，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团长呢？他的特点是见了上级就发牢骚，明明已经执行了命令，还要唠叨几句，好像不发牢骚就亏了似的。对下级就更不像话了，张嘴就骂人，粗话连篇，有时还动手打人。可奇怪的是，这家伙在团里的威信还很高，全团的干部战士都很尊敬他，甚至是崇拜他。当时我想，这人恐怕还是有些独到之处的。后来，我参加了独立团的几次战斗才明白，老李打起仗来真有点儿鬼才，点子多，善于逆向思维，从不墨守成规。”
一提到李云龙，满脸伤痕的赵刚立刻神采飞扬：“我和老李的性格相去甚远，他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而我却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两种类型的人一旦相遇，碰撞是免不了的。老李这个人极务实，他嘲笑理论，一概斥之为‘大道理’或‘狗皮膏药’，而我那时书生气十足，偏偏爱搬弄理论。”
“我猜，后来你们成了好朋友，主要还是因为你也现实起来，再不搬弄理论了。”冯楠说道。
“是呀，战争的环境太严酷了，理想主义应付不了这种残酷的现实。坦率地说，当时的独立团没有我赵刚一样能打胜仗，要是没有李云龙，独立团在晋西北那种严酷的环境里连一个月也生存不了。关于这一点，我对老李非常佩服，把他当成了我的老师。”
冯楠依偎着赵刚道：“我看，你们俩都是悲剧人物。赵刚，你恐怕至死都是个理想主义者，你参加革命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准备为了某种理想而献身，当现实违反了你的初衷时，你便有了一种破灭感。因为你无力阻止现实的发展，那种无奈和痛苦是很深刻的，如果带着这种痛苦活着，你会感到生命变得毫无意义。”
赵刚用一种极为复杂的眼光注视着冯楠，嘴里叹道：“咱们生活了十几年，你在我面前始终扮演一个温柔妻子的角色，几乎使我忽略了你的另一面，难道你要到最后时刻才亮出你的剑锋？真可谓后发制人呀……”
冯楠露出凄楚的笑容道：“性格即命运。我没有能力改变你，唯一能做到的是，始终伴陪你直至死亡。”
赵刚痛苦地流下眼泪：“你这样做毫无意义，这是有意让我的良心负债，为什么不给我一些自由的空间？给我一些选择的权利？”
“赵刚，你知道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吗？”
“当然知道，那也是一群充满理想主义的革命者。”
“我在想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在想他们的妻子，那可真是一群高贵的女性。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的妻子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和丈夫断绝关系，继续留在圣彼得堡当贵族；要么被剥夺贵族身份，陪伴她们的丈夫去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些高贵、柔弱的女性表现出极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后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感动得流泪了，他说：她们抛弃了一切贵族身份、财富、社交和家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义举，为了争取自由而牺牲了一切。无辜的她们在漫长的25年里，经受了她们‘罪犯丈夫’所经受的一切……你看，一百多年过去了，在人们心中，那些英勇的十二月党人反而不如他们妻子的历史形象完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成了一个群体，成了一种英雄主义的象征，历史也牢牢地记住了这些伟大的女性。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假如没有了你，我活着便没有任何意义，思想的孤独和对你的怀念同样也会杀死我。还记得吗？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一见钟情。那时我就想，感谢上苍，这个男人是上苍恩赐予我的。”
赵刚轻轻搂住妻子，环视着客厅，被抄家后，客厅里已面目全非，藏书被撕成一堆堆的废纸，赵刚穿着礼服、佩着少将军衔的大照片上被打了红色的叉。赵刚轻轻笑了：“人生真像场梦……”
“告诉我，当年你投笔从戎，投身一场革命，几十年的征杀，落得如此结局，你后悔吗？”冯楠问。
“不后悔，我尽了一个中国人的本分，当时民族危亡，强敌压境，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在侵略者面前，我们没给中国军人丢脸。至于那场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我为能参加那场战争而感到自豪。那是一个独裁的、不得人心、腐败透顶的政府，那个政府不垮台，天理难容。我这一生参加了两场战争，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没什么可后悔的。我只是感到痛心，我想起那些为了建立这个政权牺牲的战友，想起他们我心里就受不了。从1938年我进入八路军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11年里我换过的警卫员就有13个，他们都是死在我眼前，大部分是为了掩护我才牺牲的。直到今天，我一闭上眼睛，那些生龙活虎的面孔就出现在我脑子里，我能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清楚地记得他们牺牲的顺序和地点。淮海战役时，牺牲的那些战士何止成千上万，那些刚从火线上抬下来，蒙着白布的尸体在田野里摆得一片一片的，数都数不过来。我亲眼看见一个伤员在担架上拼命挣扎哭喊‘放下我，我要回去，我们全连都牺牲了，我要去报仇哇’。担架旁的一个老人哭着催促担架员：‘快，快，这孩子快不行了，快点儿啊，孩子你等等，快到医院了，你不能这就死呀。’当时呀，我已经是纵队副政委了，应该在下级面前保持点形象了，可我当时……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哭得连话也说不出来。这些为了理想而捐躯的人，他们本以为通过自己的牺牲能换来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可他们的希望实现了吗？”
说到这里，赵刚不禁泪流满面，他使劲擦去眼泪道：“我想起田先生，10年前，就是在这座房子里，我和田先生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现在想起来，田先生真是个少见的智者，他的眼光真能透过重重的迷雾看到未来。他在10年前就担心我们的民族会出现一场浩劫，现在还真不幸被他言中了。我明白了，‘革命’也许是个中性词。它可以引导人们走向光明，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人间灾难。革命必须符合普遍的道德准则即人道的原则，如果对个体生命漠视或无动于衷，甚至无端制造流血和死亡，所谓革命无论打着怎样好看的旗帜，其性质都是可疑的。我现在终于理解了当年高尔基的大声疾呼：在这些普遍兽性化的日子里，让大家变得更人道一些吧……如果拒绝人性，没有爱与情，是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的。冯楠，我没有能力阻止灾难的蔓延，但我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尊严，没有了尊严我宁可选择死亡。”
冯楠注视着赵刚说：“我对你们共产党人最初的印象是解放军进上海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战士都露宿街头，连我家的门洞里都躺满了，真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我早晨出门没看见在地上躺着的战士，差点被绊倒，一个年轻的团长向我立正敬礼，一个劲儿地道歉，感动得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真是人民的子弟兵。那个团长顶多二十七八岁，英俊潇洒，口才真好，好像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待女士很有点绅士的派头。那时我想，共产党里真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能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由弱变强，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的政府，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没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参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遇见你以后，我更加深了这种印象。我丈夫这样优秀的人都是共产党员，这个党执政还会犯错误吗？那时的我真幼稚。其实任何一个政党都有可能犯错误，以我一个党外人士的眼光看，这个政党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自觉地进行了一场素质逆淘汰。渐渐地把党内富有正义感的、敢于抵抗邪恶势力的、置生死于不顾为民请命的优秀人物都淘汰掉了，这样，灾难就不可避免了。我说得对吗？”“对了一半，优秀人物还有的是，而且是在不断站出来。至少，我相信李云龙就是一个。他是条硬汉子，比我有勇气。”赵刚挺直身子，不料碰到了伤口，疼得直抽冷气。
冯楠心疼地扶住丈夫：“别动，静静地坐着，休息一会儿。”
赵刚合着眼，仿佛已经睡了过去……一缕思绪掺杂着淡淡的忧伤将他带回了当年的延安“抗大”，他曾在那里学习过，他忘不了那陕北的黄土高原，那纵横起伏的山系就像在一刹那被凝固的波浪，缺少植被而贫瘠的坡地，瘦骨嶙峋的老牛拖着古老的木犁，似乎是从天外传来的高亢苍凉的信天游调子：
羊肚肚手巾哟，
三道道蓝，
咱们见个面面容易，
拉话话难。
看不见那山上哟，
看不见人，
我泪个蛋蛋抛在那沙篙篙里。
…………
安塞的腰鼓在震天轰响，漫天黄尘中白羊肚手巾在点点跳跃，绥德的精壮后生，米脂的俊闺女，硝烟中的《黄河大合唱》，刀枪铿锵的《大刀进行曲》……千里淮海大平原，几十万野战军官兵高唱着：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喘气，不让敌人跑掉……陇海线两侧，数十万大军卷起两股狂潮，扬起漫天尘土，呼啦啦地南北呼应，昼夜兼程，席卷而去。强悍的黄百韬兵团顷刻间灰飞烟灭……
节日的礼花，五彩缤纷，阅兵式上炮车辚辚，飞机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