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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赢得了声誉，如约瑟夫向我们指出的那样，在他出使罗马的时期，名望极高。
在费龙的任何一部著作里，都未曾谈及耶稣、耶稣的福音书和他的十二弟子，也没有谈到任何和基督教有关的内容。假如真的如同整个基督教传统所证实的那样，认为早期的基督教具有一个酝酿时期，并在这个时期里，基督教脱离巴勒斯坦只是为了让圣保罗把它的教义传播到小亚细亚的沿海地区，那么，费龙怎么能知道在汝代地区发生的事件呢？生活在埃及的费龙大概活了九十多岁，正值圣马可②把福音书传入亚历山大的时代①。圣欧芮勃和后来的圣吉罗姆②对所谓“费龙的基督教”所发表的言论既不符合实际又违反逻辑。这是费龙关于埃塞尼人和泰拉巴特人的两部著作使他们受骗上当的。值得注意的是，最初几个世纪的教会里的神甫没有一个陷入这种明显的错误之中。居住在埃及的克莱蒙③、奥里吉纳④、亚历山大的大主教圣阿塔纳斯⑤、曾在这个国家旅行过的圣吉斯坦⑥、泰尔特里安⑦以及任何在圣欧芮勃之前的人都没有把人人皆知的名为泰拉巴特的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混淆起来①。圣欧芮勃只是在费龙以后二百年，在泰尔特里安以后一百年，由于没有为他的推论找到任何可靠的依据，并对犹太人表现出的如此多的基督教特征深感惊讶，才猜想费龙所描绘的这些泰拉巴特人大概正是圣马可的门徒。确实，为了基督教的利益，他不敢把埃塞尼人吸收进来。因为谬误也许会引起公愤；可是他不管别人的理由如何充分，也不管费龙的文章②怎样肯定，还是把泰拉巴特人和埃塞尼人区别开来。然后为了阐明费龙是如何在他的著作中表现出对摩西法典的极大关注，同时又对早期的基督教怀有强烈的兴趣，他必须对此提出另一种假设；他设想费龙很有可能在赴罗马途中，结识了圣彼得，并在返回亚历山大后，十分热情地描绘了圣马可教堂①。圣吉罗姆抄袭了圣欧芮勃。在有关的两篇论著中，没有一个词明确否认了这种假设。费龙谈到犹太人，谈到埃塞尼犹太人，却不提基督教徒。圣欧芮勃和圣吉罗姆的这些荒唐论点只是证实了这么一点：基督教在许多方面早已存在于埃塞尼教中，他们由于被这样明显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所打动所以不得不作这样的假设：既然埃塞尼人和基督教徒如此相似，那他们就应该是初期的基督教徒。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完全弄错：只是这一部分基督教徒远远早于耶稣基督，而且耶稣本人正是从他们之中诞生出来的。甚至可以这样断定，费龙对这些基督教徒的叙述是在耶稣到伽利莱地区传教之前，也许可能如我所说的那样，是在耶稣本人诞生之前。
②圣马可（S．Marc），《新约·马可福音》的作者。——译者
①圣欧芮勃，圣吉罗姆，所有历史学家和古代研究殉教圣人的专家都一致认为，圣马可是进入埃及的第一个门徒。这是圣吉罗姆在他的僧侣作家名册里谈到圣马可时所说的话。人们说他从公元四九年，即克罗德王朝九年时起从圣彼得那儿接受了这个使命，但是他十二年内象流浪汉一样在利比亚和邻近的省份内游荡，因为倘若他没有接受特殊启示的指引，他是不敢进入亚历山大的。确实，这种传说是靠不住的，而且近乎荒唐。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和圣欧芮勃一样，把基督教传入埃及的时间追溯到公元四三年。显然，年过七旬的费龙不可能受到它的影响，而他的作品全部是在这个年代之前写成的，故不可能留下它的任何痕迹；事实上阅读这些作品可以最清楚地证实这一点。
②圣吉罗姆（S．Jérome，347—420）教会之父。他曾是教皇达马斯（382—385）的秘书，以后隐退，创立了几所修道院。他把《圣经》译成拉丁文，曾经过仔细修改，翻译圣欧芮勃的《编年史》以及系统介绍基督教作家等。——译者
③克莱蒙（Clément，150—215），希腊基督教作家。后定居在亚历山大，成为异教徒，但他仍然编写古希腊基督教戏剧竞演的纪录。据说他是奥里吉纳的导师。——译者
④奥里吉纳（Origène，185—254），希腊语基督教学者。对哲学、教义等方面都有较深的研究。——译者
⑤圣阿塔纳斯（S．Athanase，295—373），亚历山大主教。曾写过许多教义方面的著作。——译者
⑥圣吉斯坦（S．Justin，100—165），希腊语的基督教护教论者。——译者
⑦泰尔特里安（Tertullien，150—222），拉丁语基督教作家，作品甚多。——译者
①参见布依埃议长复蒙化宫的信件（原文第二四七页，以及以后的文字），其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很多。
②在《福音书备考》第八篇里，圣欧芮勃正式承认费龙谈到的有关埃塞尼人的一切是与犹太人相连的，但是在他的《教会史》里，他把同一个作者（指费龙）谈到的有关泰拉巴特人的一切又归属于基督教徒。然而这种区分是不切合实际的，并且缺乏证据，以致他本人都不敢直截了当地研究它，他含含糊糊地从这个困境中摆脱出来，宁肯显得自相矛盾，也不愿辩明其中的道理。圣吉罗姆则单刀直入，在他的目录里删除了费龙的第一部论著，即关于埃塞尼人的论著，并把它跟第二部著作合并在一起。
①然而必须指出：圣欧芮勃和圣吉罗姆只是把这些离奇的故事当作极不可靠的传闻而不知不觉地接受下来。圣吉罗姆甚至承认，他只是根据费龙所叙述的泰拉巴特人和基督教徒之间存在着的紧密联系来证实这些故事的，他说：“我把犹太人费龙放在僧侣作家之列，因为当他写一本关于亚历山大的福音传教士马可的第一座教堂时，他会表示出对我们教堂的颂扬。然后，他为费龙的著作所开的清单上，删去了费龙关于埃塞尼人的论著；他把这一部著作同另一部有关静修生活的论著混在一起，并认为这两者的特征是与初期基督徒相联系的。苏达斯重复了上述的错误，甚至更进了一步：他把费龙关于埃塞尼人的论著，即《愿具有美德的人都享有自由》，当成是关于基督教徒的论著：《论基督教徒的生活》。十分明显，无论是苏达斯或圣吉罗姆，都没有仔细研究他们论及的那些著作。福底于斯阅读过这些著作，他的认识是比较正确的，他说：“我阅读了费龙关于犹太人中选择哲学生活者的论著，他们或一心静修，或从事某些实践活动。一些人称埃塞尼人，另一些人称为泰拉巴特人。”所以他肯定这两类人都是犹太人；然而，这并不妨害他后面接受费龙和圣彼得两人关系上的有趣故事。圣奥古斯特没有被所谓费龙的基督教之说弄糊涂；他肯定说费龙并不相信耶稣基督。
况且，不管怎样，埃塞尼教本身可以清楚地说明，圣欧芮勃和圣吉罗姆为何在评价费龙及其关于埃塞尼人的著作时走入歧途。因为费龙虽然是法利西人，却很可能象约瑟夫后来所做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研究和实践埃塞尼教，他不仅和有实践活动的埃塞尼人发生联系——无论他们是结过婚的，还是独身的——，而且也和他向人们描绘的亚历山大周围的静修教徒进行接触；总之一句话，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真正入了教的埃塞尼人。他谈论埃塞尼人时的热忱自然使人产生这种想法，虽然我们在他的著作中尚未找到能够证实这一点的某些段落。然而他给我们留下了人们称之为费龙的埃塞尼教的种种迹象。尤其因为在他的某篇论文中①，他谈到他自己“专心于研究和静修的这段生活经历”。他埋怨“命运——美德的仇敌，使他陷入公众事务的汪洋大海之中”；他怀念这些岁月，“那时，他只能从对神圣告诫和庄严神谕的沉思冥想中去寻求乐趣；他摆脱了人间的任何思想；他对享乐，财富，荣誉深感厌恶；他认为自己在精神上超脱尘世，是最快活的人。”他补充写道，某些人看到他放弃他的第一生命而投身于公共事务中去，“都对他的命运表示惋惜，就好比同情即将成为瞎子的一个人的命运那样。然而，他说，我又睁开了人们以为已经失去的双眼，人们担心我一辈子在茫茫黑夜中度过，象一个被上帝遗弃的人。”难道人们看不出这和埃塞尼教本身竟是如此相似，如同约瑟夫和费龙向我们描述的那样吗？此外，费龙的每一篇著作都对《圣经》的寓意有所解释，这习惯又从何而来？难道这不是恰巧来自埃塞尼教？事实上，他不是向我们表明埃塞尼人象是一种寓意流派，它给《圣经》上记载的种种事实赋予一种玄学的或精神的意义吗？因此费龙本人也完全和埃塞尼人相似，可以这么说，他在许多方面代表了埃塞尼人①。他的摩西法典，由于别具特色，实际上成为一部埃塞尼摩西法典。既然基督教自身大部分产生于同一个根源，那末把所有一切汇集在一起就会使四、五世纪的基督教徒，如圣欧芮勃、圣吉罗姆等人，都不可避免地产生错觉，把那位信奉埃塞尼教的犹太人所描述的埃塞尼静修教徒看成是基督教徒。
①《宗教十戒的专门法律》第二部分。
①也许在后面我有机会对此提出不容置疑的证据。
现在读者很难摆脱我要引导他们接受的结论，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我所引证的那些论据可能都是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产生的，认为无论是费龙本人，还是他谈到的埃塞尼人，都从耶稣的传道中接受了某种改革和新的推动力量；但是我认为读者现在不应产生这样的念头，因为费龙的这些证据已被证实先于基督教，也因为费龙的所有其他著作——当然都是些犹太著作——都毫无保留地忠实于摩西，虽然这些著作或多或少具有同样的特征。我要继续引证费龙关于泰拉巴特人的叙述。我只从他的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