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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不同。以化学为终极真理的那个小卡拉马佐夫确实让自己的化学和“诸位”激烈而痛苦地交战了，我们这里的新经济学却和刚刚还被自己奚落的文学迅速抱在一起。崇拜化学的人所以崇拜化学，因为他天真地相信化学能够解释一切，但崇拜经济学的人所以崇拜经济学，并不说明他确实相信经济学可以解释一切，相信诸如“广大农村的消费潜力亟待挖掘”之类酒醉饭饱后的灵感迸发可以创造九十年代或两千年后的经济奇迹。他多半是崇拜经济学在目前形势下足以扫荡其他一切学问的威势。
九十多年前，一个中国青年在日本学医，看过一次幻灯片后，决定放弃专业，认为“第一要著”应该是文学，而且真的就干起来了，终生未渝。但他那时候并没有怎样张扬，事后回想起来，还带着一种苦涩的自嘲。现在这样的文学据说已经“过去”了，因为更灵光的东西——经济学——“来了”。
但愿这回来的真是经济学，而不只是“来了”，则文学就算过去，又何足道哉。
女性化的中国
？ 赵无眠
——————无事生非
近几年，国内文化界很流行一种“阴盛阳衰”说。意思是，女人比男人强——女歌星比男歌星窜红，女影星比男影星出彩，女作家比男作家走俏，女运动员比男运动员拿金牌多得多……连女人做起生意来，据说也比男人的手笔要大：前一阵子频频有报道，女明星某和某女明星投资房地产，一甩手都是数以亿计。还有的更把大生意做到了国外，例如“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想想也是，曼哈顿的中国男人要算也不少，却不见一个能够出息到把自己的发财故事写成通俗小说的。即使写了，大概也没有谁爱看。因为女人发了财，不免觉得她“绚烂”；而男人有了几个钱，无非多添了些铜臭而已。
不断传来的好消息，使得“女性主义”者们大受鼓舞；认为创造“女性文化”的时机到了。有两点要说明的：一、所谓“女性主义”，以前通称“女权主义”，或叫作女权主义之一种。女权主义有很多种，小至“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大至妇女参政、与男性抗衡乃至反过来凌驾于男性之上等等。女性主义则以创造一种完全不同于“男性文化”的“女性文化”为己任。二、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多属留学海外的文科学生，是为一种时髦，而国内暂未形成风气。但实际上，却有很多没打旗号的女性主义者，绝对人数远非海外所能比。只要有人登高一呼，保准应者如云。
细观女性主义的宣言，其实并不新鲜。要创造女性文化（或曰“创造女性传统”）吗？毛泽东早说过：“妇女也有半边天。”摩登的女性主义者们讲到天上去，也还是没能超越毛的境界与气度。在共产党内，的确也不乏表现突出的女性。早期就有蔡畅、邓颖超，及孙夫人宋庆龄。平心而论，解放以后，女部长、女委员、女省长、女市长……实在够多，举世很难再找到哪个国家能与之抗衡。要说这些女同志全是花瓶，恐怕太牵强，除非我们把所有的男同志都同时定义为花瓶。
中共历史上，最非凡的女党员当然莫过于江青。她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位“女性主义者”。不仅仅到处发表宣言，还真的动了手创造“女性文化”（或曰“女性传统”）。她亲自培育的革命样板戏，设计反“男性规定”的女式服装，身体力行争取女性解放，可谓成果累累。
更重要的，她还“勇于摧毁父系社会诸多层层相扣的政治运作，敏锐地批判之，”并且“她够勇敢”，竟力图“炸毁它”。“她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因为在每一件人事上，甚至每一张绘画、每本书中，她看到了革命的必要与契机。……她只需要一双眼、一张嘴与一只笔，整个世界就在她面前开始变动、重整，直到她所建造的世界足以和现有的抗衡，慢慢更正，终至替代它。”（本段引句见《□□中国》第13期童若雯《女性主义者的悲剧》。童的这些女性主义宣言用来形容江青再贴切不过。）
当然，她的勇气和勇气所寄附的巨大权力还是来自于男人。但她敢于向一切挑战的狠劲儿，甚至连男人也不能及。她慢了一步，到底没能斗过“父系社会的政治运作”。主要是时间和人手不够，我们也就没能看到现有的“整个世界”怎样终至被替代。但已经替代的部分我们曾有幸领教过，那真是妙不可言。
革命样板戏为我们塑造的一批女性形象，没一个“反面人物”，一律的光彩夺目。吴琼华、柯湘、江水英、方海珍、阿庆嫂、李铁梅、小常宝……个个都不是男人的传统文化所规定的角色。撇开因剧情需要套在她们头上的政治信念不说，就很符合女性主义者的定义（好在女性主义者们也并无统一的政治信念）。
作为一种典型的女性文化，样板戏曾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当然也包括中国的男人。男人们见了柯湘、李铁梅、阿庆嫂一类的女人，大抵是不会有什么非分之念的。只有喜儿（白毛女）例外。土财主黄世仁对她进行性骚扰，结果被捉起来枪毙掉了。
而样板戏的男人形象，不是脂粉味很浓，便是孩子气十足。或者更确切些说，与女性（尤其是动辄“批判之”、“炸毁它”的“女性主义者”）相比，看不出什么“性差”来。明眸皓齿，皮肤白皙光铴，红扑扑的娃娃脸，感情细腻缠绵，泪花闪闪，见了长辈及当官的即作娇憨状、扭捏状、羞涩状、绕膝承欢状……凡此种种，不仅不恶心，反而成了审美男性的标准。
然而在对男性的精神阉割上，中国传统戏曲也并非没有担当过十分吃重的角色，而坐视革命样板戏专美于后。京剧为“北派”戏剧的代表，其最大的特点是男人扮女人；“南派”戏剧的代表越剧则恰恰相反，是女人扮男人。不论哪种扮法，都为削减男人的雄性荷尔蒙作出了重大贡献。
鲁迅曾描述国民沉湎于梅兰芳式的表演：男人看到的是“扮女人”，女人看到的是“男人扮”。其实例并不尽然。男人对于女人的细致入微地诠释和惟妙惟肖地模仿，自有其魅力与趣味，甚至亦不妨有它的艺术价值。问题是，“男人能够扮女人”，并且“男人扮的女人比女人还女人（更够味）”这一事实，在积弱与病态的文化背景下，早已超出一般的观赏意义，为大众所接受、认同、着迷，以致竞相效尤、推波助澜、蔚为风尚。所谓“戏台小社会，社会大戏台”，真是一点不假。四位男扮女妆的专家——“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也得以“雄踞”国剧艺术的峰巅。
女人扮男人，虽远不及男人扮女人的成就辉煌，但也可圈可点，别有一种风韵。除少数挂须的老生之外，大多为儒雅白净的相公。他（她）们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既男又女，雌雄莫辨；而且成天与豪门的小姐、丫环混在一起，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汗巾子上一把诗一把血一把泪一把鼻涕的，卿卿我我凄凄惨惨切切。偏偏又是这种孱弱的软蛋能够金榜题名，做上大官儿衣锦还乡。久而久之，民间逐渐形成一种概念：他（她）们即为男人出息的典范，——“大丈夫”当如是耳！
一般人念叨着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只是被人们强调得够多的一个方面。在中国，女性文化自有它不可摇撼的地位，尤其是世俗文化。可以说越世俗，女性的色彩越浓。即以最受国人尊重、影响覆盖面最广的神——观音菩萨而论，就是一位女同志。其实“她”以前在印度本是个男的。侨居中国后，为了增强在民众中的亲和力，以适应普渡众生的需要，毅然做了变性手术。果然深入人心。解救苦难，求生贵子，祈保平安……总之事无巨细都去找她。民间的烧香拜菩萨，显然比“临事抱佛脚”更为盛行。
她的老师释迦牟尼先生，几经反思，才算悟出“青胜于蓝”的道理，只好也向她靠拢。虽久经香火熏烤，却日见细皮嫩肉、眉清目秀、体态丰腴，还翘起了兰花指，终于以一副“男人女相”，进驻中国老百姓的心灵。当然比起他那位彻底女性化的弟子，犹逊一筹。
女性在中国神话中的位置，并不因“重男轻女”而稍减，是很奇怪但又无法否认的一件事实。有人（例如童文）为“某些现代知识分子”忘记并且难以接受“我们共同的母亲——女娲”而愤愤不平。但她们却“忘记”了做一项调查，在“现代知识分子”当中，到底是不记得“女娲补天造人”的多呢，还是不记得据说由三国时的文人发明的“盘古开天地”的多？她们同时还“忘记”了，如果没有包括《封神榜》和《红楼梦》的作者在内的“文人的发明”和记载，作为同样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女性主义者们，又到哪里去搜寻中国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脱离的”那个“子宫”呢？
恰恰是，中国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仍未能“脱离我们的子宫”。女性们在强大的夫权及父权压迫下，几千年来顽强地坚守着她们建造的另一种体系，形成男子社会不可忽视的制衡力量。她们一直没中断过积极的地下活动——在帷帐后、在枕头边、在锅台旁，尽一切可能施展和渗透她们治家治国的影响和权力。当制衡的力量足够大的时候，她们就索性发动“政变”，走到前台直接支配甚至取代男子的地位。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多到不胜枚举。佼佼者如吕后、武则天和慈禧，分别出现在中国最强盛的三个王朝（汉、唐、清）的初期、中期和末期，主宰政局都多达数十年。所谓“牝鸡司晨”的功过，自有学者们评说。女人是不是“祸水”，本文也无兴趣去探讨。这里想说明的只是，女性最强大最锐利的武器，既非姿色亦非名位，而是她们的“子宫”。
道理很简单，姿色会衰退，名位则干脆掌握在男人手中。只有“子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