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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筒蝗菀琢恕！�
梅玖秀才的文章大概不会有什么长进了，但梅玖相公的官运正不可限量。人们称赞会做文章的秀才，其实他们不懂，会做文章是最没有用处的。真正有用的，是梅玖这样的。您瞧，他活得多滋润，虽然他不曾唱过主角，但哪个时代都少不了他。老实说，主角们的戏，多一半还是靠他们在唱呢！
梅玖高寿，直到今儿，还没见老年痴呆的迹象。看来，他且得活一阵儿呢。
批判传统文化仍是当务之急
？ 王彬彬
——————岂好辩哉
人们常说，中国正处于一种社会转型期。所谓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这个转型的过程应该说始于上世纪中叶，它与中国的一批志士仁人睁开眼睛看西方是同时开始的。中国人在睁开眼睛看西方的同时，也开始以一种冷峻的目光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始正视传统文化的弊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社会的转型，正是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为先导的。既然转型意味着对传统的社会路向的偏离，那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就应该一刻也不放松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社会转型的过程，也就是文化更新的过程。传统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势、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倘若得不到根本改造，转型的过程便永远不会完成，现代社会也永远不会到来——这些，本来早就是一种常识了。然而，这种常识在九十年代却遭到了否弃；遭到了践踏。在怎样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九十年代以来，从官方到学术文化界，一直到民间，观念都颇为混乱。总的说来，“弘扬”传统文化的阵势，大大压过了“批判”传统文化的声音。“弘扬”，已经成为一种时髦，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则在一些人心目中成了过时与落伍之举。是否应该继续批判传统文化，在今天又成了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正像这个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无法回避一样。
昨天，晚饭后我打开电视，荧屏上是一个诗人在朗诵自己的诗。原来，这是去年召开的一次全国性诗歌讨论会的专题报道。一个接一个诗人朗诵了自己的诗之后，又发表对诗的看法。其中一位不老不少的诗人说道：“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化全面复兴的时代，中国诗歌也将全面复兴。”听到如此高论，坦率地说，我忍不住在心里骂了一句粗话。当然，此类高论已不是第一次听到。早有今日学术界的“大师”级人物，宣称东西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世纪是西方文化称霸世界，是全球奉行“西方中心主义”；而到二十一世纪，则是东方文化，具体说来，便是中国文化反败为胜，风靡世界之时。到那时，全球都将奉行“中国中心主义”，因为到那时候，各民族都会彻悟到，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拯救人类，拯救世界。被这些人认为将要“全面复兴”并主宰世界的“中国文化”，并非指一种再生的新文化，而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
把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传统文化的“复兴”等同起来，可算是这个“世纪末”最大的怪论之一。“复兴”是相对于“衰落”而言的。中华民族的全面衰落，是从一百五十多年前与西方列强相遇时开始的。此后，一代又一代优秀之士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求索、而奋斗。他们的一种共识，便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导致中华民族衰落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华民族要“复兴”，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改造。尽管他们也有一些分歧，例如，有人态度更激进，主张全盘抛弃传统文化，有人则稍温和，认为传统文化也有精华与糟粕之分，但在传统文化不能原封不动地继承下去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然而，到了今天，社会转型的过程还远未完成，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却被视作了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一种条件或一种结果。不知以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为标志的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将是何种面目，是“复兴”到鸦片战争前的“我大清”，还是更早些的汉唐宋明？
的确有很充分的理由把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分成两个阶段。在八十年代，人们正确地看到了传统文化是导致包括“文革”在内的种种“左”的灾难的根源之一，也正确地看到了传统文化是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在八十年代几乎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而九十年代以来，“弘扬”传统文化的声浪渐高，批判的声音则愈来愈稀落。这里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就思想文化界来说，反思辛亥以来的激进主义是一种原因，对“五四”以来的启蒙精神的质疑和否定也是一种原因，还有“国学热”也是原因之一。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和全盘否定，被视作是激进主义的一种表现，当激进主义遭清算时，便连对传统文化的温和的批判和非全盘的否定也仿佛成了一种谬误。“五四”以来的启蒙运动，核心内容便是揭示传统文化的弊病，当启蒙精神被从根本上怀疑和否定之后，再对传统文化发出批判之声，就难免“死抱住启蒙不放”之讥。至于对国学的研究，本身并不一定排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深入细致的研究，甚至有利于深入细致的批判。但对国学的研究一旦成为一种热潮，而且这种研究是以“弘扬”传统文化为目的时，也难免引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一往情深。在“国学热”中，又有一股持续不衰的“国学大师热”。对这些“国学大师”的无限尊崇，也演变成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肯定。这种情形在“陈寅恪热”中表现得最为典型。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当然令人生出高山仰止之感，他的人格操守也足为后生楷模；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他对传统文化的依恋也无可非议。但在“陈寅恪热”中，人们在赞美和仰慕他的学术成就和人格操守的同时，也不知不觉间认同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既然连陈寅恪都不批判不拒绝传统文化，我们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格去批判和拒绝呢？
那么，过去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否真的就错了，而今天对传统文化便只应该大力“弘扬”呢？是否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以批判传统文化为条件而是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前提呢？是否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传统文化的“复兴”，非但不相矛盾不相冲突反而互为因果呢？——当然不是这样！中国社会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阻碍，但最顽固最难克服的阻碍，始终是传统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势、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中国目前的诸多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追根溯源的话，都与传统文化脱不了干系。中国目前的改革，政治上的目标是建立法治社会，经济上的目标是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而这两种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对传统文化的严峻批判。且不说什么“复兴”与否，要让中国人都具有起码的现代公民意识，要让中国人都具有起码的个人权利和尊严，便都绕不过对传统文化的清理。
在这里，我想谈到近年出版的两本书。一本是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一本是董郁玉等所编的《政治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是一本探讨“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的专著，其中的重要内容，是探讨怎样才能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政治中国》是近年有关专家学者谈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汇集，核心内容，则是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读这两本书，我的一种深切感受，便是传统文化仍然是阻碍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仍然是一种当务之急。
在《现代化的陷阱》中，我们看到，中国目前的众多经济社会问题，诸如国有资产的流失，市场游戏中伦理规范的缺乏，以及农村社会中宗法组织的死灰复燃，等等，都能从传统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势、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上找到根源，都受制于传统文化对“人”的理解。例如，被称作“政治之癌”的腐败问题，是政治和经济改革中最明显最直接的阻碍。腐败虽然是一种人类共有的现象，但中国目前的腐败却是深具中国特色的。腐败之风如此之盛，人们甚至不以腐败为耻反以腐败为荣，将是否能参与腐败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腐败，视作是一个人是否有价值有成就以及有多大价值和成就的标志，实与中国传统的“贪渎文化”有重大关系。换言之，中国目前的腐败现象如此严重，不妨视作是传统的“贪渎文化”在当代的被空前“弘扬”。何清涟说：“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戒律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千里做官为求财’则说明中国人心灵深处对在政府任职的一种世俗看法（‘经世济民’只是儒家的道德政治理想，而不是中国人，尤其不是普通民众的普遍理想）；‘法不责众’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使社会惩罚失去效力。正因为如此，这十多年来关系网的形成，腐败行为的大量滋生，在我国都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更糟糕的是社会现在已出现了不以腐败为耻、反以腐败为荣的风气。在沿海一些城市的人才招聘广告里，公开出现这样的词句：与政府部门有良好关系者优先录用。……现在的腐败现象只是中国古老的贪渎文化的一种延续……也正因为历史上有贪渎文化的传统，因此大规模的腐败行为在我国肆虐，才根本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主张大力“弘扬”传统文化者，大概不会对反腐败有什么异议，但他们应该意识到，反腐败仅靠“加大打击力度”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全社会真正形成以廉洁为荣，以腐败为耻的风气，而这，就有赖于“加大”对传统的“贪渎文化”的“批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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