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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一下。我说，非洲的奇异兽类是非洲风景的一大特色，写的是游记，用来作封面是可以的。那个隐性领导听了，勃然变色，同我争论起来，他要重印，我坚持不必重印，相持不下，那么决定权在二把手韦君宜，她终于同意了那个隐性领导的话，决定撕去重新设计。这时我方知，那隐性领导的权力之大。
还有一次，出版社印了曲波的一本长篇小说《桥隆飙》，内容是写抗日战争年代的一支民间游击队，首领名桥隆飙；神出鬼没，弄得鬼子兵晓夜不宁。这支游击队以后为八路军所收编，但桥隆飙有时仍有些我行我素。此书印好后，那个隐性领导认为此书要销毁，原因是主人公不服从党的领导，有损于党的形象。他又到韦君宜那边去力陈利害，韦无计，仍把我找去。我把小说全部看完后认为无妨，桥隆飙之被收编，就是接受了党的领导，至于其部队有时有些越轨，正说明其要成为真正的八路军还有待于不断的给以教育，而且在小说中八路军正是那样耐心地做了，这也正是表现了小说布局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不料那个隐性领导仍大不以为然，声嘶力竭地要销毁此书。我说完就走了。以后知道，韦君宜还是听了他的，将此书印好的五万册全部销毁。
自此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出版社十分复杂，我这个第二副社长说话等于放屁，那隐性领导成了太上皇。这样，我对韦君宜也从此疏远起来，相处多年，几乎没有谈过一次心。
韦君宜的胆怯，只因是一九五七年的那块心病，隐性领导是知道的，弄得她事事都没有主意。论人品，她是个好人。我看得出，她不整人，只要隐性领导不出场干预，她说话条理分明，有逻辑性，讲道理，不是糊涂人，更不是“左”的。
韦君宜在工作之暇也写小说，不过她从不告诉别人，起码不告知我，我只是偶尔在刊物上看到她的小说。我觉得写得很好，不但没有什么“左”气，而且文笔清丽，很耐读。这些小说不知又触动了什么长官的注意，认为不健康。一九六五年“四清”时，她奉命参加“四清”，据说与写了几篇小说有关。那年文化部改组，夏衍、陈荒煤、齐燕铭等下了台，调来了萧望东。萧的做法是派员到各单位了解情况向他汇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的一位年轻人是部队里的，来后找我，首先了解韦君宜，我对韦君宜虽略有芥蒂，但觉得她为人正派，没什么邪门歪道，文艺思想也是好的。说到文艺思想，那个年轻人说不然，她的小说不行，有问题，什么问题他不说。我记得他说了两篇，一篇是《月夜清歌》，还有一篇现在不记得了。这两篇我都看过，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他再三问我问题在哪里。我想不出，只说可能调子低一些，但也是可以允许的。他说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更大的错误，我问他什么错误，他不说。每次他来，问长问短，我有些讨厌他，于是只说点无关紧要的话应付他。以后我还发现他还找别的人谈话。我还风闻到找人谈关于我的情况，我就更讨厌他了。此后他来找我，我就不大说什么话了。
这种用“密探”法收集材料，我觉得是很卑劣的。尤其是先有结论，某人某事是错误的，然后照此框框去收集意见和材料，这可以把一个人描绘得十分可怕。我不知道他们把韦君宜描绘得怎样，把我又描绘得怎样。
“文革”初，文化部与全国文联在部队主持下办起了集训班，将各单位的“审查对象”好几百人都拘留于“社会主义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被拘近二十人，这就成了不久后的“黑帮”。在里面将近两个月，互揭互批，大会小会大字报，弄得昏天黑地。韦君宜此时忽然神经系统出了毛病，人站不稳，上下楼梯要扶着慢慢走，状极狼狈。以后“黑帮”一律被揪回本单位，在一次大会批判后，她的病情立即加重，将一粥锅套在头上说是要去游街了（被揪回时，我们都被游过）；她又将厕所内用过的便纸一一收叠，说这是交代材料不可丢。看来已神志失常，无法再参加这一场大革命了。自一九六六年九月起，她就病倒在家，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将下干校时，她的病情见有好转；才又回到了“牛棚”。她病倒的三年中，恰好是文革恶浪滚滚。她未能参加，这是她的不幸还是幸事；我不知道。
在干校期间，她很快就被“解放”，并担任了连指导员，办事看来比较公正。那个隐性领导仍在一个连里，有无干扰她的工作？似乎也有一点，至少我这样的人迟迟不得“解放”，而且在一张我的表格上批注“长期在干校改造”，与他就有关系。
一九七二年韦君宜调回北京恢复工作。我因为仍在干校“改造”，对她的情况不明，但也曾风闻她在出版社内受压。她反对出版那些文理不通和毫无价值的所谓工农兵读物，她的观点被指为“黑线回潮”，受到了批判。我想，她还不如不回去反而安全一些。以后我又听到，她又被指责为出版界搞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她在“文革”头三年中因病倒少受了折磨，却在后期恢复工作后反而陷入了困境。我那时离开了出版界，其间她并未同我打过招呼，要我回去，我是理解的，因为回去的日子并不好过，控制着出版社的军宣队几个人，不懂业务瞎指挥，那个隐性领导依然活跃着并乱舞棍棒。到“四人帮”垮台，情况一变，韦君宜被捆绑的手脚松了绑，开始真正的做了一些事。
自此她除工作外，还写了不少小说。小说集《老干部别传》和长篇小说《母与子》我都读过，都是很有特色的，有的我写了评论介绍。这几年她因病住医院，我去看她，她要我为她的新作《露沙的路》写文章，我虽答应了，但一直没有写。这一次又看到她的《思痛录》出版，感动之余写了一篇文章。韦君宜一生勤奋，担任职务时全力工作，有可能写作时奋力写作。她在住院的几年里，不能行动时犹握笔勉力写书，她是怀着明辨是非的勇敢精神而勤奋写作的。她的《思痛录》是真实的。我想，也只有勇于面对人生并说真话的人，才值得人们的敬佩。
慈禧与清末改革
？ 胡长明
其人其事
清朝末年，内外交困的危局唤起王朝统治者的自救意识，从而上演了一场由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新政三步曲构成的改革运动。那时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一言九鼎。她的性格、心态和识见，对这场改革运动的进程和结局，干系十分重大。
慈禧以其美色和慧根成为咸丰皇帝的宠眷，又以果决和心计取得垂帘听政的权柄。她发动“辛酉政变”，本系权欲驱使，但权力一旦在握，她也活得很不轻松。与其同类武则天相比较，她所面临的时代要远为复杂得多，堪称“古今未有之变局”。这位宫廷头号女人不能不使出浑身解数，以撑持风雨飘摇的老大帝国。
慈禧发动政变后，以“自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迅即拉开序幕。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支持，洋务运动怎能在强大守旧势力的阻梗下延续三十多年？很长一段时间里，慈禧被一些史家称为“顽固势力的总代表”，说她“一贯顽固守旧”，殊不知慈禧值国事日非之际，亦不乏改革进取之心。
洋务派每办一事，必招致顽固派和清流党的攻讦，朝廷上无一日安宁。面对顽固派和清流党的嚣声，慈禧太后巧妙地施展其政治手腕，逐渐地减少来自他们的阻力。一八六六年，洋务派拟在同文馆加设天文、算学馆，选派科甲正途出身的人进馆学习。此议一出，文渊阁大学士倭仁便倡首反对。他认为以中国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洋人”。慈禧见倭仁振振有辞，即令他保举数员精通自然科学的中国教师，另行设馆授徒，以与同文馆的洋教习相比试。倭仁见上头动了真格，赶快申辩，说所谓中国“不患无才”，不过是自己“以理度之”，为想当然之事，“应请不必另行设馆，由奴才督饬办理。况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倭仁受此挫抑，后竟郁闷成疾，请求开缺休养。
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也领教过慈禧太后的厉害。中法战争期间，张佩纶放言高论，以谈兵事为能，对洋务派的军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顾。慈禧顺水推舟，任命张佩纶为福建海疆大臣，到前线指挥作战。张佩纶临事茫然，暗中叫苦不迭。据《中法兵事本末》记载：“张佩纶、何如璋甫闻炮声，即从船局后山潜逃。是日大雷雨，张佩纶跣而奔，中途有亲兵曳之行，抵鼓山麓，乡人拒不纳，匿禅寺下院，距船厂二十余里。……适有廷寄到，督抚觅张佩纶不得，遣弁四探，报者赏钱一千，遂得之。”张佩纶的色厉内荏，慈禧的治人之术，于此可见一斑。
慈禧一面应付顽固派、清流党的讧闹，一面给备受委屈的洋务派打气。一八七八年，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出使英法前夕，与慈禧有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慈禧：“也是国家运气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臣，总是瞻徇的多。”
曾纪泽：“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忠贞之臣。”
慈禧：“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
曾纪泽：“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此次亦是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
慈禧：“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曾纪泽：“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系一个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就拼了声名也还值得。”
慈禧：“我们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知道他。”
慈禧不仅对曾、左等洋务运动的“老班子”念念不忘，而且颇有后继乏人之虑。郭嵩焘作为洋务运动的新锐，是中国首任驻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