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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这五十五人中多数是主张走中间道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国民政府中做过官的人也不少，像蒋廷黻、吴景超、何廉等，他们和胡适、傅斯年都是很好的朋友，但他们都没有当选。在这次院士选举中，胡适和傅斯年是关键人物，但我们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和胡适、傅斯年关系好的学者当中没有当选的很多，如张忠绂，他是胡适做驻美大使时身边的两个助手之一（另一个是钱端升），还有潘光旦也没有当选。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不是抽象的，而是由这一点一滴的小事构成的。
现在还是要多向胡适他们那一班人学习。他们不是没有缺点，但他们对待政治观点、学术观点不同的人所取的那种方式，是不应当丢失的。这就是自由主义的传统。他们是有意识从自己开始就要学会这一套现代人的文明习惯的。这从他们当年办《独立评论》所具有的风度就可以看出来。《独立评论》的创刊“引言”是胡适写的，现在看来，这些话虽然平实到了极点，但它的意味还是很深长的。胡适说：
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意见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
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我们几个人的知识见解是很有限的，我们的判断主张是难免错误的。我们很诚恳地请求社会的批评，并且欢迎各方面的投稿。
这些都是家常话，没有什么深奥之处，但我们正是从这些平常的言谈中感觉到胡适他们那一班人的学者风度。教育的结果应当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而最能见出一个人文化素养的，很多时候不是大事，而是小事。
那时胡适和他的朋友们还组织过一个名为平社的团体。平社不是正式的文人社团，而是胡适他们那班新月社同人在新月活动期间，又生出的一个以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为主要活动的定期朋友聚会。《新月》在第二卷第二号的“编辑后言”中曾说：“我们本想为这时代，为这时代的青年，贡献一个努力的目标：建设一个健康与尊严的人生，但我们微薄的呼声如何能在这闹市里希冀散布到遥远？我们是不会使用传声喇叭的，也不会相机占得一个便利于呐喊的地位，更没有适宜于呐喊的天赋佳嗓：这里只是站立在时代的低凹里的几个不合时宜的书生，他们的声音，即使偶而听得到，正如他们的思想，决不是惊人的一道，无非是几句平正的话表示一个平正的观点，再没有别的——因此为便于发表我们偶而想说的‘平’话，我们几个朋友决定在这月刊外（这是专载长篇创作与论著的）另提出一周刊或旬刊，取名‘平论’（由平论社刊行），不久即可与读者们相见。”这些话可以说是“平”社的宣言，可惜这本设想好了的刊物，最终没有能够问世。胡适他们编刊物总是要用这样的话来说明自己的立场，从二十年代的《努力》《现代评论》到三十年代的《独立评论》四十年代的《观察》《新路》《世纪评论》等，都是这个风格，如果不信，可以去看他们写的发刊辞或者编后记，这就是自由主义传统。
对事是这样，对于人也是这样。三十年代胡适在许多问题上和罗隆基都有分歧。胡适在日记中曾写到他对于这一时期罗隆基的看法，他说：“今晚看晚报，始知罗隆基主持社论的天津《益世报》受党部压迫，封锁邮电，故今日的报不能发行。晚上罗君来谈，说他已辞职了。我们谈了两三个钟头。罗君自认为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划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论家之大忌。”（11册）就是到了这个时候，胡适和罗隆基的个人关系依然很好，他到天津办事，还住在罗隆基家中。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下午四点到罗努生处写了几幅字，都不好。打牌到深夜，次日早车回北平”。（11册）那时胡适和他的清华朋友们经常在《独立评论》上写文章谈论政治，《独立评论》的活动罗隆基参加的不是很多，他只在这本周刊上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训政应该结束了》（171号），另一篇是《国联还可以抬头？》（204号）。后一篇是罗隆基为天津《益世报》写的一篇社评，由《独立评论》转载。此文是和胡适唱反调的，胡适在“编辑后记”中说：“罗隆基先生驳我的‘国联可以抬头’的文章，虽然不能改变我乐观的观察，却是我们的读者应该读读的。”胡适虽然只比罗隆基他们大四五岁，但在对许多问题的判断上却比他们要有远见。“七·七”事变以后，胡适曾当面批评过罗隆基一次。“这天晚饭时，先生还有我同时吃饭的几个人商量明天到庐山开会的事情。饭后会谈，在座者还有罗隆基。当时罗隆基发言，‘国民党既不能不退出河北，何妨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适之先生严厉指责罗隆基。他说：‘国民党抗日，被迫撤退。各党各派如果抗日，也不能不撤退。若是不抗日的党派，在河北干什么？那不是卖国吗？’胡先生一向批评训政制度，此刻却说：‘依训政约法，国家的政权由国民党代行。敌人迫国民党退出河北，就是迫主权者退出河北。这是什么时候？努生！你不应该这样说。’”（陶希圣《胡适之先生二三事》见1951年2月6日《中央日报》，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第5册第1598页）这些方面，当时也许看不出什么，但多少年以后，我们还是认为胡适这个人了不起。他是一个能在热情中保持理性的知识分子，一生很少说不负责任的话。
胡适是这样，到了储安平那一代人，他们在待人接物方面，走的也是胡适的路子。四十年代中期，储安平在重庆办《客观》周刊，他希望这本周刊能成为自由主义的刊物。他说，“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个刊物。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至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客观》第1期第1页）储安平还再三声明，《客观》绝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它是绝对公开的，只要合乎他们的立场，无论看法和编者相左与否，都愿刊载，同时也说明凡在《客观》发表的文字也不一定为编者所同意。储安平的这种风度丝毫未变地带到了《观察》中。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就说过：“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他还告诉胡适：“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居中的。——所幸我自己有此决心，能以长时期来经营这个刊物，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长线放远筝，三五年后或者可有一点成就。”（《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卷168页）
说了这么多具体的事，无非想说，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是一些瞎胡闹的人，他们确实是想做事的。说中国有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也不是我的发明，张东荪在四十年代“自由主义向何处去”的讨论中就说过：“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史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观察》第5卷第11期）王浩回忆他当年在西南联大时的情景，他的感受是：“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有时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多的人，在看事和做人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清华校友通讯》18册66页）肯定自由主义的传统，不意味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缺点，他们的毛病是很多的。这一两年人们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优点多了一些，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命运太悲惨了。为了恢复失去的传统，多说他们的一点好处，我以为并不过分。
有话好好说
？ 朱学勤
说长论短
《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发表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南方周末》，韩毓海先生的反驳文字《新年答客问》，发表在今年二月九日北京《书评周刊》。由于春节邮寄耽搁，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