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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
清代的“小军机”就是这样一些小吏。纪晓岚写过一首题为《小军机》的诗，对小军机在家作威作福，上朝卑躬屈膝的丑态作了极为生动的描述。诗云：
对表双鬟报丑初，披衣懒起倩人扶；
围炉侍妾翻貂褂，启匣娇童理素珠。
流水是车龙是马，主人如虎仆如狐；
昂然直入军机处，低问中堂到也无。
军机处是清代直接承皇帝意旨经办重大政务的中枢。军机大臣的权势煊赫，是朝野闻名的；值得注意的是，军机大臣下面有一些草拟文稿的助理人员，即军机章京，因接近机要，也颇有权势，俗称“小军机”。小军机在清代社会上也颇有名气。
清帝每下谕旨，都要由军机大臣交给军机章京草拟成文稿，然后呈皇帝批准后颁行。《负曝闲谈》对这一过程有较具体的描写：军机大臣早晨人内面奉谕旨，等到退下来，已是辰牌时分了。回到军机处后，叫军机章京进来，告诉他今天有几道什么上谕。军机大臣一面说，军机章京一面用手折记清；然后回到自己的那间屋子里，分派拟稿：某某拟哪一道，某某拟哪一道。一霎时笔如风雨。军机章京看过了，又斟酌几个字，然后给军机大臣看。军机大臣认为可用，就由太监呈送皇上，一般皇上阅后允准，就颁行天下。
军机章京虽然官不大，只是助理人员；但因其身处政权中枢，经手的都是上谕、奏折等国家机要文书，因而在一般官场中人的眼里，是颇有权势的。许多官员都想通过他们打探官场信息，必要的时候，搞点暗箱操作，以便得到他们的关照。特别是一些腰缠万贯的地方官，更是以巨款买通他们作为内线。所以军机章京在官场上影响很大。
不过军机章京的生活比较清苦。除白天上班以外，还要轮流值夜班（值宿）。当过军机章京的梁章钜，曾写过一本主要记述军机处掌故的笔记《枢垣纪略》，其中录有若干首咏记军机章京值宿的诗，可见其值宿的景况和心情。其中《军机夜直》云：
鳞鳞鸳瓦露华生，夜直深严听漏声。
地接星河双阙迥，职供文字一官清。
蛮笺书剪三更烛，神素风传万里兵。
所愧才非船下水，班联虚忝待承明。’
《五月十八夜直》云：
夜直分班各一遭，年年橐笔占郎曹。
风传更鼓天街迥，星傍觚棱月殿高。
荫隔疏帘成薄醉，凉生团扇效微劳。
流萤点点绿阶砌，伴我吟情映紫毫。
值宿的军机章京望着星月，听着漏声和更鼓，伴着灯烛等待天明，不时想起自己所干的文字差使的清苦和军国大事。
军机章京一般都由文思敏捷，“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者充之。但也有庸陋者，他们只好多干些粘贴文稿、折子的活儿。这种军机章京被讥为“面糊章京”。《负曝闲谈》写他们何以被称为“面糊章京”：领班章京对于那些不称职的章京了然于胸，有些事情不去惊动他们，到了忙的时候，把批好的折子，什么“知道了”、“该部议奏”，都一条一条的夹在折子里面，叫他们用浆糊一条一条的粘上去就是了。所以叫“面糊章京。”
军机章京拟的文稿如受到皇帝赏识，拟稿者便声誉蜚腾，破格升官。如果拟的稿总不被赏识，就可能十天半月不被委派一事，而只是随班进退而已。前者被称为“红章京”，意为受重视，走红运，后者被称为“黑章京”，意为被冷落、背时运。纪晓岚所写即为红章京得意之状。又有黑章京口号云：“蔑篓做车驴做马，主人如鼠仆如猪。悄然溜到军机处，低问中堂到也无。”后二句一作“五更踱到军机处，不识今朝有事无。”可见黑章京低三下四、无事可做的倒楣相。
在纪晓岚笔下的小军机，在自己家里，他是“主人如虎仆如狐”。到了军机处，则是“中堂如虎他如狐”了。这是多么惟妙惟肖的一幅漫画啊！这样的诗和他那些颂圣的诗相比，不啻判若两人所做。封建官场，正直清廉者有之，更多的却是贪官、赃官、拍马逢迎之徒。此诗的最后一句，把那些达官显宦，在权大权小者面前的两副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
方圆取媚之道三：取媚于后世
——历史上，一般而言，“方”者必命苦，而英名留于后世；“圆”者必享福，而奸名留于后世。纪晓岚“圆”而不“奸”，“方”而不“苦”，不仅当时人喜欢，后世也称其为楷模。
汉朝的司马迁，能受“宫刑”之辱而不馁，可谓“圆”的典范，却能“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毫无腐儒气息地抒发他的历史观和人物观，又可谓“方”的典范。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而司马迁形容吕后残虐戚夫人，以致她亲生的儿子孝惠帝指斥她“此非人所为。”
如此大胆抒发个人情感，谁能想到他是一个身受“宫刑”侮辱之人？纪晓岚也被皇帝讥讽为“倡优”，更被谪戍边远地区，他在皇帝面前谨小慎微、行事小心，却也时而表露真情实感，并假狐鬼之言，攻击社会的黑暗。
方圆实战：留名于青史
文人的良知大多数与关心百姓有关。纪晓岚将自己的心紧贴百姓，博得了百姓的尊敬。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夏，京南河间、东光、宁津一带大旱，“飞蝗蔽天，田禾俱尽”（《清史稿·灾异志》）。五十七年（1792年），畿辅数府又逢春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灾情甚为严重。就在这年春天，纪晓岚第四次前往热河校阅文津阁中的《四库全书》。他们一行二十余人，于三月二十一日自北京出发，二十五日到达避暑山庄，二十七日开阁校书。因为要赶在五月中旬乾隆帝巡幸避暑山庄前校完，所以他们夙兴夜寐，尽心竭力，整整花了一个月，才于四月二十七日将七万多卷的《四库全书）校毕，然后匆匆回京复命。返京路上，正值芒种，然而，收刈者却和荒田里的庄稼一样少得可怜，倒是逃往关外谋生的流民，携家带口，饥渴号呼，不绝于途。五月初二，纪晓岚风尘仆仆回到京师，发现这里更是人满为患，难民们或沿街乞讨，或打工煳口，或鬻儿卖女，人情汹汹，社会为之骚动。
本来，朝廷已同意从北运京师的漕粮中截下五十万石，留作河间等四府赈灾之用；后来又增拨二十万石，并发放赈济金八十万两。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次贫之户，尚能坚持待赈，而近京极贫之户，早已背井离家，蜂拥入城，数以万计的难民嗷嗷待哺。京师原有定例：每年自十月初一起，至次年三月二十日止，五城所设十个粥厂，每天煮米十石，用以济贫。可是，自六月到十月，为期尚远，许多难民已经馆粥不继，生命垂危。纪晓岚目睹此状，赶忙趁乾隆帝未启跸之前，上疏一本，请求先在京城官仓内酌情支取数千石，自六月中旬即行提前施赈，每天每厂煮米三石，好让羁留京城的难民能及时获救，不至于闯关远去，耽误明春还乡耕作。到了十月，于原额十石外，加煮三石，仍到三月二十日止。疏中，纪晓岚言辞恳切，剖析明当。“疏闻，下廷臣议，从之。”
就此疏而言，的确是纪晓岚顾恤苍生、乾隆帝子惠黎元；其实内中尚有一层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庙堂之上不便高谈阔论的原因。这层意思，纪晓岚曾半遮半掩地巧借狐笔流露过一些。《滦阳续录》卷五第十七则，记述了一只颇似战国时替孟尝君千金市义的冯谖式的智狐：它于岁歉之年，幻化为“富甲一乡，积粟千余石”、却“闭不肯粜”的主人翁，将历年储备，尽贷乡邻。在留给主人翁的一张纸条上，狐笔这样写道：“积而不散，怨之府也；怨之所归，祸之丛也。千家饥而一家饱，剽劫为势所必至，不名实两亡乎？”虽是“狐言”，却非乱语。正是基于这层认识，上自皇帝君王，下到地主老财们，才会逢灾施善，遇难解囊，明处落好，暗里调协缓和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这层意思，在一封名为《寄弟秀岚（遇水灾宜急筹放赈并施药防疫）》的信里，讲得更明白露骨：
“若不散放急赈，灾民不甘坐以待毙，蜂起而为走险之谋，则城市中之宦家富室，亦难高枕而卧矣。”话中道理却颇可资鉴。
体恤民情也好，缓解矛盾也罢，放赈在客观上总不失为一场周济难民的及时雨；何况纪晓岚对这次施赈的态度是很认真的。当赈济开始之后，他发现某些监赈御史，玩忽职守，不亲自督办，而是假手胥吏。那些人不顾灾民生死，只图中饱私囊，影响极为恶劣。身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的纪晓岚，眼看着自己上疏请求下来的赈粮被盘剥贪污，怎能不火？于是一本参上去，监赈御史们“治罪褫职有差”（清·李宗防《纪文达公传略》）。对能尽职尽责的好官，纪晓岚也不忘褒奖；监察御史王尧恒就是其中的一位。王尧恒，字秀岩，冀州南宫（今属河北）人。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举人。当时他分管广宁门（今北京广安门）外的大井。此地路当交通要冲，流民络绎不息；而王尧恒指挥擘画，尤为尽心。负责稽察的纪晓岚起初以为王尧恒“籍隶南宫，情笃桑梓耳。”后来才知道，秀岩有一年逾七旬的老母在堂。刚开始，王秀岩每过几天，总要在傍晚时分公事办完之后，快马回家探视，并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