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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笔款子的风险，都在胡雪岩一个人身上。三百五十万的商款，自光绪五年起分期拔还，几乎已还了一半，而且每期本息约十来万银子，邵友濂亦知道，难不倒胡雪岩，要刁难他，只有在光绪七年所借的那一笔上。
这笔款子实收于光绪七年四月，年息九厘九毫五，前两年只付息，不还本，第三年起每年拔本一百万两，分两期给付，光绪九年四月付第一期、十月付第二期，每期各五十万两。
以前各次洋债，虽由胡雪岩经手，但如何偿还，不用他来操心，因为各省督抚加了印的“关票”，汇票于江海关后，税务司还要签押负连带责任，如果各省的“关票”不能兑现，税务司可以截留税款，代为抵付。可是这最后一次的四百万两，在借款时为了替刘锦棠解除后顾之忧，左宗棠近乎独断独行，只以为未来数年协饷尚多，不愁无法偿还，所以大包大揽他说：本银“如期由上海转运局经手交还，如上海无银，应准其向户部如期兑取。”
这一唯恐总理衙门及李鸿章策动赫德阻挠，但求成功不惜迁就的承诺，无形之中使将全部风险都加了在胡雪岩的肩头上，因为各省如果不解，汇丰银行一定找胡雪岩，他们不必多费周折，请英国公使出面跟户部打交道，以胡雪岩的财力、信用与担当，每期五十万两银子的本银，亦一定挑得起来。
话虽如此，五十万两银子到底不是一个小数目。邵友濂与盛宣怀密密商定，到时候“挤他一挤”，虽未必能挤倒，至少可以打击打击他的信用。
其时——光绪九年春天，中法的关系复又恶化了。本来前一年十一月间，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在上海谈判，已经达成了和平解决在越南的纠纷的三点协议。但法国海军部及殖民部，分别向他们的外交部表示，不满宝海与李鸿章的协议，海军方面且已增兵越南北部的海防。而又恰好法国发生政潮，新内阁的外交部长沙美拉库支持军部的主张，推翻前议，而且将宝海撤任，另派特使德理固专程来华谈判。
妙的是法国公使宝海，特为自上海到天津去看李鸿章，他劝李鸿章坚持前议，不妨指责法国政府违约。有了这种反对他们政府的法国公使，李鸿章觉得谈和又有把握了，所以仍旧照原定计划，奏请准予给假回籍葬亲。李还不肯回任，但为了开始建设旅顺军港，北洋大臣的差使是接下来了，既然请假，北洋大臣自然由张树声暂署。
但就在二月里，李鸿章在合肥原籍时，法军在越南复又动武，不但攻占越南南定，而且直接侵犯中国在越南权益，招商局运米的船，在海防为法军扣押，设在海防及顺安的两处仓库，为法军占领，其中的存粮及其他物品，当然也被没收了。加以越南政府除行文礼部乞援外，并特派“刑部尚书”范慎来华，效“申包青哭秦庭”，因此，朝中震动，清议昂扬，都主张采取强硬的对策，甚至驻英兼驻法公使一等毅勇侯曾纪泽，亦打电报回来，建议派军援越，不可对法国让步。
当时疆臣亦多主哉，云贵总督岑毓英，备战已有多时，但署理两广总督的曾国荃，却不愿轻启战端，清议深为不满，因而主持总署的恭王，一面循外交途径向法国抗议，一面奏准命李鸿章迅回直隶总督本任，接着降谕，派李鸿章以直隶总督的身分迅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同时命左宗棠筹划江南防军，待命南调援越。
这时胡雪岩恰好在江宁，便跟左宗棠说：“好象应该还有张制军回两广本任的上谕，不然，李合肥一到天津，不就是有了两位直隶总署？”
“妙就妙在没有张振轩回本任的上谕。”左宗棠答说，“总署也知道李少荃决不会到广东，恐怕也不会回天津。”
“这，大人倒多指点指点，让我们也开开茅塞。”
“李少荃看在曾文正分上，对曾老九一向是很客气的。当年江宁之围，师老无功，李少荃已经克复了常州，朝命赴援江宁，他按兵不动，为的是不愿分曾老九的功。你想，如今他如果一到广东，曾老九怎么办？”
“是，是。”胡雪岩想了一下说：“大人说李合肥也不会到天津，是怕一到了，张制军就得回广东，那一来不是又要把曾九帅挤走的吗？”
“正是如此。”
“照此说来，京里只说叫李某某回任，对于张曾两位没有交代，意思也就是要李合肥只领虚衔，暂时不必回任。”
“不错，举一反三，你明白了。”
“那么，李合肥怎么办呢？”
左宗棠沉吟了好一会问说：“你看呢？”
“我看，他仍旧会到上海。”
左宗棠点点头，“我想他也只能先驻上海。”他说：“而且他也不能忘情上海。”
胡雪岩当即说道：“我本来想跟大人辞了行，回杭州，以后再到上海，照现在看，似乎应该直接到上海的好。”
原来各省关应解陕甘，以便还本的协款，都交由江海关代转，所以各省解缴的情况如何，非要胡雪岩到上海去查了才知道。
“好，你到上海首先办这件事，看情形如何，赶紧写信来。看哪里还没有解到，好及早去催。”
胡雪岩的估计很正确，李鸿章果然奏请暂驻上海，统筹全局，察酌南北军情，再取进止。意思是江南防军如果力量不足，无法南调，那就不一定用武，以求和为宜。恭王懂他的用意，奏请准如所请，于是李鸿章在三月底专轮到了上海，驻节天后宫行辕。
五萧瑟洋场一见古应春的面，胡雪岩吓一跳，他人都瘦得落形了。
“应春，你，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唉！”古应春长长地叹口气，“小爷叔，我的运气太坏！也怪我自己大意。”
“你出了什么事？快告诉我。”
“我要倾家荡产了。”古应春说，“都是听信了徐雨之的话。”
这徐雨之是广东籍的富商，胡雪岩跟他也很熟。此人单名一个润字，人很能干，运气也很好，在上海一家洋行学生意，深得洋人的器重，从二十二岁开始与人合伙开钱庄，开丝号，开茶栈，无不大发利市。同治二年二十六岁，已经积货十来万，在江南粮台报捐员外郎，加捐花翎，俨然上海洋场上有名的绅士了。
因此，同治十年得了个差使，那里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藩决定挑选幼童出洋留学，事先研究，这批幼童以在广东挑选为宜，因为美国的华侨绝大部分是广东人，广东风气开通，作父兄的固不以幼年子弟在万里重洋之外而不放心，而此辈幼童在美国常有乡音亲切的长辈去看他们，亦可以稍慰思乡之苦。
由于徐润是上海“广东帮”商人的领袖，所以曾国藩把这个差使交了给他。徐润策划得很周到，挑选了一百二十个资质很不错的幼童，分四批出洋，每批三十人，第一批在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上船，由容闳带队，大部分是广东籍，广东籍中又以香山为最多，因为徐润就是香山人。
当然，也有其他省份的人，但为数极少，只得五个，两个江苏、一个山东、一个福建，还有一个是徽州人，不过是广东招来的，这个十二岁、生在辛酉政变那一年的幼童，叫做詹天佑，他的父亲叫詹作屏，在福建船政局当机器匠，家眷寄居广州。詹天佑应募时，有人劝詹作屏让他的儿子学法律，学成回国，可以做官，但詹作屏坚持他的儿子要学技艺，而且要学最新的技艺。
第二批是在同治十二年五月放洋的，由徐润的亲家黄平甫领队。这回在挑选的官费生三十名以外，另有七名广东少年，由他们的家长自备资斧，请黄平甫带到美国，风气到底大开了，已经有自费留学的了。
第三批是在同治十三年八月间派遣。这回与以前不同的是，除了两个学技艺、一个学机器以外，其余的都念普通学校，年长的念“中馆”，年幼的念“小馆”，但所谓年长，亦不过十三岁，如广东香山的唐绍仪、江苏常州的朱宝奎，而最年幼的，至少也要十岁。
第四批放洋在光绪元年九月，增加了十个名额，一共是四十名，这回一律念普通学校，到中学毕业，再视他们性之所近，决定学什么，同时外省籍的幼童也多了，但仍不脱江苏、浙江、安徽三省。
幼童放洋是曾国藩所创议，但他不及见第一批幼童放洋，同治十一年二月殁于任上，以后便由李鸿章支持这件事，徐润亦由此获得李鸿章的赏识，由北洋札委为招商局的会办，与盛宣怀同事。
在这七八年中，徐润的事业蒸蒸日上，当然还远不及胡雪岩，但亦算是上海“夷场”上的殷商。
胡雪岩跟他除了作善举以外，别无生意上的往来，而古应春因为原籍广
东，又以跟洋商打交道时，常会聚在一起，所以跟徐润走得很近，也有好些合伙的事业，其中之一是做房地产生意。
徐润的房地产很多，地皮有两千九百多亩，建成的洋房有五十一所，市房更多，不下两千间，照帐面上算，值到两百二十几万，但积压的资本太重，空地毫无收入，还要付税，市房则只是收租金，为数有限。于是，他有一个英国朋友，名叫顾林，此人在英国是个爵士，本人热心运动，交游很广，亦很懂生意经，他向徐润建议，彼此合作。
顾林亦是古应春的朋友，因此，徐润邀他跟顾林一起谈合作，“我们组织一个大公司，投入资金，在空地上都盖起房子来。”顾林说道：“造一批，卖一批，卖来的款子造第二批。空地用完了，把旧房子再来翻造，不断更新，外国的大都市，尤其是美国，都是这样建造起来的。”
这个周而复始盖房子的诀窍，徐润也懂，“可是，”他问：“这要大批现金，你能不能投资？”
“当然，我没有这个意思，不会跟你谈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