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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先生张嘴就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杨浩赶紧帮忙开解：“老校长不可自谦，您与众人能将设备运转起来，已经相当不易。工业生产非一朝一夕之功，五年时间能正式运行都算极大的进步。”
华蘅芳只是摇头，觉得自己心中有愧。
从他本心来看，杨浩已经做得没法更好了。先有整套的钢铁联合体生产系统组装好了给他们运行，整个生产过程每一种设备操作，都有胶片电影翻来覆去的放给他们学习，操作手册细致周全，只要不是文盲傻瓜，总能照着一点点的上手。
这还不算完，他们这些身份够高的老先生教师们，还有机会去秘密实验室通过触摸屏终端，进行整套设备的模拟操作学习，更有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实验室随便做研究。可以说，除了不能实现科幻片里的直接灌顶，论学习条件，他们已经突破天际了。
如此周到的条件下，华蘅芳、徐建寅等等工业先驱们，带领一大帮无师自通或者留洋归来的宝贵人才，摸索学习着搭建起天津河北徐州等地的一家家钢铁厂，最快速的培养出一批技术人员和学徒工人，艰难的试探着从最小的设备开始运转生产。
到现在三年时间了，真正连续投入运行的还是日照青岛两大钢铁厂。那里毕竟是直接从本世界组建好投影过来的全套工厂。拥有全国最好的一批技术和工人。才能保证其安全正常运行。
其他的钢铁厂。如今还都在用最渣的炼钢炉炼铁炉球团粉碎一系列设备培训摸索，杨浩是打着谱儿让其中几十万吨产能的设备，当成实验品用到报废。只要能培养出合格的产业工人，一切损失都值了。
别觉得这样就能简单了，在本世界的五十年代，中国建设第一批基础工业时，在毛子专家手把手的指导下，用了好些年才上手。真正钢铁产业完成突破。那都到了八十年代（1980年中国钢产量3712万吨）。
就现在，杨浩提供了一切便利条件的情况下，各大钢厂依旧以转炉炼钢技术，生产粗钢为主。
看似很少的区区一百万吨年产量，已经足够令人惊悚的了，起码华蘅芳等人是瞠目结舌没法形容。因为他们走遍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家能有此等技术装备的。
严复觉得老先生太谦虚了，不解的问：“即便所产钢材皆用于粗材，面对两亿人口之众市场，如何能消耗不尽呢？”
华蘅芳唏嘘道：“我们低估了工业生产增加之速，却高估了普罗大众花钱消费的决心！不是没有人肯买。而是绝大多数人买不起啊！”
严复霍然开朗，心中又是一阵惭愧。这事儿真心找不到人家工业口的头上。归给到底还是他们这些政府官员工作不到位啊！
其实这里头还有一个要命的问题，中国人太喜欢存钱，舍不得消费，因为自古以来几千年，老百姓穷怕了。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地主老财喜欢把银子装坛子里埋地下藏着，山西老抠们甚至能在地窖里存上上亿两的白银！哪怕近几十年钱庄票号生意起来了，白银流通的程度依然非常低。
明清以来的地主豪绅不怎么关心工业，他们多数通过种种手段赚了钱后买地当地主，然后再官商勾结想办法把自耕农的田地占过来，把他们变成佃户为自己耕种。丰年他们使劲的摊派税费逼迫农民破产，灾年借机抬高粮价压低地价大肆兼并土地，当大地主。
如此恶性循环，直到搜刮的没法再搜，弄到活不下去的农民造反起义为止。
有了钱的地主豪绅们不舍得消费，不少人抠的白面和肉都隔三差五的用，另外他们对农民搜刮的太干净太狠，导致农副产品和牲畜养殖极端不发达，于是乎造成了有钱也买不到多少好东西。
实在有钱要消费了，无非养小妾弄大宅子，收藏珠宝首饰古董文玩这算高端的，绝大部分低端的宁肯把钱埋地里。
老百姓自然是没钱消费，镰刀锄头铁锅这就算钢铁消费的大头。而基本上这几样东西不出意外都能用几十年，直到镰刀磨得只剩下一条狭窄的铁片，锄头都快镶嵌不住，铁锅上面许多的窟窿，做饭时必须弄点东西塞住才不会漏水……。
这等情形下，又哪里来的钢铁消费呢？
杨浩是在了解了现状之后，制定了推动消费的联动政策。通过土改解放人口的同时，把一切工种全部纳入岗位工资管理体系，哪怕是农民工出夫帮着修路挖沟，也得给工钱。农村广大新建合作社，也要采取计公分定工钱的方式，硬生生把农业生产都变成了工业化分工协作体系。
这么一整是彻底断了地主的根，能在土改中侥幸过关的“好地主”，都要面临不花钱就没法雇佣人来给他种地，不加入合作社的话就得不到化肥农药良种和灌溉，导致那亩产区区七八十斤粮食都不够工钱的惨淡地步。
大量的农民和小市民随着强推工业化，变成领工资的工人。但这时代的人太穷了，他们把发到手的每一分钱，首先都要用来解决吃穿住等基本条件。即便是每个工厂机构都给他们准备了包括裤衩袜子手套在内的起码两套工装，学生上学没学费还有校服发，看病吃药都是良心价，可毕竟没法儿帮他们连房子都解决了。
即便是施行土改最早的山东，许许多多的工厂矿山港口码头都建立了。绝大多数人依然远远谈不上有余钱。强力推行的纸币也都被他们存进银行。离着形成市场体系遥遥无期。
杨浩不是没想办法推动消费。打着移风易俗的幌子。借助下乡宣传队之口，将“三转一响”作为结婚彩礼的样板。如此一来，家家户户朝着购买一套自行车、钢制机械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努力。
可这四样东西再怎么打折，都得需要起码两百块才能置办的起来。以这年头平均五块钱（折合大洋）的月基本收入，双职工都得存两三年才够！
而这已经是杨浩推行工业产品的底线了，再低那都没法儿研究。
如今绝大多数的工业用钢铁，都还是来自杨浩的时空倒卖，无形中又进一步的挤兑了乙位面的市场。当然如果华蘅芳他们能把所有钢厂生产质量有保障了。能够用来制造锅炉蒸汽机钢轨船舶拖拉机，不需要他再当二道贩子，那还真能够解决产能问题。
偏偏要达到那程度，再来个三五年都不敢说行。
（本世界的中国，大手大脚消费也都是在八十年代才开始的。之前中国用了足足三十年攒工业化基础，那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问题整明白了，严复也能理解杨浩不停发动战争的用心。
战争无疑是消耗工业生产力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了。战舰要开动，需要重油柴油润滑油各种油，于是杨浩在非洲建立并投影到青岛的百万吨炼油厂产品有了着落。打仗需要子弹炮弹，于是各大兵工厂满员开工。钢铁厂部分产品，石化厂和钢铁厂附属化工厂、煤化工厂、化肥厂等等产出也都可以足量出货。这里面除了化肥其余都严重过剩。正好变成各种火药放烟花打出去。
军队要吃罐头，于是养殖场肉联厂罐头厂有活儿干了。
等等全方位的动员起来。杨浩没有采取战时配给制的策略，而是控制着所有工厂正常生产负荷效率，让工人跟平常一样拿工资奖金生产作业，这样保证他们有消费余力，通过消耗来强行推动工业产能的保持和扩大，以军标来逼迫所有工厂提升质量………军品出现质量问题，那是要杀头的。
这么做的最大缺陷，便是凭空产生的大量军费没地方报销。日本人打死都不肯赔款，打赢了也搜刮不出多少油水，注定了是一笔赔钱的买卖。所以杨浩才再三强调要控制战争规模，一旦搞大了那真要成了负担。
中间的尺度如何把握，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之前，杨浩是以出售工业装备和舰船设备狠狠搜刮了洋鬼子一下，但赚来的钱几个月的战争就花了个七七八八，眼瞅着这仗越大越激烈，意味着军费开支的直线上升，光靠财政支出肯定不行，必须得为此找一个买单的下家。
转回头来，弄明白问题所在的严复心焦如焚，瞪着眼问杨浩和华蘅芳：“难道除了战争之外，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么？打仗太过劳民伤财，如今军政府全力投入新区革命推进，已经异常吃力了！”
前文中说了，杨浩版的土改是全方位的推动，前期投入实在太大了。大的方面，要修铁路公路疏浚河流航道，垒砌水坝打造农田水利体系，在关键城市建立工业新区，并以此为中心建立新城市扩大城市人口规模；重新划定农林牧渔生产，进行分工协作式的工业化作业。
这要花很多钱。其中必须的钢筋水泥铁轨机车开山炸石头的火药是一大宗，工程农业机械又是一大宗，光是农业灌溉和耕种收割脱粒粉碎机械，是数以十万台套计算的。
除此之外，良种，农药，化肥。后两样是直接拉动化工产业，而前期投入必须要等粮食作物产出了之后才能收回。问题是在19世纪末的中国，传统农业产量低的吓人！以山东为例，拥有全国数得着的单亩产量，那也不过是47公斤小麦/70公斤玉米的水平。够干嘛的？
全面改善农田水利，施行分工合作的作业模式，采用从美国日本引进（或者抢劫）回来的良种，大力投入化肥农药之后，如今山东粮食单产翻了好几番。小麦平均亩产达到17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达到250公斤左右，基本接近本世界八十年代水平。
（在八十年代之前，严重缺少化肥农药的条件下，良种作用并不突出。而在清末，中国其实已经引进了良种。典型比如章丘县旧军镇进修堂孟家，1904年，玉米能达到85…115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