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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把飞机上的炸弹都扔了下去，然后对后座的本·沃尔夫大喊，“跳下去！快跳下去！”比尔无法转过头去看他的机枪手是否还活着，他甚至不知道本是不是还在飞机上。直到今天，比尔都不知道本的下落。
“我等了几分钟，是想让本有一个合适的时机跳出去，”比尔回忆说。“然后，我也解开皮带跳了下去。”
比尔·康奈尔从8000英尺的高空飘了下去，下面的日军机枪手朝他疯狂地射击。“我看到子弹朝我飞过来，”他说道，“当时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天哪，今天可是7月4日啊。’”
比尔最终落到了港口，他卸掉了降落伞的背带，开始给救生背心充气。就在这时，他刚才本想炸毁的那艘军舰从他身边驶过。“他们把机枪对着我瞄准，但是并没有开枪。”他说。
比尔在港口的水面上漂了大约45分钟。没有人愿意出来把他打捞起来，直到后来轰炸袭击结束后，才有一艘载有10名船员的小船把比尔从水里捞了出去。
“他们把我拽上了船，”他说，“然后开始对我大喊大叫，还打我的头。日本人不用拳头，他们用手掌打我脸。”
后来，他们把比尔扔到了甲板上又掴又踢，但这是想吓吓他；如果他们想把他骨头打断的话，完全可以那么做。“我当时很怕死，”比尔说，“我想我死定了。”
船员们把比尔虐待了10分钟后，就用一根有一英寸那么粗的绳子把他从肩膀到膝盖绑了个结结实实。比尔说：“我当时就像一具木乃伊。然后他们把我这个木乃伊扔到了船头，朝岸边驶去。”
上岸之后，他们蒙上了比尔的眼睛，把他双手反铐在背后。就在这时，天上又出现了数架飞机，空袭警报响了起来。比尔被扔进一辆摩托车的挎斗里，然后那辆摩托车开进了防空洞。
空袭结束后，那些人把比尔·康奈尔带到了半英里以外的一个地方，绑在了一棵树上。“他们蒙住了我的眼睛，”他说道，“把我双手向后绑在了一棵树上。接着他们使劲儿往外踢我的腿，这样我的双腿就伸向了前面，屁股离地面有几英寸的高度，这个姿势让我浑身疼得厉害，我疼得眼泪都掉了出来。当时我觉得肩膀都快被撕掉了，我试着用脚跟儿撑在地面上，一步一步移向大树，可就是怎么也动不了。那些卫兵看着我的狼狈相大笑起来。真是太疼了，简直无法忍受。”
六个小时后，比尔的上半身失去了知觉。岛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空袭，炸弹就在比尔身旁炸开了，卫兵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
“一大块泥巴突然崩到我的大腿上，”他说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突然有种奇怪的念头，觉得我的双腿可能不在了。我从蒙眼睛那块布下面的缝隙看了看，发现我的腿还在！”
比尔很幸运，他没有被炮弹炸到。那天仅从“约克镇”号航空母舰上飞出的飞机便向父岛投下了110吨的炸弹。
又过了约12个小时，卫兵们才把比尔从树上放了下来。“当他们把我手上的绳子解开的时候，”比尔回忆道，“我的手指之间一点缝隙也没有，因为它们都肿得挤在了一起。我的双手看上去就像长在手臂一端的两个大肉球。两只手都紫了，我当时就想这双手八成是不能用了。整整两天，我连胳膊都抬不起来。”
那天晚上，比尔又被双手背后地绑到了另一棵树上，但这一次绑得要松得多，而且他也可以坐下了。当他被绑在那儿的时候，一个日本人走上前去，将一杆步枪对准了他的眉间。
“他的来意很清楚，”比尔回忆说，“一颗美国炸弹炸死了他的儿子，他想杀掉我来报仇。我想，‘那就听天由命吧！’结果卫兵们把那个人赶走了。”
最后，比尔被带到了日军指挥部，他在那里度过了接下来的六天。他被绑在了指挥部外面的一棵树上，每天都要被带到指挥部里面接受审讯。“他们问我各种问题，好像我所知道的比一个上将还多。”比尔说道，“他们问我，‘这艘航空母舰上共有多少架飞机？’还有，‘另外一艘航母的任务是什么？’”一旦比尔给出的答案不能让审讯官满意的话，卫兵们就会使劲儿扇他几个耳光，力气大得把他以及同他绑在一块儿的椅子都打翻在地上。“他们并不想杀掉我，”比尔说，“但是那种经历可真是太糟糕了。”
比尔每天的伙食就是一个饭团儿，但只要想喝水或茶就能喝得到。他被绑在树上时，眼睛也总是被蒙住的。“我当时非常害怕，”他承认道，“我总觉得他们会处死我的。我想念我的父母、姐姐、姨妈们和叔叔们，我还想念我的祖父祖母。可当时我的性命掌握在别人手中，而我竟一天一天的活了下来，我只有往好的方向去想。”
“有一天我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比尔对我说道，“我仰起了头，这样的话，我就能从那块布的下面看到点东西。结果看到了一个美国士兵穿着蓝色的飞行服，眼睛被蒙着，双手被铐着，日本人正带他穿过庭院进到一座建筑物里。他的腿瘸了。”
那个美国兵就是迪克·沃尔霍夫。
比尔和迪克在那些可怕日子里的处境都很危险，但在日本人的眼中，他们两个却有很大的差别。比尔是名军官，而迪克只是个士兵。“作为士兵，我们知道自己一旦被抓就一定得遭枪毙，原因在于我们了解的情报不多，”机枪手威廉·黑尔说道，他回忆起他在军舰上听到的一则情报简报。“日本人根据我们是不是士兵来进行判决。”
比尔·康奈尔被绑在指挥部外的树上整整七天。后来他被捆着送上了一架破旧的水上飞机，运往硫黄岛。他在停机坪上飞机下的阴凉处坐了五个小时后又被绑上了，眼睛也重新被蒙上了，接着他被带到了一架双引擎轰炸机后面的座位上。比尔将要被送往东京附近的大船战俘营接受进一步审讯。
在飞往日本的途中，比尔从蒙眼布的下面偷偷往外看。“我看到自己坐在一个帆布包的边上，”他说道，“而那个帆布包里竟装满了棒球球棒！还有一副皮制棒球手套套在了其中的一个球棒上。我们正在这里打仗，可他们竟在那里来回运送棒球装备。”
战争结束后，比尔向有关战争罪审判部门提交了一份书面陈述，当中讲述了他在父岛受到的虐待。比尔从一封来自美国一位起诉人的信中得知，他真是特别幸运。“他们说我是最后一位活着从那个岛上走出的美国人。”
硫黄岛上的日本官兵们知道他们将会死在那里，但至少有一点能让他们感到些许安慰——他们崇拜那些把他们带向死亡的人。栗林将军是一个武士家族的第六代，他家世代效忠天皇。栗林心里清楚地知道这将会是他打的最后一仗。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别指望我再回去了。”他对儿子写道：“你父亲的生命就像是风中之烛。”
但他并没有绝望，按照真正的武士说法，他的表现会给家族带来荣誉。于是他和他的士兵们一样忍受着资源匮乏的煎熬，他和士兵们同甘共苦，还设计出一套保卫海岛的作战策略。
而父岛上的士兵们则远没有那么幸运，因为他们的将领是那个满嘴脏话的立花荣夫将军。镰田松尾在立花手下干了六个月，他回忆道：“他常常酗酒。我经常去给他拿清酒。他总是喝着喝着就睡着了。”所有人都特别怕立花，因为他的脾气非常暴躁，心烦的时候还会随便打人。如果说武士的道德体制是黑白颠倒的话，那么他就是这一体制最真实的产物。在一支不讲求人性的军队里，这样的恶棍才能爬到顶峰。镰田最后说道，他“一直觉得立花将军是从社会最底层一步步爬上去的。”
1944年8月5日，父岛遭到了又一次猛烈的轰炸，其间有一架B…24被击落了。机上除了一名机组成员活着爬出来之外，其他人都在坠毁时的大火中丧生了。这次轰炸还造成了其他伤亡：立花将军第307营的官兵也被炸死了。立花为此狂怒不止，他复仇的时刻到了。
这个气急败坏的将军把迪克·沃尔霍夫和那个至今仍身份不明的B…24上的机组成员绑在了指挥部门前的大树上。
“这两个混蛋杀害了我们的士兵，”立花对集合在那里的官兵们大喊道。“为了警告其他人，给我狠狠地打他们，使劲儿踢他们，憎恶他们！”接着，他开始朝两个无助的小伙子扇耳光，一边打一边大口喝着清酒，然后他又大叫道，‘我痛快极了，我在和敌人算账！’”
立花当天下达了一道命令，决定第二天处死这两名战俘。那天晚上，他站在指挥部食堂内对官兵们宣布：“明天，两名战俘将被处决。所有没有任务在身的人都必须去看处决美国兵。”
东木成二大佐说道：“将军曾讲过，他在中国东北当营长的时候，观看处决战俘有助于提高部队的士气。”
8月6日，迪克和那名B—24机组成员被扔上了一辆卡车，拉到了307营的射击场里。东木大佐是立花身边的一位老副官，他命令伊藤菊次中佐监督处决的全过程，“按照决定，要用刺刀刺死这两名战俘。伊藤中佐，你来负责监督这次处决。”
后来，伊藤想到立花将军是故意让他来接手这个不讨人喜欢的差事的。“我确实和将军争吵过，”伊藤说道，“将军在那之后就真的不再和我讲话了。”但是上面所有的命令都相当于天皇的命令，所以伊藤中佐只能想办法，看自己该如何服从这个棘手的命令。
迪克和那个机组成员都被带到射击场里，手被捆在了身后，日本人让他们走上一个小山包。那时候大约是早上八点钟：太阳升起来了，气温也要开始升高了。这两个小伙子被告知他们将被处死，但在这之前，他们心里也一定料到如此了。他们眼看着日本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