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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翻译，”岩竹回忆说，“神风队队员问，‘如果我击中你的机尾，你怎么办？’华伦站起来，他的身材比这些日本人都高大，他用手比划着如何将飞机翻滚着离开他们的飞机，他很急切地传授他的飞行技巧，他们谈话就像是飞行员同行而不像敌人，看得出来他们很尊敬华伦。”
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捕的美国战俘飞行员中，华伦和弗洛伊德·霍尔得到了最仁慈的待遇，他们那些被关押在日本的弟兄们，境况可就大不相同了。
比尔·康奈尔这位“最后一个活着离开父岛的人”和查理·布朗这位在2月16日空袭东京时被击落的飞行员，关押在横滨外的大船战俘营里，大船关押了大约80名战俘，这是一个不甚牢固的三层木制结构楼房，每个单间是八英尺长、六英尺宽的小牢房。
“我们关在牢里时，只能坐在地上，”比尔说，“我们铺盖卷里的那几条棉毯子破烂不堪，根本不能取暖，整个冬天我们都在挨冻。”
每天早晨所有战俘必须由卫兵领着做健身运动，他们首先面向日本皇宫站好，向天皇鞠躬。
“第一次我没有和别人一起鞠躬，”查理回忆说，“这时身后有人对我说，‘傻瓜，边鞠躬边吐唾沫！’我鞠躬了，看到其他战俘也个个边鞠躬边啐唾沫。卫兵没有看见，因为他们也在鞠躬。”
日本人粗暴地对待所有关押的战俘，但飞行员所受的待遇又是粗暴中最粗暴的。在大船，战俘飞行员得到的食物只是分配给普通战俘的三分之二，“日本人的食品本来就极度匮乏，”查理说，“战俘给得少，我们更少”。在大船最初几天，查理喝到一碗带一条大青虫子的汤，他气得把汤泼到走廊里，“结果两个美国兵为了抢那条虫子撞了个正着，”查理告诉我，“他们待在那儿的时间比我长。那是我扔掉的最后一条虫子。”
“我们每天都聊吃的，”康奈尔回忆说，“当你每时每刻都觉得饥饿难忍时，就得靠聊吃的来打发时间。”
比尔和查理描绘他们在大船的饭食“几乎全是热水”，还有其他能弄到的大量的配料，比如黄瓜、土豆、鱼眼、大麦。“有一回，我弄到一个鸡翅，”查理回忆说，“我慢慢地嚼了好几天，这是惟一还能嚼一下的东西，我盼望着能够增加点体力的食物。我体重减少了43磅，出来时只有97磅。”
飞行员们在那六个月里从没机会洗衣服，一月洗一回澡，也只是一小碗水和一片小肥皂。在审讯中，飞行员还经常挨揍。
“他们还让我们评出哪个是好警官哪个是坏警官，”比尔告诉我，“如果我们说卫兵是坏家伙，审讯员是好人，审讯员会给我们一支香烟。如果我们不给他一个答案，卫兵就打得我们死去活来，”查理回忆说，“审讯紧张恐怖，我听说战争初期更糟糕。他们都很清楚，他们就要输掉这场战争了。也许这就是现在为什么审讯不像当初那样残暴的原因了，但也够狠的啦。”
审讯者们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有些人还在美国留学工作过。飞行员奥斯卡·郎就是在大船战俘集中营体重由160磅减到118磅的小伙子，日本人让他说出以一所名牌大学命名的美军航空母舰的名称。审讯员提示他这所大学在新泽西。“我仍然记不得那名字，”奥斯卡·朗说，“审讯员极为恼怒，问我是否知道美国是否有一所叫普林斯顿的大学，然后他同我吹嘘他就是那儿毕业的。”
“并非所有卫兵都那么糟糕，”比尔·康奈尔告诉我，“我敢说大约60％的人不得不那么做，但并不高兴那样做，剩下的40％则以尽可能折磨我们为乐趣，他们都是精力充沛的孩子，年龄在16至18岁。别看他们年龄小，但都很残忍。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使我们感到痛苦与恐惧，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用刺刀刺我们，虽不会致命，但也难以忍受。”
有一次，一个日本兵看到了比尔的姓名、编号以及进入大船战俘营的日期，比尔后来回忆起那次惩罚，“这名士兵让我分开腿站在那儿，接连五次把我打翻在地，然后却说‘对不起’，又给我一支香烟。”
战俘“犯了规定”便记录在案，随后就进行每周一次的特别惩罚。查理告诉我：“他们命令我们举手靠着栏杆，用比垒球棒长的东西打我们的屁股和后腿。打到第三下，肌肉都拧成疙瘩，出现痉挛，打完后我们只能爬回牢房，那痛苦得要延续数小时才消失。”
舰载飞机轰炸的地方离大船战俘集中营如此的近，以至于查理都“能闻到火药燃烧的味道”，战俘和士兵知道美军逼近他们了，但这只能使飞行员的状况更危险。
比尔回忆说：“日本兵不停地说，如果他们打了败仗，我们这些战犯也要被砍头，我们相信他们能做得出来。”“我想活不成了，”查理告诉我，“我想随着美军进攻，他们会处死我。”
折磨比尔和查理的大船卫兵也许认为他们自己相对仁慈。他们认为如果是美军俘虏了他们，对他们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美军对我们的待遇我很震惊，”原田中岛是被美军在硫黄岛上俘获的战俘，他对我说：“美军对我们的待遇令我大为震惊，他们对我们很人道，日美之间的差别如此巨大。”另外一个硫黄岛上的战俘名字叫小泽正治，对我说他原以为如果他向美军投降，他会被砍头的。不但没有砍头，美军还给他治伤，给他喝可乐。“我们完全是军国主义教育，”小泽正治说，“我们都要求为天皇效忠，我们本来微不足道，像被踩在脚底的小虫子。我们以为美国人也会像我们的军队那样像虫子样对待我们，但美军救了我的命。”
当华伦在“无人岛”收听广播度日时，弗洛伊德·霍尔在堀江少佐的办公室教堀江英语。很快日本兵称弗洛伊德是“堀江的宠物”。堀江问吉井，华伦什么时候会回到他那儿，“再过几天，”吉井大尉总是这样承诺。
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继续骚扰父岛上的日军，驻扎在马里亚纳群岛上的大型飞机亦开始出现，“那B—29型飞机就要轰炸我们了，就要扔炸弹了，”岩竹说，“但是他们只是向下扔空的油箱同我们打招呼。B—29轰炸机，你永远忘不了，它们简直是庞然大物。”
3月9日晚，飞行员弗洛伊德和华伦听到天空上方的黑暗中有一不寻常的声音，几小时内330架B—29型飞机列队在父岛上空向北低飞。平常这些飞机并不多，但它们集中飞行的呼啸声响彻夜空。
“轰炸机飞越上空要炸日本时，”佐木医生说，“我们这些父岛上的日兵想到我们的兄弟姐妹母亲所要面临的危险，仿佛我们即将为他们的死亡送行。”玉村告诉我“我们真想发电信给东京，告诉他们B－29正在飞往日本的途中，我们知道这些B－29要干什么了。”
但实际没人知道。也没有人料到在3月9日夜和10日早晨要发生什么事情。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杀戮就要发生。飞机，几十年前只不过是一捆易碎的木头片儿，军事专家认为它不会在战争中起什么作用，现在它即将被证明是战争中最具有杀伤力的武器。
1937年日军轰炸了中国许多大城市“毫无防御能力的妇孺百姓”。富兰克林·罗斯福称这是“暴行”，“令每一位文明的人感到厌恶”。1939年德国轰炸华沙震惊世界。1940年鲁夫特瓦夫轰炸鹿特丹、伦敦、考文垂等城市，罗斯福“再次请战争各方不要轰炸无辜百姓，”又自豪地回顾说，“美国一贯率先垂范，敦促制止这些非人道的行为。”英国外交部谴责了“德国在其他国家的非人道行径”，并宣布“英国政府明确表示不管德国的政策如何，英国的政策是不去轰炸非军事目标”。
然而英美进入空战后，他们对屠杀德国和日本的平民就不再有顾虑了。
1940年7月8日，丘吉尔首相写道：“我通盘考虑如何才能赢得这场战争，我想只有惟一一条保险的路，全面彻底毁灭的路，那就是坚决用大规模重型轰炸机轰炸纳粹本土。”但是飞机却不可能每小时飞行数百英里去瞄准像工厂或弹药库那样小的目标。“1941年8月份的一份冷酷的报告记载，五枚炸弹中只有一枚落在既定目标五英里范围内。”因此，如果皇家空军不能轰炸他们想要轰炸的目标，他们就会轰炸他们能轰炸的地方。
一种模糊的委婉措辞把文明的英国空袭屠杀和野蛮的德日行动区别开来。他们告诉民众英国飞机严格区分“军事目标”，平民死亡是由于“误差”。丘吉尔谈到“摧毁房屋”，不分青红皂白地轰炸平民区称为“区域轰炸”。一个美国空军指挥官说：“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在考虑区域轰炸，但是这让我们这些讲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感到厌恶。”而美国空军也要求“高空精确轰炸”。美国人声称，新的高科技瞄准器——诺登轰炸瞄准器，能够“精确锁定目标”，可从五英里的高空一溜烟投下炸弹。据称，这种科技奇迹能够使高空轰炸更有效更人道。城市的轰炸会很精确，目标仅是具有经济意义的场地，比如飞机制造工厂和炼油厂。但是这种诺登轰炸瞄准器是在晴朗干燥的美国西南地区进行的实验，那里能见度高。在大雾弥漫阴雨连绵的德国，其轰炸条件截然不同。
即使轰炸没有击中目标，美军也继续向美国人吹嘘着他们高空精确轰炸的神话。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柯南写道：“这种神话包含了道德尊严、历史乐观主义、技术领先，这三点正是美国人的显著性格”。
但是在前线的美军飞行员知道真实情况。“别以为你的工作多么崇高伟大，”一位美军官员向轰炸机飞行员说，“你做的是肮脏的事情，你可能也会面对着屠杀婴儿这样的现实。”
轰炸机飞行员夫兰克·克拉克是一个威斯康星工厂工人的儿子，他的任务着实让他烦恼，“我不愿意做，我也从未对别人提及，”战后他这样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