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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职官志1”序》载：“明官制，沿汉、唐之旧而损益之。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
从这些不难看出，朱元璋大力制造了胡惟庸案件真正缘由不是胡惟庸有谋反的迹象，而是认为丞相容易“张君之威福”，而作恶多端，又认为元亡的原因在于“政专中书”、“委任权臣”。因为这些认识再加上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等人多事专横跋扈，大权凌驾百官之上，让他心生不安，才决意废相，这一点在早在洪武十一年就看出了迹象，当初朱元璋就命令以后臣下上奏书，不许“关白”中书省（大臣奏事时，中书省不必知道）。洪武十三年废除丞相制度之举，只是不许“关白”中书省的延续，意思是大权独榄，集自古以来皇权、相权于一身，从此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tai祖御奉天殿，敕谕文武群臣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很显然这一切朱元璋早有准备，否则不会在胡惟庸死了那么几年的功夫，就有了这样的大手笔，说到这儿，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整个胡惟庸案，胡惟庸做了相国后，益骄横跋扈，擅自决定官员人等的生杀升降，先阅内外诸司奏章，对己不利者，辄匿不上报。各地喜好钻营、热衷仕进之徒与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送金帛、名马、玩物不可胜数。要说他独断专行确有其事，但谋反其实是子虚乌有，这不过是朱元璋的一个借口，这一点从他诛杀，告发的涂节，第一任锦衣卫指挥使毛骧等人就足以看出，以及后来以此诛杀李善长一家就更加明显，摆明了是朱元璋想借胡案兴起大狱来诛杀文武功臣，以防功臣们日后威胁朱姓子孙。所以胡惟庸案说穿了并不是胡惟庸有谋反之心，而是朱元璋有了借他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对他朱家子孙有威胁的大臣，都可以扣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一并杀了。
这一点在李善长一家被杀后一年，郎中王国用为其鸣冤，由御史解缙起草《论韩国公冤事状》，最有说服力。
疏中论道：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又何必为胡惟庸谋事，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当时正值胡党株连，气氛异常恐怖，很多人担心会招来祸事。但朱元璋看了以后，读了如此冒犯的话，心知理亏，竟然不予追究，足见李善长死得有多冤枉，这反过来也可以说，胡惟庸案的的确确是朱元璋一手炮制的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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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54章最后的冤案2（）
朱元璋的所谓洪武功臣的下场无外乎三种，第一是获罪被杀；第二是无罪赐死；第三是侥幸逃脱。而第三种在洪武一朝为数极少，仅仅限于汤和、邓愈、郭英、沐英、耿炳文等几人而已。其中，邓愈早死，儿子还是没有逃过，沐英远镇云南，郭英则因宁妃的缘故，耿炳文虽则逃过暂时，可是，永乐时终难免橫死。所以，包里归堆，也只有汤和一个人罢了。
朱元璋若是以功业和规模来论，在宋tai祖之上，他之后的两位号称是一时的雄才大略的人物康熙和毛爷爷对朱元璋的评价都不低，康熙本人尽管有借朱元璋缓和民族矛盾的政治意图，但是，如果不是敬佩有加的话，也没有必要对这位开国tai祖说出“治隆唐宋”一类标语口号式的评语，而毛爷爷一向目无余子，唯独对朱元璋情有独衷，想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盲目崇拜。
朱元璋出身草莽，当于乱世，适时，群雄并起，情形并不下隋末，朱元璋没有门荫可依，也没有背景可靠，空以徒手夺取天下，所以，他后来以此自骄并非虚夸。朱元璋亲手创立的一些重要的制度以致于影响到近现代，长达五六百年之久，不能不说其人的能力出类拔萃。朱元璋在历代开国帝王中也是以励精图治著称的，他精于政治、目光深邃，在治理国家方面力矫元朝之失，赢得斯民小康的局面，在他执政的三十一年中，百姓得以粗安，诚属难得。然而，很多史家并不以此来买朱元璋的帐，朱元璋虽敬业劳著，可是，获得的评价实在是低的很，至少和他的个人努力不成正比。即使在毛爷爷时代，上层一再拔高朱元璋，但是，仍然可以听到许多来自不同层面的对这位明tai祖的冷嘲热讽，毛爷爷死后，大骂朱元璋的作品接连上市，时至今日，朱元璋在人们心目中依旧是面目可憎。为什么呢？除了臭名昭著的八股等封建桎梏以外，就是他晚年的肆意屠杀功臣留给后世的阴影，所以，研究一下洪武功臣的下场对于整体了解朱元璋的为人行政也是一个很好的辅助。
众所周知，朱元璋为了巩固一姓之天下，兴起了两次大规模的政治屠杀，也就是著名的胡蓝党狱，经过这两次集中杀戮之后，活跃在十四世纪中国政坛长达三十年的淮西政治集团土崩瓦解、不复存在。然而，这两次屠杀也只不过是朱元璋杀戮功臣的庞大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章节，并非全部，其实，如果细细读来，朱元璋早在洪武七年就开始有计划的清洗功臣了，只是因为那时候数量较少、手段比较隐蔽、方法比较柔和，所以，并不引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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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年之前，朱元璋前后一共杀害了两名功臣，如果把死因不明的刘伯温算上，则有三个。他们是：淮安侯华云龙、德庆侯廖永忠。他们两个人的罪名都是违制。华云龙是因为“据元相脱脱第宅，僭用故元宫中物”得罪，《明史》上没有说明华云龙的死因，只是含糊的说他“未至京，道卒”，但是，也语焉不详的道出了一点细节－－“召（华云龙）还，命何文辉往代。”，何文辉是何许人也呢？只要看一下他的在明史的本传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和李文忠等人齐名的军事特务，是朱元璋的义子，长年负责代替朱元璋监临统军诸将的类似于后来的锦衣卫头子似的人物，以他这样的身份被派到北平显然是特别具有深意的。据谈迁考证，华云龙是被赐死的，死的也还算是体面，因为随后朱元璋让他的儿子华中接替了侯爵，功臣没有除爵，应该是洪武朝的“善终”。
德庆侯廖永忠是兄弟共同辅佐朱元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廖永忠为朱元璋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奉命凿沉小明王韩林儿的坐船，给朱元璋解除了后顾之忧，然而，朱元璋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居然没有封给廖永忠上赏，当然，理由还是老一套，就是亲近儒生、窥测朕意等。曾几何时，廖永忠几乎杀身于鄱阳湖，朱元璋手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赐给廖永忠，而后平蜀，以永忠军功最高，呼之为“傅一廖二”（意为傅友德第一、廖永忠第二），洪武八年，永忠因“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五年之后，儿子廖权才被允许袭爵，而廖永忠的孙子廖镛兄弟是方孝孺的弟子，后来奉命劝降方孝孺，不果被杀（理由居然是给方孝孺收尸）。
同参军国事右御史大夫领台事兼太子谕德卫国公邓愈（洪武十年，讨吐番还。道病，至寿春卒，年四十一。追封宁河王，谥武顺。长子镇嗣，改封申国公，其妻，李善长外孙也，善长败，坐奸党诛。）
右丞相忠勤伯汪广洋（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丞涂节言刘基为惟庸毒死，广洋宜知状。帝问之，对曰：“无有。”帝怒，责广洋朋欺，贬广南。舟次太平，帝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赐敕诛之。）
同参军国事加太子太师宋国公冯胜（数以细故失帝意。蓝玉诛之月，召还京。洪武二十七，赐死，诸子皆不得嗣。）
同知大都督府事加太子太师颖国公傅友德（洪武二十五年，友德请怀远田千亩。帝不悦。寻副宋国公胜分行山西，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六卫。是冬再练军山西、河南。明年，偕召还。又明年赐死。子忠不得嗣。嘉靖元年，云南巡抚都御史何孟春请立祠祀友德。诏可，名曰“报功”。）
参知政事兼太子副詹事南雄侯赵庸（洪武二十三年，以左副将军从燕王出古北口，降乃儿不花。还，坐胡惟庸党死。爵除。）
湖广行省平章营阳侯杨璟（镇北平，练兵辽东。洪武十五年八月卒，追封芮国公，谥武信。子通嗣，二十年帅降军戍云南，多道亡，降普定指挥使。二十三年，诏书坐璟胡惟庸党。）
中书平章同知詹事院事临川侯胡美（洪武十七年坐法死。二十三年，李善长败，帝手诏条列奸党，言美因长女为贵妃，偕其子婿入乱宫禁，事觉，子婿刑死，美赐自尽云。）
山东行省平章政事东平侯韩政（洪武十一年二月卒，帝亲临其丧。追封郓国公。子勋袭。二十六年坐蓝党诛，爵除）注：病薨。儿子跑不了
大都督同知济宁侯顾时（洪武十二年卒，年四十六。葬钟山。追封滕国公，谥襄靖，祔祭功臣庙。子敬嗣侯。二十三年追论胡惟庸党，榜列诸臣，以时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