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头，第二天换了衣服。这样易容后，我们约那系花一同去海边玩，那系花说昨天有两个贼翻墙进了女生浴室。我们一个劲地摇头说：“这种下游胚子，不从墙上摔断腿天理不容！”那“系花”点头说是，放心地和我们一起去海边……
俺胡草可是为了维护瑞金的荣誉啊！
“荣誉高于生命”——或者说“名声高于生命”，这不知道是瑞金学生从小所受的教育还是禁锢？但瑞金绝不是特例：中国教育一直强调培养人的自尊，通过“模范学生”称号来培养人的荣誉感；把学生的自信建立在周围人肯定的基础上，这样的自信是脆弱的，这样的荣誉常常转变为虚荣。你的自信不是来自自我肯定，而是外界的评估标准。在学校里，这个标准是分数；在社会上，这个标准是金钱。在当代人眼里，成功就是高分数、高收入；中国人一生要经历多少考试？中国人一生要经历多少专家评估？
高为民久经考验，从模范学生到模范医生、模范院长，他的自尊心很强，他不容许别人伤害他的自尊。上中学时，胡桑常常不客气地驳倒他，他把自己的愤怒隐藏；这个美男子是那样爱面子，以致他到念大学时还不敢向王凤英表白。
与此相反，胡桑从不在乎别人眼中的自尊；他的自信心很强，他始终相信自己是天才；即使在阴暗的牛棚里，他也相信：天才来到凡人的世界，就是要孤独地受苦。
对于独具慧眼的鹰，眯起双眼远比搏击长空重要，因为光线会把千里眼灼伤；对于聪明绝顶的人，糊涂无知远比深谋远虑重要，因为真理会把先知囚禁——不管怎样，你都在孤独中承受另一个世界的真相。
胡桑喜欢独自在黑暗中摸索的感觉，他拒绝别人的同情。当王凤英偷偷跑到牛棚外喊他的名字时，他在沉默中回忆自己如何欺负她；当王凤英把烤红薯塞进牛棚里时，他恨她的同情；当饥饿迫使他吃下红薯时，他恨自己的脆弱；当他吃过十几顿红薯后，他哭了。几年后，他轻声向她说声“再见”，独自下了火车。当他望着火车呼啸着北上，他泪流满面……
这是一个翻墙而过的年代，还没有看清围墙里的是校长还是美眉，我们就软着陆了，没有回头看的机会，只能在沉默中细数来时的脚印。
我常怀念翻墙而过的年代，就像胡桑怀念举红旗游街而过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之歌，激情与梦想在现实中挣扎。
我曾问大伯：“你后悔当时下火车吗？”大伯摇头，说：“毛泽覃能后悔吗？留在瑞金，然后牺牲……这是我的选择。”
存在主义者说：人要学会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但现实中，我们选择的路往往不是“真实我”的选择，甚至不是“现实我”的选择，而是“当时我”的选择。当时的你还不懂事，所以选择了一条未知的路。等你走完那条路到达下一个路口时，你已经忘了当时的你为什么那么傻，傻到选择这条路。
但是，你不走这条路，你就不会懂事，你就不会发现当年的你很傻——这就是人生的矛盾，无数未知的选择，却没有一个重复证明的机会。另一方面，这也是人生的欣慰：所有的选择都无对错之分，因为你没有另一个人生可供比较。人生没有成败，我们都有一个翻墙而过的时代。
十二、寻梦
2005年5月3日早上，西江文学杂志社的电话响了好几次，但办公室里没有人——五一放三天假，明天才上班。高为民气恼地摔下电话，冲进王凤英的书房。他打开抽屉，发现了那本《牛虻》，他急切地翻开书。一张泛黄的照片掉了下来，他弯腰捡起来一看，心里一震。那是他和胡桑、王凤英高中毕业后去罗汉岩的留影。他手拿照片，坐在椅子上细细回想，汗水从他额头上划落。他给陈经理打了个电话。陈经理说他让胡桑休息一个星期。高为民挂断电话，冲出书房，跑下楼，从车库开出汽车，直奔公寓。
胡桑的宿舍门锁着，高为民推开陈龙的宿舍门，看见陈龙在里面看书。
“胡桑呢？胡桑去哪了？”
陈龙摊开双手，摇摇头。
“他人呢？我不是告诉你他脑子有问题吗？你没看见他去哪吗？他告诉你去哪了吗？”
陈龙眨了眨大眼睛，无辜地摊开双手，说：“他昨天提着包走了，什么都没说就走了，我问，他也不说啊……”
门“啪”的一声关上了，高为民走了。陈龙摸了摸圆鼻头，眨着眼睛，莫名其妙地笑了。
高为民在走廊上掏出手机，给瑞金的岳父家打了个电话。岳父说王凤英没有回瑞金，他以为夫妻吵架了，便劝了劝。高为民强笑着说：“爸爸误会了，没这回事，只是小明喊着要妈妈……”电话那头又起了谈兴。高为民耐心地听完老人的话，笑说：“爸爸，我还有公事呢，改天再聊吧！”挂断电话时，高为民已走到公寓外的人行道上了。他在路边的一张长凳上坐下，掏出手机翻到胡桑老家的电话，犹豫了半天，终于拨了。
2005年5月3日早上，我爷爷坐在大宅院里，给我爸讲苏格拉底的老婆有多泼辣。这时，我奶奶跑出来说：“死老头子，你的电话！”我爷爷轻声说：“看见了吧！有思想的人都有一样的对象！”
我的爷爷接过电话，同高为民谈了半天后才知道他是谁，找他有什么事。最后，爷爷勃然大怒地吼道：“胡桑？那混球？没有！没回来！他不认识回瑞金的路了！我不知道他死哪去了！”
爷爷挂断电话后，余怒未消，数落了奶奶一顿后才走回院里继续跟我爸谈苏格拉底。
高为民平白无故地受了胡桑的父亲一顿骂，心里不快，但还是礼貌地说了声“谢谢，大伯，再见。”手机挂断时，西江火车站的钟楼上正敲了十一下。高为民跑到停车的地方，一个城管伪装成交通协管走上来递给他一张罚单。高为民知道那人骗他，但还是掏了钱。
中午，高为民回到家，小明问他妈妈去哪了，什么时候回来？高为民颓然摇头，无语。
那一夜，高为民梦见自己走在医院的一个长长的走廊上，他走得很累，一直找不到出口。在走廊的尽头，他看见一扇门，他轻轻推开门，看见胡桑的背影，胡桑正坐在桌前写字，高为民悄悄走过去，想看清他写的是什么。突然，墙上的挂钟“当当”地响了，时针指在“11”上。胡桑猛地站起来转过身，他的手里拿着一根铁棒。高为民来不及反应，那根铁棒重重地打在高为民头上……
高为民叫了一声，从床上挣扎着坐起来，他擦去额头上豆大的汗滴，伸手打开台灯。转头看去，枕头另一边空着。他疲惫地叹了一口气，下了床，走到王凤英的书房里。打开抽屉，找出那本《牛虻》，找到那张照片。
高为民久久盯着手里的照片，一滴泪悄悄落在老照片上，这一滴泪在这张照片舀起的一瓢流年中泛起一圈圈涟漪。
高为民想起高中毕业那年，他们仨一起爬山，他的脚扭了，是胡桑背着他下来的。那时，王凤英手里拿着一根折来的狗尾草，不停地打着他俩的脸。
那时他们都还没有成年，而如今他己经四十六岁了。人到中年，常要经历心理危机：上有老，下有小，一家都仰赖你，你却没有一个人可以依靠。一切梦想和激情都已冷却，现实在单调的钟声中重复，你不禁怀疑自己活得有没有意义。在社会上，你已经停下追逐的脚步；而在内心里，你又要重新认识和肯定曾走过的路。
胡桑比他小一岁，中学时高为民当班长，他总笑着喊胡桑管他叫大哥。高中毕业以后，同学们像被打碎的水珠，四溅天涯。高为民去了北京的医科大学读脑外科专业，胡桑则在南京师大学教育学。那时通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一个电话，就能听见地球另一边的声音，他只能盼着在假期回家时见胡桑。
大学四年间，高为民每次放假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胡桑，但每次去他家，他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总是阴沉着脸说胡桑还在学校里——我大伯上大学时没回过家。
我爸说，王凤英也跑了十几次，但没见到我大伯。她曾问我爸胡桑的通讯地址，我爸只能摇头。
一连四年，高为民没见过胡桑。毕业后为工作一忙，就再也没有时间联系胡桑了。高为民毕业后去了西江医院上班，王凤英后来也去了西江文学杂志社工作。以前从瑞金出来的同学都很少再联系了，毕竟大家都有自己的事业。王凤英和高为民在同一个陌生的城市，见面的机会多，时间久了就成了情侣。虽然王凤英的心里常有种失落，但她年纪大了，谈婚论嫁的事很快就提上了议程。真正因为相爱而结婚的夫妇是幸运的，大多数人只能找一个一起过日子的伴侣。所以爱情故事常常吸引我们，无论是遗憾还是幸福，它总能激起我们无限的遐想。婚后他们有过蜜月，当激情冷却后，她也相信自己和高为民曾经相爱过。直到她结婚三年后，胡桑突然出现在西江，她才发现这是个美丽的错觉。
那时高为民正当中年，意气风发，一心只想出人头地，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狂。他和生物化学系毕业的同学一起，试图研制出一种抗焦虑的药物，但他不知道怎样验证它的神经心理效用。在南京师范大学当讲师的胡桑看到他的论文，就给他打了个电话。于是，分别多年后，三个老朋友见面了。
见面那天高为民很高兴，胡桑和王凤英的心情却很复杂。后来终于有一个机会，王凤英和胡桑坐在酒店里畅谈过去。绕来绕去，王凤英终于把话说了出来：嫁给高为民是因为错觉。
“这也是你的错觉。你从小就喜欢高为民。从小你们就很谈得来。从瑞金老革命到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开放。哪个话题你们都很合得来，你们都是工人干部子女。我从小就和你们思想不合拍。”胡桑冷冷地说，“你在喜欢一个人时，常常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