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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了解仿效，最好不要把它与包含它的更宽泛的过程“重复”相分离，日常生活就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反复重复”（戈夫曼；1991；第89页）：我们力求在沉着和规矩地重复同一相互作用时，复制其存在的范围。我们主要是重复我们自己，重复以前的动作，从而逐渐使之转变为规律。现实就是在重复的强化和实现中建构起来的。因而仿效的习惯或规则变成为“自然的”，我们再也不用想它们，因为它们已完全并合，让意义屈从存在的压力。由于它们深刻体现平常化过程，所以它们不会被重新质疑。仿效处于这种加强现实机制的边缘。反过来讲，创新的出现和行为的改变又依赖于仿效。事实上，仿效是在重复一个被重新视为次要的动作。个体通过它选择某种行为，视之为合法和具有权威性（莫斯；1950），但这时，它仍不属于个体举止遗产中的一部分。如果它被采用，仿效就会转换为更加规律的重复，因而，这种在日常生活中确定的现实范围又被扩大了。
拟态链
似乎没有一种动作是被完全创造出来的，先辈总是借鉴他们看到的东西，然后，把它们吸收到个人的遗产中，自己拥有一个“行为模式储藏库”，使他几乎可以应付任何处境（林顿；1986；第88页）。然而，有些人在别人眼中是发明者；他们是这些人第一次看到采用某种新动作的人们。因此，许多女人是裸乳的“始作俑者”。科丽娜是其中的一位。她经常感到自己发挥着一种无名创始人的作用：15年前；在海滩上她并不是惟一的裸乳者，但在家庭中，她的妯娌们经过一番迟疑跟着她在泳池里裸乳。“我感到我令一些女人羡慕，她们虽然没有流露出来，但她们开始摘掉花边，试图裸露得多一点，最终真正开始裸乳”（F148）。科丽娜解释了一种情况，有些人是某种拟态链的创造者。她指出这种动作是可能的。许多女人只是等待机会出现。她们曾听人说过或者在某处看到过，她们的头脑中“已有了它的印象”。“我早就想试一试了”（F96）。由于她们眼中有了某种模式（令她们安心并给她们提供完整的信息），所以她们可以付诸行动，并形成一个拟态性的连贯。在这个过程的最初阶段，她们行为的仿效特征还不明显，受与众不同意愿的驱使，她们摆出一副改革者的样子。随着仿效的普及，改革与重复的比重发生颠倒，新事物的发明转变为正常的简单复制。在第一阶段中，只有少数人对抗已经确立的范围，试图实行新的规范，即可以冠名的行为，这就是时尚。社会对立在第一阶段界定仿效的一个特殊性质：仿效体现节奏、激情、驱动力。“人们追随这种节奏，的确，人们试着跟上它”（F6）；“人们追赶这场运动”（F179）；“当运动发生，形成气氛时，一切都很容易，人们会随波逐流”（F37）。相反地，在平常化阶段，仿效变成被动的。当个体必须表现创新和复制某一新动作的意愿时，这种实践的规范化促使他屈从外界压力，不自觉地进行复制。比如作为参照的小群体的压力。“总之。我随大流儿，我的朋友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F96）；“在我的女友中，我是惟一全遮的（她想说她穿连体泳衣），所以我要同她们一样，过去，我从没这样想过”（F68）。已确立的规范的压力更加普遍和广泛。“别人怎样做，我就怎样做”（F74）；“我不知道，就是这样，这很正常，我照规矩做”（F114）；“应该顺应时代，这已是一种风俗”（F149）。比如过分强调规范性，从而形成切实的约束。“我的女友们裸乳，但都是被迫的，因为她们觉得她们必须这样做”（F75）。从创新的仿效到被动的重复，这个过程就是由新到正常的过程。这有助于理解为什么统治者更多的是标新立异而被统治者更多的是遵守习俗（布迪厄；1979）。这不是文化或等级品味的问题，而是他们在拟态链中的地位问题：只有那些有条件的人可以首先仿效，能够减少进行正常的最笨拙的重复。
成为正常
“逃避这个混乱的噩梦世界”的惟一办法就是“留在已建立的规范中”，留在被最广泛接受的意义范围中（贝尔热；1971；第54页）。与这条存在规律的任何背离都会“产生无法承受的心理压力”（第52页）并陷入非现实的模糊性之中。由于我们的社会存在的本性，我们注定要寻找现存的规则并适应它；采取任何行动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重要追求：“表现正常”（戈夫曼；1973b；第263页）。海滩不像欧文·戈夫曼所分析的心理医院那样是一个被格式化的机构。然而，来到这里的个人同样“有义务了解情况，接受它的某些发展方向并适应它”（戈夫曼；1968；第242页）。服从规范的原因是任何背离的精神代价，因为，它需要能够“立即做出判断”（戈夫曼；1973b；第249页）。我们已经看到周围环境的压力如何在一种行为背离游戏规则时发挥作用的：追求平静要求避免这些攻击，因此也要求严格遵守这些规范。最勇敢的人和最有条件的人可以在边缘地带尝试创新，但不能走得太远，只能在某些可接受方面稍加越轨。
正常的重复主要受追求平静的支配：人们只想与大家保持一致，不去冒任何风险。然而，这种追求规范的潜在功能可以被模糊地感觉到。如建构现实：与大家一致，即把一个对“大家”都真实和重要的行为和认同意义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之中，因此，各人的所为要得到周围人的认可和支持，而不是充满猜疑。如建立社会关系：与大家一致，即相互理解、沟通、交流。“人际交流完全建立在对公共规范每时每刻的追求上”（法罗；1991；第109页）；因为个体已被纳入到一个“社会协调性的运动中，其原因就是让所有特殊的意识服从于一个公共类型”（迪尔凯姆；1978；第73页）。追求绝对地与众不同势必遭到无可挽回的孤立。
一般习俗
强调遵守规范的重要性不仅意味着每个人要采取相同的行为：存在着一整套规则，规定谁扮演什么角色和如何扮演这个角色（戈夫曼；1991）。裸乳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根据人数的分布方式和裸乳者比例，一些动作在某个海滩的某一天是被允许的，根据形体、年龄和自如度，有些女性可以做更多的动作而另一些女性则不能做。这个等级化是由规范的交叉形成的。一方面，是行为模式（裸乳），它建立一套游戏规则；另一方面，是裸乳者类型，体现这些规则的特殊性：规范永远不能被理解为每种语境的一种抽象模式。此外，规范的应用也是灵活的和不确定的。灵活的，指它只是一个引导，个体在参照它的同时保持自己的本色和充满活力，可以在确定的范围内（多少）可以自由地随意行动。“任何表演，无论形成规范与否，都允许演员在自己的位置上活动手脚、抓痒、喘气、咳嗽、寻找舒服姿势、整理衣服及因去厕所和打电话而暂时离开。毫无疑问，应该从这种认可范围之外的行动类型权力中看到角色的约束不可能超越某些界限”（戈夫曼；1991；第266～267页）。不确定的，指单一性规范很少被提出。“正常”是近乎冲突的意义系统交叉的结果，给个体留下若干选择的可能性。因此，决定裸乳的女性应该懂得和严格遵守这些游戏规则，才可以成为“正常的”。但是， 她也可以 （在大多数情况下）穿上泳衣上身，从而同样做到“正常”。“裸乳的女人是正常的，今天，这很正常，我虽然不裸乳，但我认为这是正常的”（F158）。
因此，行为规范以多样和多变的形式出现。然而，但它并不有悖于这样的事实：规范的范围可以是非常具体的，甚至受到发挥重要作用的微小动作的约束。比如我们已经看到目光的游戏具有严格的规则。规则的多样性不应再掩盖大多数人对规范的追求促使他们趋同、测定和重复那些最基本态度的事实。在拟态链的第一阶段中（最短暂的），仿效用以区别大众，有时甚至在运动之初与大多数人形成对立。这不是数量的问题而是新实践的吸引力和声誉在起作用。相反地，在第二阶段，平均数的观念作为模式的总的行为观念出现了：社会重复它的中心，并通过它构建最厚重的现实。当仿效的动力将新生事物纳入现实的边缘上时，稳定的规范性就会在某种数量机制的基础上更多地被复制，这种数量机制是由已经发挥核心作用的观念和行为的中数确立的。由于规范主要由第二阶段界定，所以，埃米尔·迪尔凯姆有理由指出；“当人们在这种类型的社会中数中观察到某种道德事实时，那么这种道德事实对某一特定社会类型而言就是正常的”（1975，第283页）。遵守习俗不是外界约束的结果，不是人们缺乏想象力的表现：它是社会进程内部的依靠中心建构现实的总方式。
珍珠课
不论是拟态链之初的创造性仿效还是规范化重复，新知识的并合是根据马塞尔·儒斯（1974）提出的模式完成的，他不无诗意地称它为“”。从珍珠的形象看，知识记忆是一个围绕具体载体的十分缓慢的结晶过程；每个动作，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自身也反映一段社会历史，即身体运动中被具体化的大量信息。人只是“沧海一粟”，一个“五光十色珍珠的采集者，他用这些珍珠串成美与真的项链”（儒斯；1974；第37页）。因为珍珠只需被仿效和并合就可以变成“课”，向把它据为己有的个体释放和揭示积累的知识。有些珍珠课可以被正式搬上前台。在《国王的两种身体》中，欧内斯特·康多罗维茨（1989）分析了其中一个典型例子。作者指出在早期历史上，萌芽中的国家如何体现国王的人格，如何生活在两种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