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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以前，他就曾致力于这一创作领域的复苏。
阿西莫夫活着是为了写作。他很少旅行，甚至拒绝乘坐飞机，认为飞行是“不公平”的；如果乘车，还有可能在车祸中生还，但飞机若掉下来，那就死定了。然而，可笑的是，这位拒绝飞机的人却给我们讲星际飞船在太空中激战的故事，讲旅行者奔赴遥远的未来、飞越多维空间及遥远星云的故事。
尽管阿西莫夫以近乎苦行僧的态度对待写作，但他绝对不是和尚。他人缘很好，有几位终生的朋友；他是个称职的父亲，同时与父母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直到他们去世。另外，他还为自己找到了第二职业——他是位极为成功的业余演说家。
他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婚姻以离异而告终。在第一位妻子的眼中，阿西莫夫始终是个花花公子。但他的朋友们可以证实，自从娶了第二个妻子珍妮特·杰普逊后，他从未有过不轨之举。在珍妮特身上，他找到了自己一生中的伟大爱情。
阿西莫夫自知有写作的天份，因此对自己的才能也从未谦虚过，有人认为他自我膨胀、自以为是，他却喜欢称自己的冒失为“阿西莫夫式的狂妄自大”。
在穆格图书馆成堆的手稿、剪报和书迷来信中，第316号档案盒内的一篇文章生动展示了阿西莫夫对自己名声与成功的信心。70年代中期，一本名为《布丽尔》的无名杂志上，登载了一篇评论阿西莫夫及其作品的文章。在第一页的顶端，有一行阿西莫夫的手写笔迹，道劲、简洁地写道：大知道该文作者从何处取得的素材，传记作者请勿信之！
艾萨克·阿西莫夫不清楚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很早以前，他就将1920年1月2H定为自己的生日。之所以不清楚，是因为他出生在莫斯科西南约250英里的一个名叫彼得罗维奇的小村庄里，村里没有关于出生、死亡或婚姻状况的正式记录。
艾萨克的父母是俄国犹太人。他的出世对母亲安娜·瑞琪尔来说，是件痛苦而难忘的事。艾萨克的父亲朱达是位粮商，在当地也算是体面人。艾萨克出生前五年，他曾说服一位医生到村中定居。十月革命后，医生决定搬走，村中从此没有了专业的医疗机构。艾萨克显然不愿来到这个世上，母亲的生产持续了三天两夜，当时帮忙的只有一位无经验的助产妇。
幸亏安娜·瑞琪尔年轻体壮，挺了过来。艾萨克出生时，她只有24岁，个子矮小，身高仅4英尺10英寸，典型的斯拉夫人长相，不怎么像犹太人。她长着一双蓝眼睛，年轻时一头金发，与朱达的长相极不相同。朱达比她小一岁，却比她高出近一尺。他有一双棕色眼睛，头发呈深褐色。艾萨克与弟妹们都继承了母亲的肤色，但三个孩子中，惟有艾萨克继承了斯拉夫人的高颧骨，而且他的个子也与他父亲5英尺9英寸的身高相差无几。
安娜·瑞琪尔与朱达不仅长相不同，性格也相去甚远。艾萨克的母亲是个风风火火、脾气急躁的女人，在少年时就生机勃勃，爱卖弄风情，富有冒险精神。相比之下，朱达显得严肃、保守，是个只知道埋头苦干的人；但他很聪明，并善于思考。他喜欢给懂事后的艾萨克讲道德故事，无疑是位能领着一家老小闯过种种难关的一家之长。艾萨克全心全意地相信父亲在遇到母亲时还是个童男子，并且她是他唯一的女人。但他确信母亲准保不是这么回事，尽管他对此无从考证。
艾萨克出生时只有4．5磅重，是个小不点。父母几乎不相信他能捱过第一年。事实却是快到2岁时，他才得第一场大病，差点死于肺炎。
据阿西莫夫家族记载，艾萨克是当地肺炎流行时唯一幸存的孩子。当时村里17名婴儿染上了疾病，16名在几周内相继夭折，被请来治病的医生也放弃了对艾萨克的治疗，病情不断恶化。据说，安娜·瑞琪尔的母亲曾劝女儿接受艾萨克将会死的事实，说他不过是个婴儿。她还可以再生一个。
母亲的这番话令安娜·瑞琪尔极为愤怒。她扔掉了医生开的毫无疗效的药，一直把孩子抱在怀里，直到他病情好转。艾萨克一直记得，母亲直到老了，提起外祖母仍是满脸的不屑——她不能原谅母亲的无情无义。
艾萨克痊愈后不久，朱达与安娜有了第二个孩子。这是个女孩，生于1922年6月17日，取名为曼雅。她长大以后，自己改名为玛霞。几乎就在玛霞出生的同时，他们收到了一封美国来信，由此引发的系列事情从根本上改变了阿西莫夫一家人的生活。
安娜的哥哥约瑟夫·伯曼当时已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定居数年。他写信给彼得罗维奇村的教士，打听妹妹的下落。信件交到了安娜手中后，双方开始通信。约瑟夫很快就表示，愿意为家族中其他想离开俄罗斯的人提供帮助。
阿西莫夫一家人反复商量，最后决定接受约瑟夫帮他们移民的提议。对他们来说，这将是一次前途未卜的旅程，但他们也曾听说过关于别人在那块富饶土地上为自己创立家业的传闻。尽管存在语言、文化方面的障碍，但相对于他们在革命后的俄罗斯所过的贫困生活，约瑟夫的邀请毕竟给了他们希望。约瑟夫会帮他们安顿下来，而且他们还年轻，还能有所作为。然而他们要离开俄罗斯，必须得到政府的允许。
新成立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并不允许人们随便离开俄罗斯。要求在海外定居的小小愿望被人视为是耻辱，而获得许可证的程序则充满了官僚式的繁琐，政府办事效率低，处处都是繁文缛节。幸亏朱达有位朋友在政府机构中身居要职，他给有关方面写了封信，称阿西莫夫一家希望与已定居美国的亲戚团圆，这才帮了这家人的忙。这个借口在某种程度上使政府能网开一面。
即便如此，取得必要的证件仍非易事。朱达用了一周的时间由彼得罗维奇村赶到了一个名叫戈米尔的小镇，而后又辗转来到莫斯科。在那儿，他走马灯似地拜访了各位小官，每到一处都要花钱。而当朱达一家要移民的消息传出后，由于害怕他会被投人监狱，朋友都不愿借钱给他们了。企图离开祖国，这在当时可是大逆不道的。
然而安娜还是设法弄到了贿赂官员们所需的大量金钱，令当时身在莫斯科的朱达困惑不已。那时正是俄罗斯的隆冬，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他已在朋友家的地板上睡了一周，吃的是黑面包与青豆。
他们花完了所有的积蓄，只留下了旅费。1922年12月13日，这家人终于取得了护照及离开俄罗斯的许可证。
朱达返回彼得罗维奇村后，卖掉了所有带不走的东西。然后，他与安娜开始打点行囊。1922年的圣诞节前夕，一家人踏上了漫漫旅程。
旅行用了近六周的的时间，他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离开村子没几天，在距莫斯科尚有50英里时，玛霞得了重病，好不容易才找到医生，给开了一些药。她康复得很慢，一周后，一家人才又开始启程前往莫斯科。在莫斯科，他们取到了在拉托维亚首府里加乘船的证件。
1923年1月11日，阿西莫夫一家离开了俄罗斯。自那以后，艾萨克再也没有回去过。
他们原计划从拉托维亚乘船到法国，然后再赴美国，但就在阿西莫夫一家抵达拉托维亚时，法国占领了鲁尔并封锁了边界。这家人只好改道刊物浦，从那儿乘船横跨大西洋，到了英国。然而他们却发现证件已先期抵达他们原先计划的停歇处——法国的夏布尔。当时，幸亏有了利物浦犹太移民援助会的帮助。在得知他们改道的消息后，这个协会帮他们从法国政府有关机构取回了证件，并为他们安排了新的旅行计划。阿西莫夫一家终于登上了开往纽约的“巴尔提克”号轮船。
1923年2月3日，在埃利斯岛上岸的欧洲移民的长串名单上，多了阿西莫夫一家四口的名字。他们办理了在美国定居所需的手续，一家人被分开接受查询。当时艾萨克出了麻疹。这家人在“巴尔提克”号最廉价的船舱中熬过了艰苦的旅程，好不容易抵达后又得办理种种手续，确实让他们精疲力尽。
从许多方面看，阿西莫夫一家还是幸运的。1923年是美国政府接收外国移民相对宽松的最后一年。如果他们晚来一年，很有可能将被遣送回国。在抵埃利斯岛四天后，办理完种种手续，一家人终于又团聚了。约瑟夫·伯曼将他们接到了布鲁克林，在此建立家园，朱达与安娜也将在此度过余生。
19世纪20年代的布鲁克林，住宅楼与工业建筑鳞次栉比，移民也大多集中在这个地区，布鲁克林有着很浓的社区意识，尤其是在为数众多的犹太人群中。对于那些有能力成为办事员的人来说，机会就在眼前——桥的那头就是曼哈顿；况且在大萧条前，沿着布鲁克林海岸线，星罗棋布地散落着6000多家工厂，可容纳20万劳动力。
阿西莫夫一家汇入了这个挑挑攘攘的社区：父亲、母亲和两个孩子，口袋里没揣几个钱，又无栖身之地，只能暂时先住在伯曼家中。他们所拥有的只是工业化前俄罗斯乡下人的老实巴交；而眼前是个崭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人人说的都是英语，他们不得不抛弃母语，改变习俗。刚开始时，的确是一种完全陌生、不可思议的生活。
艾萨克比他的父母亲更快地适应了新环境，而玛霞则根本觉察不出有什么异同。艾萨克回忆说他一点都记不清来美国前的事情了，很快就学会了英语，开始了新的生活。虽然在他年轻时，为了追求异性，他曾炫耀自己是出生于俄罗斯，一旦习惯了布鲁克林的生活后，再没有什么人比他更如鱼得水了。
最初，阿西莫夫一家住在贫民区的范西科特大街上，既无电也无暖气，照明用的是煤气灯，取暖用的是旧铁炉。朱达·阿西莫夫在当地的小作坊、小工厂中卖苦力，收入微薄。他曾干过一段时期的推销员，但天生笨嘴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