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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靠他的创作收入过上舒适的生活。
阿西莫夫天生是个教师。他在哥伦比亚读博士时,偶尔也讲过课,并且很成功。他自己也喜欢讲课。从某种意义上看,他后来的许多作品其实就是在讲课。他的非小说类作品限于科学知识领域,但当他对非小说类作品创作更具有信心时,便开始写任何自己喜欢的东西。
在波士顿大学,他成为一名讲师。他并不是助理教授(如比尔·波依德原先所指出的那样),而是一名讲师。这个职位只比助理教授低一级,意味着他将在从事部分教学的同时开展纯研究。
1950年2月,他讲了第一堂课,题目是“简单的类酯物”。后来,杰特鲁德声称,“今天,我们讲简单的类酯物”是最令她恶心的一句话,因为艾萨克在家里走来走去,不厌其烦地念这句开场白。
尽管阿西莫夫几天前扁桃体发炎,但第一堂课还是获得了成功。在到校的头一个月,他便与学生打成一片。学生们向他请教问题,喜欢他平易、亲切的讲课方式。但系里许多保守的教师并不喜欢他,讨厌他与学生随随便便,认为他古怪、自负——那时已是公认的了。阿西莫夫并不在乎这些。
阿西莫夫对选修他这门课的女生关心得更多些,因此曾不止一次地被指责为与她们过从大密。一小群本事差点的男生很快便妒火中烧,称阿西莫夫偏袒女生。阿西莫夫很快便意识到自己得谨慎点了。一方面,一群讨厌他的讲师们对他不屑一顾,另一方面,又有人指责他偏袒女生,这更糟糕,他的处境简直有如在走钢丝一般。虽然这些风波很快使平息了,但在随后的8年中是非不断。对阿西莫夫来说,大学里难得有风平浪静的时候。
由于他那典型的狂妄自大,阿西莫夫的日子更不好过。他自恃受广大学生欢迎,便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是学院里最优秀的讲师。
50年代初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位参观者在走廊上听到另一层楼传来的起哄声,随后又是欢呼声和掌声,便问陪同的教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教员愤愤回答道:“哦,可能是阿西莫夫在讲课。”
在大学里,阿西莫夫确实也有些朋友。1950年,比尔·波依德出国旅行了近一年后,回到了学院。他和阿西莫夫成了好朋友。阿西莫夫总是与出版界里的同行交朋友,但大部分人都住在纽约。坎贝尔、波尔及其他一些好友经常来波士顿看望他,所以他当初完全没必要担心会被孤立在纽约市外。
阿西莫夫是个优秀的讲师,但是个差劲的研究人员。从到波士顿大学的那一刻起,他就为此与一些教员发生了多次冲突。他的顶头上司亨利·雷蒙博士是他所参加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两人从一开始就不合。雷蒙几乎在各方面都与阿西莫夫截然不同。他是个办事彻底、讲究精确、具有奉献精神的研究员,但在教学方面没什么特别之处并且极端保守。他不喜欢阿西莫夫那种爱出风头、爱开玩笑的作风及他的古怪观点。他认为,一位学者应尽量把时间多放在自己的研究上。他不赞成阿西莫夫的写作雄心,认为这是给学院丢脸,有损波士顿大学的尊严。他竭尽全力地给阿西莫夫找麻烦。
幸亏艾萨克与系主任沃克教授的关系不错。沃克也是与阿西莫夫极为不同的两种人,但他非常尊敬阿西莫夫,并不认为雷蒙的批评是对的。
阿西莫夫尽可能地逃避研究,并且讨厌写研究报告。他不喜欢固定的正式文体,因为这使他没有自由表达的余地。
岁月流逝,50年代中,阿西莫夫在大学里的研究越来越少,所上的课越来越多。尽管他才在波士顿生活、工作了两年,但在50年代早期,他就已经能够完全放弃学术事业,专门从事写作了。1952年,当年的文学创作给他带来了8,550美元的收入,而他在大学的薪金才5,500美元。1953年,他的创作收入几乎高达10,000美元,到这年年底,他已经出版了9本书,同时还为流行杂志写了大量的故事。创作前途一片光明。1950年12月,杰特鲁德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大卫。
艾萨克一贯对周围的事物反应迟钝,不善于察言观色,因此他几乎是最后一个意识到杰特鲁德怀孕的人。
公平地说,艾萨克吃了一惊是有些理由的。夫妻俩的性生活称不上频繁,而且在几年前,阿西莫夫就已得知自己精子的成活率低。到1950年时,他们几乎对要孩子不抱什么希望了,所以也不怎么想这事。但不管怎样,当杰特鲁德告诉他自己怀孕的消息时,他确实是又惊又喜。
他们考虑的第一件事便是搬出这套一年前刚到波士顿时租的公寓,并马上开始行动起来,准备找套大点的房子。
怀孕初期不是很顺利。1951年1月底,杰特鲁德怀孕两个月时,开始出现了剧痛。艾萨克惊恐万分,开着六个月前刚买的新车将她送进了马萨诸塞州的纪念医院。医生担心杰特鲁德流产,便让她住院观察两天。艾萨克痛苦极了,一连几天,他都在医院里踱来踱去,有时还干扰医生的工作。当医生宣布杰特鲁德安然无恙时,病房里传开了一个笑话:“杰特鲁德没流产,艾萨克倒流产了五次。”
大卫出生于1951年8月20日。那时,阿西莫夫夫妇已在沃斯汉姆的劳威尔街找到了房子。房中的电话有拨号装置,这样他们就不用麻烦接线员了,唯一的问题是,花钱太多,搬入公寓时,他们还买了台冰箱,花了270美元。在他们看来,这几乎是个天文数字。
波士顿的夏天通常湿热难当,而冬天又寒冷无比。阿西莫夫喜欢寒冷的天气,只有真正大幅度降温时,他才觉得冷。他痛恨炎热的天气,从未对太阳浴有过兴趣,并且讨厌波士顿夏日的潮湿。他们在这个城市中所租的寓所都没有装空调,室内温度比室外还高,因此暑假时几乎不可能在室内写作。
劳威尔街寓所的一大优势就是它多少还有个阳台,并且在最高一层。艾萨克与杰特鲁德都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艾萨克总是将打字机搁在荫凉处,在屋外工作。到了杰特鲁德怀孕的后期,即便是荫凉处的温度也高达90华氏度时,艾萨克便在阳台的另一头支起一张小床,让她睡午觉。
大卫是个早产儿,出生时块头很小,头四天是在育婴箱中度过的。他小时候常生病,父母总为他的体重担忧。整个童年时代,他一直很瘦,后来渐渐长成了一个害羞、缄默的男孩。甚至感到与同龄的孩子交流有点困难,也不愿和他们一块玩。当艾萨克与杰特鲁德的第二个孩子罗宾出世时,大卫已经三岁,开朗了些,也开始与其他孩子一块玩了。相反,罗宾是个活泼、闹腾的孩子,与哥哥截然不同。
家庭扩大的同时,阿西莫夫正忙着创作他的科幻小说。这期间创作的大部分作品使他后来名扬四海。1950年,杰特鲁德打出了《我是机器人》的底稿,这部书在年底出版了。那时,她刚怀上了大卫。从杰特鲁德怀上大卫到1955年2月罗宾出世的这段时间内,阿西莫夫创作并出版了《基地三部曲》、《繁星若尘》、三部幸运儿斯塔尔系列、《太空洪流》与《钢之洞》。在杰特鲁德怀大卫期间,艾萨克正与高曼出版社合作,准备将基地故事出版成书。与此同时《空中卵石》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罗宾出生前不久,阿西莫夫写成了《永恒的终结》。
这一时期是阿西莫夫创作生涯中一个明显的转型期。他的作品引起了评论界的持续关注,并为他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收益。50年代初,他的写作收入已远远超过了学院的薪金,他完全可以辞去教学工作,转而专门从事创作了。
1950年到1955年期间,阿西莫夫的创作收人从4,700美元爬升到了15,000美元,而他在学院的薪金依然保持不变。显然,如果他专门从事创作,而不是在工作之余零敲碎打的话,他可以赚更多的钱。但那时,他仍下不了辞职的决心。他喜欢长长的、薪金照付的假期,也喜欢教书,而且他从事的那点研究工作并不是特别难以接受。更重要的是,他喜欢大学教授的名声。
结果,艾萨克迟迟未能做出辞职的决定,不仅如此,还与同事发生了争执,引起了不快。
他在大学任教的头几年,处境艰难,但他总能设法博得系主任沃克教授的好感。有件事使这一好感更为巩固。那是在1950年,比尔·波依德向阿西莫夫建议,两人合作编写一本生物化学课本,很快沃克教授也应邀加人进来。这样,阿西莫夫既讨好了上司,手头又多了一件武器。他告诉自己,一旦他在学院的位置受到威胁,他便将威胁退出这项合作计划。
没过多久,阿西莫夫便意识到了在同意编写这本生物化学课本时,并未考虑到不利的一面。结果,他得干大部分的累活,而且尽管出版商很有信心,但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这本定名为《生物化学与人类新陈代谢》的书终于在1952年5月写成,还未出版就已经过时。不仅如此,书中错误百出,在出第二版前还得进行修改。
作者们面临的主要难题还在于,至少还有另两本更占优势的书要同时出版,堵死了他们的市场。结果,阿西莫夫-波依德-沃克课本只卖出了几百本,成了一次小小的惨败。阿西莫夫为这本书费尽了心血;甚至不辞劳苦地编写了极为复杂的索引,最后换来的只是在学院里的一小点人为的安全。对他而言,与出版《空中卵石》、创作《繁星若尘》、《太空洪流》的辉煌相比,这本书简直不值得一提。
1951—1952年间,阿西莫夫曾认真考虑过要换一个地方教书,他觉得学院给他的待遇不好。他希望学院能给他开工资,而不是从雷蒙教授的研究基金中拨给他钱。与此同时,他还希望能晋升为助理教授。
1951年底,在沃克教授的帮助下,阿西莫夫成功地摆脱了对雷蒙研究基金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