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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聚会的人数竟高达数万。
伍迪·艾伦可能是第一位来找阿西莫夫的电影制片人。在其影片《沉睡者》尚处于计划阶段时，有一次，艾伦邀请阿西莫夫共进午餐，希望能检验一下剧本中的科学问题，以保证其想法的可行性。阿西莫夫让他尽管放心。两人聊了有一个小时，这是阿西莫夫最后一次见到艾伦。事后，他连封感谢信也没收到。
与此类似，保尔·麦卡特尼也来找过阿西莫夫。两人在纽约见了面。麦卡特尼说明了他正在构思的一部电影的创意，讲的是一群外星人假扮成一个著名流行乐队的故事。他问阿西莫夫是否能简单起草一个剧本。阿西莫夫同意了。期限未到，阿西莫夫就早早交了稿，但被退了回来。此次阿西莫夫的劳动成果得到相应的回报，但也是他最后一次听说这部电影的拍摄计划。
阿西莫夫与电影界最密切的一次接触是在1975年，史蒂芬·斯庇尔伯格请他出任其新作《遭遇第三类》的技术顾问。两人初次在纽约见面时便一见如故。尽管阿西莫夫认为这部片子不错，但他还是谢绝了斯庇尔伯格的邀请。
一些人对阿西莫夫对电影界的态度感到惊讶，但从现在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毕竟，他在将《神奇的旅程》改编为小说时曾经历过重大的挫折。阿西莫夫从不善于与人共事，在其事业中也极少与人合作。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没必要卷入电影界。
70年代中，阿西莫夫已是拥有数百万资产的富翁了，无意再因到处奔波或因往返于纽约与加利福尼亚之间而打乱自己的生活。他并不需要钱，而且在科幻小说界已享有极高的声望，卷入电影界根本不会使他的名声再提高到哪里去。另外，他也不觉得在电影圈内工作有什么乐趣。
他曾宣称：“我讨厌好莱坞，总是想方设法躲它远点。”①在别的场合，他也说过：“电影界真的不合我的口味。”②他说自己并不为未涉足电影界而感到后悔。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又笑了》第50页，纽约哈普·科林斯出版社1992年版。
②《欢乐永存》第717页。
70年代初，因健康出问题后，在珍尼特的敦促下，艾萨克同意保养自己的身体。他开始控制体重并越来越注意营养。在珍尼特的坚持下，他们还经常一起去度假。1976年他们离开纽约，搭乘QE2号前往加勒比海旅行，度过了非常有意义的两周。自然，艾萨克并未完全放弃工作。他每天至少写作两个小时，只是不再像以前那样，为了创作整个假期都将自己关在屋里，也不像他呆在家时那般刻苦了。
尽管如此，70年代末，他的身体状况仍然急转直下。自1971年甲状腺手术以来，他的健康出现第一次恶化是1977年的冠状动脉栓塞的发作。
这其实是个警告，但奇怪的是，直到事件结束后，艾萨克才知道自己是心脏病发作。
1977年5月，艾萨克正在宾夕法尼亚州做系列公开演讲。当演说进人到一个非常紧张的阶段时，病情发作了。刚开始他以为是肾结石这个老毛病又犯了——在过去的20年中，这个病症曾一直困扰着他。
他认为，疼痛可能是由于临睡前在酒店的卧房里吃了块油腻的奶油蛋糕而引起的，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凌晨时，一阵剧痛又将他惊醒，这次他以为自己快要死了，甚至将葬礼安排及所希望的悼念仪式都一一向珍尼特做了交代。
天亮后，疼痛消失了，他不顾珍尼特的反对，决定按原计划继续行事。尽管当时他感到极为疲乏，甚至觉得快喘不过气来了，但他仍一边演说，一边声称：“我没时间得心绞痛。”
回到纽约数天后，由于珍尼特的强烈抗议，艾萨克终于去看了医生并接受检查，检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几天前他感觉到的剧痛确实是一次心脏病发作，只是比较轻缓，让他走了一次运。
几小时后，艾萨克便被送往医院，接受更严格的检查和观测。他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头几天住在特护病房，接着又搬进了单间，处于全天候的监视之下。
被强制关了两个星期后，艾萨克简直要疯了。他终于说服医生，在严格的监督下允许他每天工作一小段时间。这才使他的日子好过了点。珍尼特每天都来看望他，第二周，拉利·阿什米德也打了几次电话来询问病情。
三周后，艾萨克终于出院了，但医生要求他减轻20镑体重，减少工作量，经常彻底地休息，在度假时完全忘却工作。他同意了第一项要求，在出院一个月后减掉了20镑体重，而其他几项，都只有部分达到要求。
尽管这十年给他带来了种种的磨难和问题——离婚时法庭上令人沮丧的场面，他本人和珍尼特频繁地住院，对女儿健康的担忧——但他还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作品100））出版后的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出版的著作总数又翻了一番。1979年底，《作品200》出版后，他亦作为文学历史上的前十位多产作家之一，被载人了记录丛书。
整个70年代，阿西莫夫一本接一本地不断发表非小说类作品，巩固了作为世界科普领袖这一令人敬畏的地位。然而，他还是抽出了时间发展别的兴趣并取得了新的成就。正是在这十年中，他重返科幻小说界，令热爱他的百万书迷兴奋不已。
尽管时间间隔了15年，但当阿西莫夫再度回到科幻小说创作领域时，仍向世界表明，他的创作魔力并未消失，这期间写的一篇科幻小说甚至还被人奉为他最优秀的一部作品。这部书出版后，阿西莫夫又成了科幻小说界的宠儿，得到了最高的荣誉。早年的科幻小说大师重出江湖，他写的新书仍是最成功的著作之一，评论界的掌声及全球百万册的销量再度令他名利双收。
第十二章 重拾旧爱
20世纪60年代，众多的生活领域发生着变革。这种变革也延伸到了科幻小说界。以阿西莫夫、亨纳恩以及坎贝尔麾下其他名人为代表的50年代作家的作品，在许多方面都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相对的纯朴；但自1964年始，情况迅速发生了变化。
在阿西莫夫的第一次科幻小说创作浪潮中，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是1957年出版的《赤裸的太阳》。他之所以停止写科幻小说，一部分原因是感到乏味，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在此方面他已才思枯竭，而在非小说作品创作中又找到了灵感。然而，他一直是个科幻小说迷，看过很多的科幻小说并一直零敲碎打地写些小故事。
60年代初，科幻小说界开始了一场变革。据一些刚人行的年轻作者称，阿西莫夫的小说像恐龙一样已经过时。
这种新的科幻小说被阿西莫夫的朋友、作家兼编辑朱迪斯·麦瑞尔称为“新浪潮”。英国作家迈克尔·穆尔科克是这次运动的领袖人物。在他的影响下，涌现出了一批新的科幻小说作家。尽管在60年代，穆尔科克还只是被视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极为成功的作家，但我们完全可以将他看成是“新浪潮”时代的约翰·坎贝尔。
1964年，穆尔科克接任科幻杂志《新世界》的主编之职后，他立即为当时一批前卫的科幻小说作家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这些作家从此成为科幻小说界的一代宗师——T．D．伯纳德，布莱恩·艾尔迪斯以及穆尔科克本人。
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新浪潮”作家，企图彻底改变科幻小说的写作方式。自科幻小说诞生之日起便占据主导地位的那种彬彬有礼、绅士式的创作方式已令他们腻烦透顶。他们希望赋予它力度，创作出更富有文学性和社会道德感的作品。
“新浪潮”的这种风格恰恰与阿西莫夫的写作相反。阿西莫夫从未特意注重过文学形式。虽然他曾心不在焉地写了些类似《火星人的方式》之类的故事，但他却从未有意识地赋予其作品以社会意识信息。他有很强的自由观念，但并没有把此观念用于情节的描写和人物的刻画。“新浪潮”作家则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
据称，阿西莫夫对“新浪潮”的大部分作品并不赞同。有一位作家甚至指出，阿西莫夫加入了一个“旧浪潮”的写作团体，威胁要从与“新浪潮”作家打交道的出版商手中收回作品，企图以此来阻止“新浪潮”的发展。此种说法似乎不太可能，但阿西莫夫的道德标准确实经常有不一致的时候。有时，他似乎是为自己定一套标准，而给别人定另一套标准，因此可以想象得到，他有可能干出那种小肚鸡肠的事情来。他信奉个人自由，认为应该允许作者随意表达这一观点，坚决反对新闻检查；但同时，他又不赞同“新浪潮”运动背后所隐藏的文化精神，甚至认为给整个科幻小说界带来潜在的破坏。除了他的一些朋友是“新浪潮”作家外，阿西莫夫与这个运动没有任何联系。他知道，他的抗议根本影响不了像哈兰·艾利森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但他也可能认为自己有责任阻拦“新浪潮”一把，以防他们走得太远。
最有可能的一种解释是，在一次科学界聚会上或在与朋友交谈时，阿西莫夫可能说了一句不客气的话，大意是，如果他们继续抬高他极为厌恶的“新浪潮”运动的形象，他将通过罢工来威胁出版商。不论是哪一种说法，如果他真的试图干扰“新浪潮”的发展，他真是太专横跋扈了，并且也不会获得成功。
60年代，阿西莫夫曾反复指出，他不能再写科幻小说了，因为他已赶不上潮流。他无意改变自己的写作风格，并且正对非小说类作品的创作兴趣盎然，尽管有时他也为《惊奇》与其他杂志写些小故事。
如果让他写“新浪潮”风格的作品，他一定会感觉很不舒服的。露骨的性描写与淫秽的语言，是当时许多短篇故事和著作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对于在科幻作品中出现这两样东西，阿西莫夫感到极为厌恶，并且也不赞成穆尔科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