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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者邓伯格倡之，日本民法第180条采此说。与主观说相左，客观说则大体认为，占有之成立不需有某种意思，而只要人对物有事实上的管领力即可，德国、瑞士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采此说。参见＇日＇松坂佐一：民法提要（物权法），有斐阁1980年版，第111…112页；＇日＇三和一博、平井一雄：物权法要说，青林书院1989年版，第74页；＇日＇田中整尔：占有论的研究，有斐阁1975年版，第1页以下。）。占有属于人对物的关系，此种关系表现为人对物有事实上的管领力。所谓对物有事实上的管领力，指对于物得为支配，并排除他人的干涉。是否有事实上的管领力，一般应依社会观念及斟酌外部可以认识的空间关系、时间关系及法律关系予以认定。
空间关系，即人与物须存在某种场所上的结合关系。如有此场所上的结合关系，即通常认为该人对于该物有事实上的管领力。例如，某甲将购买的家具置放于自己房屋之内，将自己的珠宝存放于保险箱，此际某甲与家具等便有场所上的结合关系，从而其与这些物之间也就有所谓占有关系。
时间关系，即人与物之结合于时间上须有相当的继续性。人与物之结合如果有其相当的继续性者，宜认为存在占有关系。相反，人与物之结合，如仅有瞬间的结合关系，抑或暂时性的结合关系者，则不得认为对于物有事实上的管领力，从而不得成立占有。例如于饭店使用酒杯餐具，于图书馆取阅杂志，在火车上向邻座之人借阅火车营运时刻表等，均不得成立占有。
法律关系，即某人对于某物是否存在占有关系，可迳由法律关系得以认定。现代物权理论认为，占有之成立，并不以占有人对标的物为直接的支配、管领为必要，纵使对标的物未有直接的管理力、支配力，但基于某种法律关系而以他人为媒介者，亦可成立占有。此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依辅助占有关系而成立的占有。辅助占有，指基于特定的从属关系，受他人指示而进行的占有。例如受雇人依雇佣人之指示，占有生产车间。此种场合，雇佣人便是借助于受雇人的行为而占有车间；二是间接占有。如，基于质押关系，质物由质权人取得直接占有，出质人取得间接占有即是（参见（日＇星野英一：民法概论2》（物权1），良书普及会1973年版，第81页以下。另外王泽鉴先生尚指出，判定某人对于某物有无占有关系，法与秩序也为一重要基准。例如，路不拾遗的盛世与强盗横行的乱世，对占有的认定，即应有所不同。停车于路旁，出国数日，时空远隔，所以仍可肯定对于该车的事实管领力，乃基于一般社会秩序和对他人财产的尊重。参见其所著民法物权（占有），＇台＇1996年版，第15页。）。
3。占有为事实。占有的本质为何，究为事实抑为权利，罗马法上既有争论，各国立法例亦不一致。在罗马法时代，占有possessio被认为是一种事实，其机能不在于保护权利，而在于保护社会和平。法学家保罗士paulus指出，对占有而言，有无占有的权利，在所不问。盗贼亦为占有人。罗马法此项占有观念为后来的欧陆各国民法立法所继受。在日耳曼法，占有cewere为物权法的核心概念，系物权的一种表现方式，占有与所有权并未严格区分，占有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而是一种物权。占有具有公示性，权利被包裹于占有之内，并藉占有得以体现。因此之故，在日耳曼法。占有又被称为“权利的外衣”（王泽鉴：民法物权（占有），第2…4页。）。
罗马法与日耳曼法关于占有的不同观念，对近代各国民法占有制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大体言之，1896年德国民法兼采罗马法上的占有possessio制度与日耳曼法上的占有gewerbe制度，而建立了混合的占有制度。1804年法国民法（第2228条）、1898年日本民法（第180条）及1958年公布的韩国民法（第192条），认占有为权利。1907年瑞士民法（第919条），与1929…1931年国民政府颁行的中国民法（第940条），将占有作为一种事实。此项事实，因在民法上有一定的效力，受法律的诸多保护，具有法律的意义，故与单纯的事实，如下雨、锻炼身体、黄昏时的散步等不具法律意义的单纯的事实，显不相同。
我国现行民事立法迄未建立明文的占有制度，占有究为权利抑或事实，法律的立场并不清楚。但是，我国司法实务和民法理论向来承认占有制度，且通说认占有为事实而非权利。鉴于占有为现代物权法体系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制定物权法势将确立这一制度，乃属无疑。考虑到以占有为事实的立法有助于使物权法的体系构成臻于和谐、科学的优点，以及我国现行司法实务和民法理论实际上已将占有视为事实的现实，建议我国制定物权法时明定占有为事实，而非权利。
二、占有的沿革与社会作用
我们已经看到，19世纪以来各国民法典上的占有制度，在法制沿革上并非出于一端，而是罗马法上的占有possessio制度与日耳曼法上的占有gewerbe制度交互作用的结果。而在法制史上，罗马法上的占有possessio制度与日耳曼法上的占有gewerbe制度又各有其渊源与特质。
罗马法占有制度，为不问有无所有权或其他本权，凡是对于物有事实上的支配事实即加以保护的制度。在罗马法，对物为事实支配的占有与对物为法律支配的所有权，完全分离，法律对于二者均予以一体保护，即使对于物的事实支配状态与法律的应有状态相去甚远，法律也不许私力擅加侵害。于占有人的占有受到侵害时，国家公权力机关无须审查占有的应有状态如何，而只须单以现在的占有状态为基础，予以保护。保护的手段，即所谓占有诉权。可见，罗马法上的占有制度乃是以占有诉权为中心而构筑起来的制度，其机能全在于保护占有的事实，进而达到维护社会和平与法律秩序的目的（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第484…485页。）。另在罗马法，因占有被作为一种事实加以保护，故占有的移转、继承制度，始终未见存在（＇日＇原田庆吉：日本民法典的史的素描，创文社1954年版，第95页。）。
在日耳曼法，占有gewerbe与所有权并未严格区分，占有cewerbe不是一种事实，而是一种“物权”。换言之，日耳曼法上的占有，虽然总体上也是对于物的一种事实支配状态，但此种事实支配状态通常是人对物之有法律上的支配权的一种表现（占有为法律上的权利的外衣）。支配权虽因标的物之不同或其他情形而有不同的分类，但此种事实支配的占有，乃与法律上的权利相互联系，甚至合为一体，而同受法律保护（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第485页。）。因之，日耳曼法上的占有，不仅具有鲜明的“承继性”（占有的移转、继承与继受等）和“权利的性质”reatur（＇日＇原田庆吉：日本民法典的史的素描，创文社1954年版，第95页。），而且也具有权利的推定效力，权利的移转效力（物权的移转，须以移转占有为要件。gewere为一种权利，其移转须依契约为之），以及防御效力（占有人得自力防御他人对占有的侵夺或妨害，占有物被侵夺时，得诉请返还），等等（王泽鉴：民法物权（占有），第4页。）。
由上可见，罗马法与日耳曼法占有制度，确实有相当的不同。罗马法上的占有系与真实的支配权相分离，专就占有本身承认其效力；而日耳曼法上的占有则是与真实的支配权相结合的一种制度，占有为权利之“外衣”。因此之故，罗马法上的占有诉讼，仅止于占有之保护，而不涉及真实的权利；反之，日耳曼法上的占有诉讼，不仅须解决占有本身的问题，而且也须解决占有物实际权利的归属问题。19世纪以来各国民法确立的占有制度，正是罗马法与日耳曼法两种不同占有制度交互作用的混血儿。即占有诉权（占有人的物上请求权）、占有物的孳息收取权与费用偿还请求权等，主要源自罗马法占有制度；而权利推定、权利移转（即动产物权的移转以动产的交付为生效要件）及善意取得等，则主要来自日耳曼法占有制度（＇日＇舟桥谆一：物权法，有斐阁1960年版，第273…274页。）。
近代民法占有制度既然为罗马法占有possessio制度与日耳曼法占有gewerbe制度之混合，因而关于占有制度的社会作用，即难作单一的说明，而须分别加以考察。罗马法占有制度，系以占有诉权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制度，故其作用在于社会秩序之维持；日耳曼法占有制度，因系以权利之推定与善意取得为基础而建立的制度，并赋予占有以公信力，故其作用在于保护交易安全。近现代民法占有制度，由于为罗马法占有possessio制度与日耳曼法占有gewere制度之混合，因而亦就同时具有维持社会秩序与保护财产交易安全的双重作用。此双重作用，具体言之，有以下四点：一是通过保护现实的占有状态，来维持社会和平与物的秩序；二是通过权利推定与善意取得制度，来保护交易安全；三是通过建立占有物的孳息收取权与费用偿还请求权制度，来保护占有人的个人利益；四是通过建立占有物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制度，来保护本权人的利益，等等（＇日＇我妻荣：物权法（民法讲义2），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244页；日＇铃木禄弥：物权法的研究，刨文社1985年版，第387页以下。）。
三、占有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一）占有与持有的区别
占有与持有，虽同为对于物有事实上的管领力，但二者为不同的法概念，具有下列差异：
1。占有为民法上的概念和制度，而持有则为刑法上的概念。
2。占有得依抽象状态而为间接占有，持有则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