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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世学者中，同意德国民法典理由书所称的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有助于使法律概念明确化的学者为数不多。多数学者认为，基于“无因性”，“物权具有了极度明了的法律事实的优点”。对此议论，郝刻说，这从方法论上看也许是正确的，因为法律关系变得明了了，裁判官及当事人容易明确识别和把握。但在无因性下，这一优点是否就产生了呢？郝刻指出，遗憾得很，无因性绝不能带来这些优点。
3。关于举证责任减轻的利益
无因论者从以下两点出发，认为物权变动的无因性，可以使物权取得人的举证责任减轻。所称的两点是：物权存在的主张与登记手续。
1基于无因性，主张有物权权利的人可因此减轻举证责任。而这又是以如下两点为前提的：a认为主张权利，通常须就权利的取得予以举证；b举证取得权利，须举证取得权利的实质要件，包括积极要件与消极要件。郝刻说，这两个“前提”中，无论那一个“前提”，莫不与法理相悖。
就第一个前提来说，如果在普通法时代，则另当别论，而在今日已不通用。按照德国民法典第891条、第1006条，因登记名义人或对标的物予以占有的人即被推定为物权人，故一般情形下当事人无需就权利的取得负举证责任。
关于第二个前提。在无因性下，如果要证明权利的取得，则必须证明物权行为的有效存在。但为这样的举证时，与之相伴的法律原因也应推定是存在的。因之，与物权行为相伴的原因行为如果不存在，则作为物权取得的实质要件正是消极要件。而如果证明物权的取得时，也要同时证明存在这个消极要件，则是非常悖理的。
2关于无因性使登记程序简易的问题。
对于无因性使登记程序简易之说，郝刻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误解。在办理登记时，申请登记者应证明什么、登记官吏应审查什么，均与物权取得的有因性、无因性全然没有联系，而仅是一个立法政策上的问题。即使在有因性下，也可规定登记的必要程序。另外，近代以来，因保障登记的真实性的理想与使登记手续便捷的理想之间发生了众所周知的龃龉，故不仅出现了法国法登记主义与作为实质审查主义的“普鲁士登记主义”的立法例，并也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变态的立法例。但不管出现的是那一种立法例，皆无不是这两种理想相互较量的结果，与有因性、无因性未有丝毫联系。
作了以上分析以后，郝刻澄清了长期以来笼罩德国民法学界的关于无因性渊源与形成史的谬误。德国民法制定时，学界关于无因性渊源与形成史的主导性见解是：罗马法时代既已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德国继受罗马法之际，由于误解将其解为有因性（这当然是受德国地方立法影响的结果）。但历史法学派修正了这一谬误，并恢复了罗马法关于这问题的本来面目，进而使从普鲁士所有权取得法到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运动在这一问题上一直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对此见解，郝刻认为应作如下澄清：一是认为罗马法既已承认“无因性”的见解是错误的、荒诞无稽的。研究表明，罗马法非但不承认无因性，相反却是始终一贯的采取了有因性；二是德国地方法按照有因性进行立法，这不单纯是盲目因袭普通法的结果，而是得到了德国当时社会的一般观念的支持的。
4。小结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郝刻基于利益衡量方法论对物权行为无因性所作的批判，即便今天看来也是令人信服的。而且即便是激进的无因论者，对于郝刻的这一批判也不能复提出更强有力的反驳理由。应当肯定，郝刻的这些批判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及揭开物权行为无因性之面纱、认清其真面目，并防止把这一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和为各国（包括德国人自己）学说理论及实务所唾弃的东西搬到中国的土壤上，莫不有其重要的警示意义！
（三）物权行为无因性的相对化
鉴于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和立法有以上缺点，德国判例学说于是通过解释方法对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之适用予以限制，以使物权行为之效力受债权行为之影响，此在学说上称为物权行为无因性的相对化。其所采的方法主要有：
1。共通瑕疵。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得因共同的瑕疵而无效或被撤销。例如，因当事人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因欺诈、胁迫、错误、显失公平及公序良俗违反，使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均为无效或一并撤销。
2。债权行为如为暴利行为时，其效力应及于物权行为。德国民法典第138条2项：“法律行为系乘他人穷困、无经验、缺乏判定能力或意志薄弱，使其为对自己或第三人之给付作财产上的利益的约定或担保，而此种财产上的利益比之于给付，显然为不相称者，该法律行为无效”。依此规定，物权行为也应一并无效。
3。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第2项：“关于人的资格或物的性质的错误，交易上认为重要者，视为关于意思表示内容的错误”。债权行为如果存在本条所谓“错误”时，物权行为当然因此而受影响。
4。条件关联。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虽为两个行为，但可通过解释当事人的意思，而使物权行为的效力系于债权行为，债权行为有效存在，物权行为始能生效。
5。法律行为一体性。即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法律行为，债权行为无效，物权行为也归无效（园谷峻：比较财产法讲义——德国不动产交易的理论与批判，学阳书房1992年版，第15…16页；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第287页。）。
（四）我国物权法不采物权行为无因性
我国物权法之所以不采物权行为无因性，其理由大抵可以归并为以下三点：
1。物权行为无因性，是德国普通法时期的学说发展，与18、19世纪德国民法立法史的归结，表现了德国物权变动立法史的继起性、连续性及不可分割性。这一理论所包含的规则都是早已适用过的、确定了的法律概念，它只属于19世纪，是19世纪法学的成果，而绝非是20世纪乃至21世纪法学的种子。
2。在现代民法普遍建立起善意取得及公示公信制度后，物权行为无因性之生存空间几已丧失殆尽，其所谓交易保护机能已被这些制度所抽空。如果从利益衡量角度考量无因性在交易上的机能，则可发现无因性乃与现代人类之正义的法感情、法意识及社会的一般道德观念相悖（较为详细的分析可参看陈华彬：论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物权行为及无因性理论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6卷，第139页以下。）！
3。从比较法上看，我国物权立法也无采纳物权行为无因性之必要。前文已经谈到，自德国民法确立无因性起，迄今已历时百余年。百余年来，真正明文规定物权行为无因性的，只有德国民法典本身（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仅于解释上采无因性，而民法典本身则并无明文。）。
其一，英国法与法国法始终不承认无因性，而是坚持有因性，物权变动采意思主义或契约主义，无所谓物权行为。法国民法物权变动采有因性的立场，为现代绝大多数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拉丁美洲各国及远东各国如前苏联东欧国家、中国大陆、韩国及日本等继受和采取。两大法系具有不同发达史的绝大多数国家始终坚持有因性，这一点尤其值得注目。另外，在英国法与法国法上，尽管公信原则适用的范围非常狭隘甚至为零，但它们仍采用了有因性。对此，德国学者heck说：“交易上的利益，即使公信原则欠缺，也无采用无因性之必要（＇日＇我妻荣：heck无因的物权行为理论，载法学协会杂志第56卷，第99页。）”。
其二，1896年以后，即使将德国民法典奉为蓝本的某些国家的立法，也未有采纳德国民法典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例证的第一个是1907年制定的瑞士民法典。依该民法典条文，不动产物权变动采有因性乃是不争的事实。关于动产虽多少有点争议，但压倒性见解仍是有因性。第二个例证是1926年丹麦登记法。在此以前，德国无因性学说曾一度风靡丹麦，但嗣后不久有因性学说即逐渐取得势力。著名教授kruse氏在所著所有权论一书中详尽检讨了德国民法典之后，果断地得出物权变动应坚持无因性否认说的结论。丹麦立法因此受到影响。1926年kruse教授向立法机关提出了自己起草的不动产登记法草案。按照该草案，物权变动系采有因性。其后，丹麦的这一立场影响到了挪威等国的同类立法。这样一来，北欧其他国家，如芬兰与瑞典关于物权变动的立法均拒绝采行无因性理论。
其三，法律之通俗化、本土化及明了化，为现代法制建设之基石，物权变动无因性不仅困扰学术界，而且对一般国民更如不可捉摸之技巧魔术，而奥、瑞及韩国法之债权形式主义将相关问题单纯化，符合一般社会生活之观念，一般国民易于了解，这无疑将裨益于法律的通俗化、本土化及明了化（谢哲胜：物权行为独立性之检讨，载法学评论1994年第52期。）。
其四，历史上，德国人拉屋卢在德国民法典颁行后不久即傲慢地宣称：一切的民法在不久的将来都将采用无因性。惟事实是，历时百余年后的今天，他的预想并没有变成现实。世界各国民事立法运动的历史已经无情地摧毁了他的期望和预想！因无因性理论，乃是以错误的学说为基因的错误的法制！我国现今正在从事面向21世纪的物权立法运动，关于物权变动，毫无疑义不宜采行物权行为无因性。
（第三节物权变动
一、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