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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物权，一般应依一定的方式为之，始生抛弃的效力。在抛弃动产物权时，如所抛弃者为所有权，除须有抛弃的意思表示外，并须抛弃对该物的占有（有抛弃的表征），始生抛弃的效力。因此，无行为能力的儿童抛弃家中之物于屋外，不构成动产所有权的抛弃。至于抛弃其他动产物权，如留置权、质权时，则须向因该抛弃而直接受利益者为抛弃的意思表示，并交付该动产后，发生抛弃的效力。
抛弃不动产物权，如抛弃者为不动产所有权，在采登记要件主义的法制下，通常须向登记机关为抛弃的意思表示，并申请注销登记，于注销登记完毕后，始生抛弃的效力；如抛弃者为其他不动产物权，则须向因抛弃而直接受利益者为抛弃的意思表示、会同向登记机关为注销登记的申请，并于注销登记完毕后，发生抛弃的效力（＇日＇铃木禄弥：抵押制度的研究，有斐阁1967年版，第39页。）。
三、其他原因
物权的一般消灭原因，除以上所述的混同及抛弃外，尚有其他原因。举其要者，主要有：
1标的物灭失。即物权因标的物之灭失而消灭。但是，担保物权中的抵押权、留置权及质权，因担保物灭失而得受赔偿金时，该赔偿金因为担保物之代替物，其效力得及于该代替物，故此时担保物权并不消灭。
2约定存续期间届满，或届满前当事人以合意使物权消灭。
3因法定原因而撤销。如基地使用权人因欠租而被土地所有人撤销基地使用权等。
4法定期间之经过。
5他人因时效之经过而取得物权时，原物权归于消灭。
6担保物权因债权之消灭而消灭。
7标的物被征收或被没收。
8动产因添附于他人的不动产或动产，他人因此而取得动产所有权时，原动产所有权消灭。
第27章 所有权通说（1）（）
（第一节所有权的概念与社会作用
在近现代民法上，所有权这一概念通常在下述三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
第一种意义，指财产所有权法律制度，即有关所有权法律规范的总和。所有权法律制度不独是物权法的重要制度，而且也是整个民法的基本制度之一。同时，所有权不仅是其他财产权得以发生的前提，而且也是其他财产权的结果。在我国现阶段，完善所有权法律制度，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种意义，指财产所有权法律关系。即法律确认的特定人与不特定人之间的基于财产的归属与支配所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民法理论称为所有权民事法律关系。所有权民事法律关系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之一种，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相同，系由主体、客体及内容三要素构成。其中，财产所有人是所有权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义务主体则为所有人以外的不特定的任何人。所有权法律关系的内容，包括所有人依法享有的对其所有物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与非所有人承担的对所有人行使所有权不予干涉、妨碍的不作为义务。所有权法律关系的客体，为有体物、特定物及某些场合中的特定空间（罗马法以降的传统民法多将所有权的客体界定为有体物、特定物及某些自然力，空间被排斥在外。惟迄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学说及实务认为，空间—一土地之“空中”或“地中”，若具备如下要件即可成为所有权（空间所有权）的客体：1独立的经济价值；2排它的支配可能性。参见陈华彬：现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第三种意义，指所有人对其所有物依法享有的权利。民法为权利法，多从规定权利主体的权利出发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罗马法以来，近现代民法立法及民法理论，在给所有权下定义时通常都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所有权概念的（参见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舨，第215页。）。
以下所述，非有特别说明，均系主要从这三种意义上使用所有权一词，此一点于此一并加以说明。
一、所有权的概念
1。具体列举主义与抽象概括主义
在历史渊源上，无论作为民法制度抑或民事权利的所有权，其历史莫不可以溯及到古罗马法时代，并在那里找到它的最初的理念。
古罗马法最早将“所有权”一词指称为“dominium”，意谓所有人对物的“统治”、“管辖”及“控制”。但鉴于该词未有充分的技术性且同时被用来指称“家父”的“一般权力”，及任何主体对权利的“拥有”，未臻精确。因此及至帝国后期，所有权遂被改称为‘proprietas”，并作为拥有最高性权利的技术性术语而对应于“ususfructus”（用益权）一词加以使用（黄风译：罗马法教科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页。）。大抵于公元前2世纪，罗马法所有权概念即被正式确立下来（王泽鉴：民法物权（通则？所有权），第127页。）。
按照罗马法，所有权为所有人于事实及法律的可能范围内，得对所有物行使的最完全、最绝对的权利。就积极方面而言，所有人不仅在所有物上有为各种行为之权，而且亦有不为行为之权，如任土地荒芜而不事耕作，任奴隶病死而不予医治等等；就消极方面言，所有人则有禁止他人对所有物为任何行为之权。至于所有权之内容，则认为包括三种“权利”：使用权（jus或usus）、收益权jusfruendi或fructus及处分权（jusabutendi或abusus）（陈朝壁：罗马法原理，＇台＇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版，第269页以下。另外，有学者将罗马法上的所有权概括为“对物最一般的实际主宰或潜在主宰”，实质仍无非在强调所有权的浑一性和完整性。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德著前揭书，第194页。）。由此出发，所有权遂被解为具有绝对性、除外性及永久性三项特质。在避开罗马法所有权内容所蕴含的权利本位及个人本位的精神实质不论的前提下，仅从形式的角度考察，可以看到，罗马法是采抽象、概括的法技术对所有权予以定义的，民法史将这种定义方法称为“抽象概括主义”。13世纪时，关于所有权定义的这种抽象概括主义为意大利注释法学派大师bartolus氏所继受并发扬光大。他写道：“所有权者，除法律禁止外，得对有体物享有不受限制的处分的权利”（转引自王泽鉴：民法物权（通则？所有权），第127页。）。
但是，于封建主义制度日趋式微，资本主义制度成立之后，各国为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而陆续编纂完成的近代民法典对于所有权之定义却未出现完全沿袭罗马法以抽象概括主义方式定义所有权涵义的一边倒的状况。除德国因有大规模的罗马法继受运动致其民法典第903条仍依抽象概括主义方式定义所有权外，大陆法系的法国法系国家，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民法立法对于所有权涵义之界定则走上了～条与抽象概括主义完全相反的“具体列举主义”道路。法国民法典第544条规定：“所有权是对于所有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日本1898年民法典，虽着重参考了德国民法第一草案，但关于所有权的定义则采取了法国民法典具体列举主义的立法立场。第206条规定：“所有权系所有人于法令限制范围内，有自由使用、收益及处分所有物的权利”。我国1929年…1931年公布迄今仍适用于台湾地区的旧中国民法第765条，以及我国现行民法通则第71条，关于所有权的定义，也都采取了具体列举主义的立法立场。
1804年法国民法典，开启了近代民法法典化编纂运动之先河，其后进行民法典编纂运动的大陆法系国家大多以之为楷模来规定所有权的定义。关于所有权定义的具体列举主义由此为多数国家的民法立法所采取，以致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具体列举主义坚如磐石地占据了事实上的主导地位，而成为民法理论上的通说。
但是，大略从1850年代开始，以具体列举主义界定所有权涵义的一边倒状况，开始受到学者的批判，继之遂出现了主张变更现行主义，而改采抽象概括主义的学术思潮。这种思潮认为，以具体列举主义界定所有权之涵义，势将产生下列弊害故应予以摒弃：
其一，混淆了所有权本身与所有权之作用（所有权产生的效果）的界线。换言之，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乃是所有权作用的结果（或表现），这些权能之总和并非所有权本身，将所有权本身与所有权作用之结果等量齐观，显非妥当。
其二，依具体列举主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系所有权成立的必要要素，因而欠缺其中任一要素都将使所有权不成其为所有权，所有人不成其为所有人。然而这一结论无法解释所有人之所有权与占有使用收益权、乃至决定财产命运的处分权相分离时，缘何所有人不丧失其所有权的问题。例如，在财产出租的场合，租赁物之所有人并不因承租人就租赁物享有占有使用权而丧失其所有权。毫无疑义，欲解明此种现象，非舍弃所有权之具体列举主义，而转而求助于所有权之抽象概括主义不可。
抽象概括主义认为，所有权绝不是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等诸权能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一般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是法律为保护所有人对特定财产之利益而赋予所有人的特定的法律上之力。所有人依此法律上之力，不仅有直接支配标的物的排他性权利，而且也可享受所有物的特定利益（郑玉波：民法总则，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44页）。日本学者石田文次郎与久保木康晴先生在民法物权论与最新物权法里写道：“占有、使用、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