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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法国确立起了规范建筑物相邻关系的较为完善的民法制度。
（三）日本法
日本现行民法公布于1896年，该法典的物权法部分完全是以法国民法为蓝本而制定的。相邻关系制度规定于该法典第209条至238条。日本民法典规定的相邻关系制度虽然主要属于以土地为中心的“平面相邻关系”制度，与之对应的“立体相邻关系”即“区分所有建筑物相邻关系”（＇日＇松坂佐一：民法提要（物权法），有斐阀1980年版，第147页。）委之区分所有法规定，但在“平面相邻关系”制度中，日本民法已有些许涉及“建筑物相邻关系”的规定，这主要见之于疆界线附近的工作物的相邻关系问题的规定。该法典第234条、第236…238条规定，疆界线附近的建筑物之间应“保持一定的距离”；第235…236条规定，“离疆界线不满1公尺的地方，设置可观望他人住宅的窗或廊时，应附设目障”。至于建筑物与建筑物、建筑物与土地之间的相邻关系（如所谓不可量物侵害问题），立法则未有涉及。嗣后，通过判例学说的协力，及至本世纪60…70年代终于形成了规范此类相邻关系问题的所谓“忍受限度论”理论。关于该“忍受限度论”，后面将要述及，于此不赘。
（四）德国法、瑞士法、韩国法及我国台湾民法
1896年德国民法典，为18、19世纪德国民法发展史，及德国普通法22年的学术理论研究的结晶。关于相邻关系，自1900年德国民法典施行以来，判例学说从来将它作为以利用为目的的“相邻共同体关系”（dasnachbarlichegemeinschaftsverhaltnis）来加以认识和把握，并进而通过支撑该相邻共同体关系之基石的诚实信用原则，来谋求实现不动产相邻各方“冲突之际的利害关系的衡平调整”（＇日＇泽井裕：德国相邻法的基础理论，载‘法学论集（关西）9卷5…6号，第614页。）。在建筑物相邻关系上，以该民法典第906条规定的“不可量物侵害”immission制度最为引人注目。而“不可量物侵害”制度，发端于13世纪，中经长期发展演变，至本世纪60年代始形成为一项灿然大备的法律制度，并受到相当重视。关于这一制度的基本内容，后面将要论及，于此不赘。
1907年瑞士民法典关于不动产相邻关系的总体构架，与德国民法典并无大异（＇日＇泽井裕：
第57章 不动产相邻关系（6）（）
法国民法典对于煤烟、震动、噪音等所谓不可量物侵害全然未设规定。后经判例学说之努力，始形成解决相邻近的建筑物间、建筑物与土地间，及土地与土地间所生不可量物侵害问题的一般规则。这一规则，学说称为近邻妨害法理（troubledevoisinge）。依此法理，近邻妨害责任成立的唯一的实质性要件，是发生损害的“异常性”或“过渡性”。具体言之，在一方致另一方之损害逾越了近邻关系（相邻关系）通常的忍受义务的限度时，相邻一方即应承担民事责任，至于其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均非所问。可见，法国近邻妨害责任，实质上是一种使加害者承担无过错的侵权行为责任的民事制度参见陈华彬：法国近邻妨害责任制度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5卷，第299页以下。。
（二）德国不可量物侵害制度的内容
19世纪后半期的德国，由于工业革命的成功促成交通、能源、制造业及通讯业的飞速进步与发展，德国的经济方针随即由此前重视农业的方针转到现今重视工业的方针上来。由于坚持重视工业方针的结果，德国工商业由此兴旺繁荣、蒸蒸日上。此种以科技为动力的工商业活动在给德国国民经济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因工商业活动所生噪音、煤烟、粉尘、震动、臭气及放射性物质，致相邻近的不动产的所有人或利用人以极大之不利益，工商业活动场所的周遭环境往往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形势下，德国民法立法者于是不得不考虑在民法典上设立相关制度，以调整一般生活活动及无需经许可而从事营业活动所生的不可量物侵害问题。此即民法典第906条。嗣后，该条历经数次修正而臻于完善，最近的一次修正据信是1994年9月21日。按照修正后的德国民法典第906条，德国不可量物侵害制度的内容，主要可以归纳为下列三点：
第一，为维持相邻共同体关系之存续，受到妨害的一方当事人负有一定程度的容忍义务。
第二，相邻一方因另一方从事生活活动或无需经许可的营业活动受到重大损害，而经利益衡量又不能禁止侵害方的此项活动时，受害方就所受损害享有“衡量补偿请求权”。
第三，相邻一方致另一方于“重大损害”或“本质侵害”，且不能依“衡量补偿请求权”对该损害予以补偿时，受害方得行使妨害排除请求权，请求禁止、关闭营业活动本身（＇日＇泽井裕：公害的私法研究，一粒社1969年版，第4…8页。）。
（三）日本不可量物侵害的判定基准
日本现行民法对于不可量物所生侵害问题未设规定。但从6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经济之突飞猛进的发展，不可量物侵害遂逐渐弥漫到整个社会生活中，并有愈演愈烈，日盛一日之势。在这种背景下，经由判例学说的长期协力，最终形成了解决此类新型相邻关系问题的“忍受限度论”理论。如下以日照妨害为例，说明受害方遭受不可量物侵害而诉请损害赔偿时，其请求可否获得许可所应考量的基本因素。
其一，纷争的地域性。以日照妨害为例，日照妨害是发生在商业地域还是在专门的住居地域，是决定日照妨害可否成立的一项重要因素（＇日＇大泽正男：土地所有权限制的理论与实务，成文堂1979年版，第69页。）。一般而言，日照纷争地如在工业区或商业区时，基于土地高度利用之确保优先于居住环境之保护的理念，日照妨害较难成立（参见日本下级审民事判例集第16卷第2号，第272页。）；而在住居地域，基于居住环境之保护优先于土地高度利用之确保的理念，日照妨害则较易成立（参见日本判例时报第278号，第27页。）。这就是说，在判断有无日照妨害时，日本实务上对各地域住民所要求的忍受程度，并不一致。大体言之，对工业区住民所要求的忍受程度最高，商业区次之，而最低的是住宅区（温丰文：现代社会与土地所有权理论之发展，第215…216页。）。
其二，被害利益的性质和程度。所谓被害利益的性质，指被害的利益属于公益还是私益。一般而言，公益较私益易于受到保护。被害的程度，指受害时间的长短及其严重性。如仅为轻微的损害、单纯的不快感，通常不予保护。而只在遭受的损害属于重大时，始可受到保护。至于遭受的损害是否重大，不能仅着眼于损害本身加以判断，同时还须将有关条件联系起来作综合考察。条件之中，以损害延续的时间和发生的地域性最为重要。就损害发生的地域性而言，静谧的田园地域与喧嚣的大都市，忍受限度将明显不同。即在静谧的田园地域，不可量物侵害容易构成重大侵害，而在喧嚣的大都市，则较难构成重大侵害。
其三，土地利用的先后关系。受害地所有人或利用人利用土地在前，而加害地所有人或利用人利用土地在后时，基于既得权不可侵原则，日照妨害较易成立。反之，加害地所有人或利用人利用土地在前，而受害地所有人或利用人利用土地在后时，受害地所有人或利用人因无既得权，故须负较高的忍受限度，从而日照妨害也较难成立。换言之，明知会发生不可量物侵害而仍于其近邻建筑住宅之人，因受妨害而要求补偿时，一般不予承认。民法理论称为“自甘冒险”或“危险引受”规则。
其四，损害的回避可能性。损害的回避可能性，指以不可量物侵害的发生能否回避作为判断不可量物侵害成立与否的标准。加害地所有人对邻地不可量物侵害之发生，本来可以回避而不回避时，构成不可量物侵害。
关于不可量物侵害的损害补偿，须说明的是，加害人无论是否采取了防治不可量物侵害发生的措施，均不影响损害补偿请求权之成立。同样，使不可量物侵害发生的“活动”本身的社会价值或有用性，也对损害补偿请求权之成立未有影响。概言之，即使具有高度公共性的事业，如其产生的不可量物侵害逾越了社会一般人的忍受限度时，加害地所有人或利用人也须对所生损害予以赔偿（＇日＇野村好弘：
第59章 动产所有权（2）（）
但是，依民法理论，时效制度之基本要素为“时间”之经过，无时间之经过也就无所谓时效，即时取得并无时间的经过问题，故将即时取得解为“即时时效”，显非妥当（另外，受法国民法典深刻影响的1888年西班牙民法典第464条，也将即时取得解为“即时时效”。惟晚近以来，对于这一解释的合理性，学者已普遍表示怀疑。）。在1896年民法典，即时取得被认为是占有效力的产物，而被规定于法国民法典同样的体系位置。此即日本现行民法典第2章关于“占有权”，及“占有的效力”的规定（日本二战以来占支配地位的学说理论莫不认为，作为所有权取得之一种方式，即时取得应规定于“所有权的取得”中，参见＇日＇川岛武宜编辑：注释民法7，第85页。）。由此可见，法、日两国民法典关于即时取得的编排体例，属于完全相同。
第二，制度构成。法国民法典将即时取得的标的物区分为占有委托物与占有脱离物两种。其第2279条第1项：“对于动产，占有有相当于权利根源的效力”。依此规定，占有取得者对于占有标的物有“相当于占有权源的效力”，且“前权利者对标的物的追及权”将因此受到排斥。同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