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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术中”、“乘权借势”。②可见，他的态度和笔调与梁启超何其相似。１９１６年６月袁世凯死后，梁启超转而致力于南北议和。同年６月１１日，他提出，恢复约法、召集国会、惩办祸首、北军撤还、废巡复督、善后会议六项和谈条件，并认为“闻有赦帝制祸首明令，时论哗然，恐增口实激大变。虽未得严惩，亦岂可于人心惶惑时，更姑息以危国本？”７月１５日肇庆军务院解散。事后梁对此解释，谓“今日之局，与其对峙增猜，不若统一协议”③。毛泽东此时所持政见与梁甚为接近。他也主张“南北和解”，有限惩办祸魁，稳定政局。毛泽东在当时给萧子升的信中说：
国局自上月三十日约法、国会、内阁三大问题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独立，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明大义，及段氏之中枢斡运，黎公之至诚感人，其力尤多。……前言附和帝制者，不可穷惩，虽然，其诸罪魁祸首，为塞后患、励廉耻起见，又何可不治，庶几震竦天下之耳目，而扫绝风霾腥秽之气。故拿办八人令下，人心奇快。阅报至此，为之惊骇。此衮衮诸公，昔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①
从稳定政局的角度出发，毛泽东并不赞成逐走以劝袁称帝而著称的“一等侯”汤芗铭，认为“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益紊矣”①。他强调“驱汤”后“暴徒乘机报复”，“稍有帝制嫌疑者即斥去之”，致使政局动荡失稳。“湖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也”，“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意此次竟演此恶剧”。②
综上所述，梁启超在毛泽东心目中并不是“一座迅速踏过的桥梁”，在１９１８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前，梁启超仍是他观念中的主要精神领袖之一。
上述引证的资料的确显得颇为零散，但不能认为早年毛泽东与梁启超间的思想沟通属于偶然的巧合。因为，我们以后的比较将试图说明，二者之间不仅在论证问题时出于同一角度，而且在深层次的思维方式方面，也有共同之处。简言之，梁启超在后期《清议报》和前期《新民丛报》中所体现的政治文化观的整体思维逻辑，对早年毛泽东的宏观认识结构产生着明显影响。
历史上梁启超虽“流质易变”，未曾建立起严谨的思想体系，然而就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０３年而言，其思想脉络及其逻辑线索却清晰可见。概括地说，这就是梁启超曾指为“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的《清议报》宗旨。从宏观的思想结构把握，梁启超这一时期思想的内在逻辑是：凭借进化论的理论基础，以“新民”学说为思想核心；对外强调“厉国耻”，求独立，对内主张“倡民权”，废暴政；而其最终的目标与理想则要达到众生平等的“大同”之境。
“厉国耻”是梁启超政治文化观的逻辑起点。他多次论述“西人之议瓜分中国也，数十年于兹矣”的观点，指出偌大中国，铁路权、内航权、财政权、用人权、租借权等，“均归人手”，“仅余外观之皮毛”。惊呼“赫赫宗周”，长此以往将“鞠为茂草”。“民族帝国主义者，如群蚁之附膻，如万矢之向的，厘然而集注于此一隅，彼俄人之于满洲，德人之于山东，英人之于扬子江流域，法人之于两广，日人之于福建”，国日危矣。他对祖国的安危痛心疾首。①
梁启超认为造成这种惨状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有“最腐败之政府”，二是中国有“最散弱之国民”。虽然他对“最腐败之政府”也不遗余力进行抨击，但他显然认为，“最散弱之国民”则是更为重要的原因。他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新民说》、《致康有为书》和《新民议》等文章中，反复阐述这样的论点：中国国民缺乏公德、私德、国家、权利和义务思想，及进取、冒险、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尚武等精神，多“奴性”而少“独立”，可谓“民智低下”、“智慧不开”。他在《新民说》中，将其思想概括得再清楚不过了：
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②
国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①
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②
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③
然而，“新民”并不是梁启超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其价值观念的本质所在，是追求以平等、和谐为特征的“大同”之境。相对于这个终极追求来讲，“新民说”只不过是关键的过渡环节和不能逾越的必要中介而已。这样，梁启超较自觉地举起了佛学那超越现实的理想旗帜。他认为，“英雄”济世，应执著于启迪民智，“普度众生”，“人君未开化之时代则有之，文明愈开，则英雄将绝迹于天壤”，而非“国民愚而我可以独智，国民危而我可以独安，国民悴而我可以独荣者也”。这样，“诸学大备，智慧日平等……一切常人皆为英雄，则无所谓英雄……故必到人民不倚英雄之境界，然后为真文明，然后以之立国而国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④因此，惟佛境的“平等”为最高理想，“他教者，率众生以受治于一尊之下者也，惟佛不然……其立教之目的，则在使人人皆与佛平等而已”⑤。由是观之，轻易地给梁启超扣上“污蔑群众”、“敌视人民”的政治帽子，似乎太表面化了。而应当是从梁氏政治文化观的整体上去分析问题，并把他置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宏观体系中进行考察。
如前所述，爱国意识在毛泽东少年时代就已萌发。随着阅历的不断丰富和思想的逐渐深化，这种朴素的意识越来越超出狭隘的情感范畴，越来越显示出政治色彩。１９１５年５月，毛泽东的好友易咏畦早逝，他在吊友的挽联中写道：“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涤荡谁氏子，安得辞浮贱”①，体现了拯救祖国危亡的赤诚志愿。１９１６年７月，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针对１９０５年９月５日签订的“日俄密约”，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此约业已成立。两国各尊重在满蒙之权利外，俄让长春、滨江间铁路及松花江航权，而且助俄以枪械、弹药战争之物。今所明布者犹轻，其重且要者，密之不令见人也……大隈阁有动摇之说，然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我以纵横万里而属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之奴。满蒙去则北边运动，胡马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者）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只）有磨砺以待日本。②
毛泽东上述通信堪称为爱国主义的檄文。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将祖国的衰败与国家的专制政体直接联系，反而强调的是“国人犹沉酣未觉”、民族意识的普遍麻痹。在毛泽东同期的撰著中，这种倾向也很明显。如前所述他对袁世凯帝制复辟丑剧的批判和蔑视，在很大程度上采取的是鲁迅那种“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的“冷遇”态度，③而思想锋芒的重心则转向了批判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根深蒂固的广泛影响上去。毛泽东是赞成“革命”的，但对于这个概念却有自己的解释，认为“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即人的观念上的变革与更新，才叫“革命”；“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国民思想狭隘”，革命就是靠“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①。这种观念在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夜学日志》、《体育之研究》等文，及与黎锦熙、蔡和森、罗学瓒、萧子升的多次通信中，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表述。其中，在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对此做过最为系统的阐述：
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其动心者，当是有大本大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岂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日壹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②
因此，“新国”当首先“新民”，把以“改造国民性”为核心的思想革命当成政治革命的前提和基础，构成了毛泽东当年政治哲学思考的主要内容。当时以毛泽东为主要骨干之一的学生团体，取名为“新民学会”。毛泽东起草会章时明确规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③，无疑也是这种观点的体现。
毛泽东“变化民质”思想的理论归宿也与梁启超类似。虽然一方面十分强调“英雄”、“豪杰”的历史作用，认为“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此成为豪杰焉……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豪杰之精神与圣贤之精神亦然”①，把托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