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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事件”的层面上，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据官方公布的统计，从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逝世的二十七年间，仅就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计有七十多次，平均每年二点五次强，而地方一级的运动则要超出这个数字的十倍。①毋庸赘言，密节奏、高频率的集体动员是毛泽东时代所特有社会政治整合方式，这是另外一个议题。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在这个运动旋涡中的核心运动背后，是否存在着某种可能被清晰把握住的基本线索？
就其大端而言，建国初期的“理论学习”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目的显然是论证和普及新生政权的合法性，使人们在政治意识的深层次得到统一。但自那以后，政治运动开始复杂化，大致可看出几个明显的波段：第一，从“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党内就产生了意见分歧；紧接着１９５６年的“党内整风”并连带引发了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应当说，“党内整风”是针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党内分歧而来的，而恭请党外人士提意见的本意是寻求外部力量的支持，而后果却反而招来了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挑战。第二，当“反右”运动平息后，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再次“向自然开战”。运动后期党内再次出现分歧，于是爆发了“庐山会议”。以后是“中苏论战”，“修正主义”被提上政治议程。第三，１９６２年的“四清”运动普遍波及党的基层组织，社会“新阶级”的概念被提出。第四，是１９６６年开始“文革”，矛头直指被定义为“党内走资派”的高级领导层。
透过纷繁复杂的事件表象，研究历次政治运动的主题、节奏和频率，我们可以模糊地感觉到，一切变化和争论都围绕着“建构新国家的治理方式”和“对不同治理方式之性质的理解”这两个问题而展开。从现代政治学的视角上看，前一个问题应归属于“政策—行政”的经验层面，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惟一执政党的地位，所以“党内”关于治理方式的争论，就自然超越了“治理”层次，变成了真正的“政治”问题。进而，“国家治理”（第一问题）就被“整党整风”（第二问题）所替代，成为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之核心、关键之关键。毛泽东本人则用“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概念来概括这个“核心”与“关键”。如果说１９５６年发动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是试图借助外部因素“整党整风”，那么，１９６２年“四清”运动则是启动党的上层力量清理党的基层组织，而“文革”则再进一步，发动全民、特别是普通民众对全党各级组织进行翻天覆地的彻底整治。
所以，在既定体制的机制作用下，毛泽东晚年政治行为的真正动力，恰恰来源这一既定体制自身：对执政党内部之结构优化的不断需求和自我约束机制的强化调整。笔者认为，制度因素才是贯串于复杂运动现象背后的社会本质。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那些社会运动看成是由这一国家组织结构所产生出来的功能。如果说，从根基上舍弃结构而仅谈功能，在理论上是本末倒置的，那么，就运动的功能而论，运动的影响也就等于同语反复。
在“思想结构”的层面上，毛泽东晚年形成了一整套逻辑清晰且充满伦理色彩的政治理论。正如许多学者都曾指出过的，毛泽东具有鲜明的“大众主义”（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ｓｍ）情结，“人民”或“群众”的确被毛泽东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神圣地位。他甚至断言：“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我们怀疑这两条原理，那么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①显然，将“相信群众”置于“相信党”之前，并把它视为除此之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的首要根本原理，这不仅绝非语言排列上的疏忽或失当，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某种本质。
在取得国家政权以前，毛泽东曾多次阐发过这样一个思想：在旧中国，人民群众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实际上处于被统治的奴隶地位。由于政治实力的悬殊和理论水平的局限，作为“奴隶的人民”不可能直接、自发地推翻旧有的统治，成为“主人的人民”。他们只有集中自身的精华，形成与统治者相抗衡的先进思想和阶级先锋，构成强有力的凝聚优势，以此作为自身价值的代表和“中介”，才能完成由奴隶上升为主人的转变过程。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个“精华”、“先锋”和“中介”就是中国共产党。他反复强调：
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②
这也就是说，共产党之所以有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它实际上充当着人民由“奴隶”上升为“主人”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其政治功能则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共产党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只能而且必须以“人民”为轴心。在此，毛泽东明确表达了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但当取得了国家政权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按照毛泽东“中介”理论的逻辑推演，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率领人民打碎了枷锁，赢得了解放，颠倒了被颠倒的政治关系，恢复了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地位。这样，在新型的社会关系和政治体系中，主人们可以自己制定自己的法律，自己选举自己的政府，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这时共产党就完成了自己作为“中介”的历史使命，而应以一种新的政治因素在新的环境中发挥新的作用。因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环境，使毛泽东的政治理论内含着某种原则性突破的需求。
其实，毛泽东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除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以外，毛泽东还在多次批示中严肃批评过“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小生产狭隘意识。１９５０年访苏期间，毛泽东更是意味深长地对卡德尔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辩证法在社会主义如何自由运用的问题。社会主义不是平静的河流，应当有领导指引方向。但是，人民应当有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直接做出反应的可能性。”①在毛泽东这一时期的通信和批示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他试图使“人民主权”的概念生活化的意图。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的命题做了如下的解释：“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劳动者手里有工具，没有工具的可以拿石头，石头都没有，有两个拳头。”②这种反映毛泽东深层观念的话语说明，他实际上是把“生产关系”看成是“生产力”最为本质的内在要素。基于此种理解，他始终关注着执政党的性质和功能问题，认为“党—群”关系是中国国家发展的核心主题。
围绕着这一主题，毛泽东反复对党内官员“摆老爷架子”、“摆官僚架子”的“国民党作风和老爷习气”，做了异常激烈的批评：
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①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作风，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①
从此以后，毛泽东对党的腐败现象的判断越来越严重，认为全国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其间“有一些坏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这些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②。最后，毛泽东认为党和政权都发生了质变，最终得出了非搞一场“革命”不可，必须“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的结论，③以此阻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复辟和修正主义在中国的无限蔓延。这样，毛泽东的全面逻辑构思终于形成了完整的图像，并沉淀在《五一六通知》的语言和辞章之中，于是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社会政治实验。正如他自己概括的那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④即便在１９７６年１月，他处于病危之际还在表达这样的意思：民主革命成功后，一部分党员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20节 如何解读毛泽东（2）
不难看出，在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哲学思维中，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条逻辑线索：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已成为主人，但党阀官僚阶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成了“主人的主人”。因而，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人民再次沦为“奴隶”。“奴隶们”要想再次成为主人，仍然需要“中介”。在毛泽东潜意识中这个“中介”惟有自己。只有他自己才有足够的胆识、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