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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许多乡干部、社干部都是年轻人。总之，有为的青年人很多。①
我们如此冗长地直接引录原文，只是试图展现毛泽东独特语言风格背后蕴藏着的明确价值取向，以至于他古今中外，海阔天空，兴奋得甚至不肯停口。虽然毛泽东所列材料未必完全准确，但对他来说的确是信手拈来。在解释学的含义上，信手拈来不仅不意味着随机断想，反而由于不用刻意雕琢而更加凸现经常思考的深思熟虑。
几天以后的５月１８日，就在同一个会议上，毛泽东又在一份关于科学家、发明家小史的文件上批示：
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来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家、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①
在同一时期他还多次说过，司马迁不受辱刑写不出《史记》，左丘明不被流放体验不到生活，而曹雪芹家境不衰也就没有《红楼梦》了，等等。
毋庸赘言，毛泽东的“话语”是独特的。上述论点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极有意义的现象，在进化论、心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学角度上看，颇值得深入研究。比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继阿尔蒙德之后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白鲁恂（Ｌｕｃｉａｎ Ｗ． Ｐｙｅ）就曾指出，美国历届总统多出身于身份低下的南部农场主，而不是东部的发达地区。②但我们所关注问题的重心则是，毛泽东借此现象并不是要说明人类进化的一般轨迹，而是借助历史事例对“人”进行“身份”的区分，是在建立政治推论的基础假设。换言之，毛泽东的语义重心是在突出地强调“贫贱低微”与“生力旺盛”之间的内在联系，自觉地把二者视为因果转化的必然过程。在毛泽东看来，凡是被压抑的主体，必然内聚着天然的实现欲望，而压抑别人的主体，又必然本能地产生惰性因素。二者之中，前者是活泼的、具有生命的动力，后者则是呆滞的，形成历史的阻力；前者是弱小的，但却孕育着生机，后者虽然实力雄厚，但却意味着走向衰亡。这样，辩证法所提示的命题沉淀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就形成了那个众所周知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①
笔者曾经一般地把毛泽东上述论断归结为心理学意义上的“压抑—创新”情结，认为这是“出身于普通农家的毛泽东，不自觉地以自己个人经历的发展格局为模式，以此建构他观念中的理想主义大厦”①。现在看来，这样的概括并未能完全体现出问题的要害。其实，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压抑—创新”的基础假设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在此前提下，我们对他的“阶级观”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才能得到充分和真实的理解。在毛泽东看来，在政治层面上，人类社会发展、前行的合理化途径，似乎就是通过释放压抑去冲破惰性，作为一种内生的能量，它将必然地成为推动历史前进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这种心理能量的本质则是一种强烈的政治伦理诉求，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上的价值取向，这就是：“无产阶级”之所以最有前途，最有资格在政治和历史舞台上担当主角，关键的就是由于他们“一无所有”，“被人瞧不起”，所以才“压迫越深，反抗越烈”。与此相反，压抑别人的权威拥有者其强悍的外表所掩盖着的恰恰是其虚弱本质。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认知过滤网的作用下，才产生了识别善—恶、正—邪、美—丑等政治评价结构的准则，由此才可推论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革命理论的规范性命题。所以，笔者认为，我们与其试图从马克思或列宁经典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去寻觅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渊源，不如更切实地在中国民俗文化，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古典小说中去挖掘其思想原型的观念基础。诸如“替天行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朴实的道德“义举”，似乎更接近于毛泽东政治伦理观念的真实本源。
美国学者Ｒ特里尔也认为：毛泽东“从不满足，他总在追求一种更有人情味和极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这是他的优点所在”。而且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比旧中国有更多的社会平等”，比如“按劳取酬——身份，或拥有土地和资本不再起作用了。因此，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彻底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的基本手段——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支付得起的了”①。
在毛泽东的观念中，“人民”是一种崇高的身份，拥有这一身份，不仅意味着其主体中必然地孕育着革命动力和实现欲望，而且还在名誉和政治生活方面被赋予了优越性与优先权。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毛泽东政治的结构中，“身份”绝不是一种固定的职位，而是随着环境与态度的变化而不断流动的角色。我们的这个意思是说，这里“人民”之身份在很多程度上并不是一种自然属性，甚至也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财产和经济指标，而是经过认知过滤网不断筛选的政治符号。换言之，自然出身的性质固然对获得政治身份具有意义，但最为关键的是，“人民”身份需要自然人在政治实践中去主动地获得。简单的“血统论”和机械的“经济论”都不足以成为考察阶级身份的惟一的依据。而真正获得“人民”身份的途径，其核心原则的一个条件是“吃苦”。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派生条件是“思想改造”。
首先，所谓“吃苦”最直接的含义是“被压迫”，是一种困苦的折磨。如前所述，毛泽东认为正是各种意义上的压抑和苦难，孕育出了造反和翻身的需求。所以，它又是产生革命欲望的动力源泉。这样，在毛泽东的政治伦理的逻辑中，自然的“受苦”或自觉地“吃苦”，都将成为铸造革命意志和检验政治态度的重要途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李讷大学毕业。按当时的习惯女儿希望父亲送给她几句自己最喜欢的格言，据说毛泽东题写的四句话中，首句就是孟子的名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①可见他把“吃苦”放到了何等重要的位置。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莫里斯·迈斯纳（Ｍａｕｒｉｃｅ Ｍｅｉｓｎｅｒ）敏感地发现，对于毛泽东来说，万里长征所经历的艰难险阻、甚至是劫后余生的生死考验，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心理意义和道德建构意义。他写道：
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上，给人们提供这种希望和信心的基本感觉，使人们确信下决心的人们甚至在最艰苦的环境下也能获得胜利的，正是长征……不仅相信那些被认为能够按照共产主义理想改造未来的人们，而且相信那些被认为是对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至关重要的价值观。人们现在所熟悉的毛泽东主义的各种美德：奋斗不息、英勇牺牲、自我克制、勤奋、勇敢和无私，不仅仅为毛泽东个人身体力行，而且为一切长征老战士所具有，因为这些都是他们规范自己行动的美德，而且他们认为这些美德对于他们的幸存，对于他们所献身的革命的延续都至关重要。①
事实的确如此。延安时期毛泽东现身说法，明确指出了一个人如何获得“人民”身份的最好途径：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①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23节 “身份”的颠覆与重建（3）
在后来的政治过程中，毛泽东可以说几乎没有例外地把能否“吃苦”作为评价是否具有“人民”乃至共产党员身份的重要标准之一，而对那些在社会上提笼架鸟、游手好闲的生活方式嗤之以鼻、十分反感，对于甚至对在公共场合摆放鲜花也觉得浪费。１９６４年７月毛泽东与汪东兴谈话时曾说：摆设花盆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了饭没事情做的人，才有闲工夫养花摆花。全国解放已经十几年了，盆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过去发展了，现在要改变，我就不喜欢房子里摆花，白天好像有点好处，晚上还有坏处。我的房子里的花，早就让他们搬了，以后又叫他们把院子里的花也搬了。你们在院子里种了一些树不是很好吗？还可以再种。你们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留少数管理庭园。今后庭园里要多种树木，多种果树，还可以种点粮食、蔬菜、油料作物。北京市的中山公园和香山要逐步改种些果树和油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