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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特殊“身份”与“权力”之间的等价关系，毛泽东十分清醒。他曾明确表示如果不对特殊“身份”进行必要的变革，“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败”（“Ｐｏｗｅｒ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ｃｏｒｒｕｐｔ ａｎｄ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ｒｒｕｐｔ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的政治铁律必将自然地产生效应，这将不可避免地使他苦心建构的“社会主义”事业付之东流。为此，他所采取的重大政治举措就是在制度角度上对政治“身份”进行强制性置换。在政治实践上，这种“身份”置换是在三种关系的路径上展开的。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24节 “身份”的颠覆与重建（4）
第一，“官”与“民”的关系。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在建国后的政治关系中，存在着领导与群众之间的某种紧张和不平衡。凭借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不仅权衡“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古训戒规的利害，而且透视出“人民”或“群众”所谓“历史的主动者”（理论）与“政治的被动者”（现实）之间的严重背离。为了调整这种不平衡关系，毛泽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因为他认为前者有权有势，而后者则弱势无援。正因如此，他对“官僚主义”表现出绝对的不宽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毛泽东谈及“文革”中部分干部遭到批斗时说了同样的话：
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①
在谈及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意一下。昔阳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县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至少有六十天。那是一个在山上的县，很穷。越穷就越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搞了吗？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①
在１９６８年５月７日黑龙江革命委员会在庆安县柳和创办了一个专供机关干部参加劳动的“五七干校”，毛泽东很高兴，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２日送审的《人民日报》为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的编者按语稿上作了批语：“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因有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②１９６９年４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大期间谈到新当选中央委员中的一些基层干部时说：“要注意，要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①１９７６年初，即便在毛泽东病重期间，他还反复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②
另一方面，在中央领导机关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则强调要选择一些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农干部。在考虑中共“十大”领导班子的人选时，毛泽东提出两个主要条件：一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二是要年轻。１９７２年７月，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谈话时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毛泽东又在周恩来来信上批示：“多次讲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①同时，毛泽东对于由于人为造成的身份差异极其不满，试图进行改革。关于废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改变帽徽、领章问题，１９６５年４月２８、２９日在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战备计划时，毛泽东说：“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②
第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关系。在对“劳动”本质及其类型的解释上，毛泽东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视为“源”与“流”、“体”与“用”之间的关系。虽然历史资料并不支持关于毛泽东晚年根本否定甚至敌视知识和科学价值的笼统说法，但是问题在于，他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人为地划清界限，前者是“源”，后者是“流”；前者为“体”，后者为“用”，其位置不能颠倒，并以此为据，知识分子被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部分。这就是著名的“皮毛之论”：
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①
毛泽东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８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长会上的一段讲话，其中讲道：“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要证明这一条：是不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②为了扭转和改变这种相互外在的二元结构，毛泽东试图通过建立新的教育体制，使用强力实现“劳动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一方面主张“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住机关，这样写不出东西。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③。１９６４年２月３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①
于是，一方面，发动“知青下乡”风潮，号召干部到“五七干校”；另一方面，向全国大、中、小学派驻“工宣队”、“军宣队”，建立由基层社会组织直接推荐学员的选拔制度。
尽管毛泽东本人是个饱读诗书、卷不离手的人，可对于读书人却一直持有成见，“文革”期间，１９６７年５月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中仍然认为，“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观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①甚至直到１９７６年３月３日逝世前的几个月，他还坚持认为，孔夫子、秦始皇、汉武帝、曹操、朱元璋等几个他所钦佩的历史人物，都没上过大学，但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②可见这种观念对他影响之深，已渗入骨髓。
第三，“小人物”与“权威者”的关系。在这二者（与此相适应的“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保护和拯救前者的角色。这里，生物进化论的明显倾向，似乎与毛泽东至上权威和足智长者的“导师”身份合为一体。他多次申明“青年人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的话。延安时期他就曾说过：“记得我在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