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同的“议题”？这又涉及研究者立论时所持有的或已阐明或未明言的“预设”。诚如学者所言，由于不断提出比较深层的关切“议题”预设和问题意识，所以史华慈的著述，哪怕是一个简单的评论，都会“使它们具有通常时论所罕见的思想洞见和耐读性”②。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史著作，它是在史华慈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１９５１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６７年再印两次，但没有修改。史华慈教授的这部专著之所以被称为“经典”和“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是由于它在西方学术界第一次提出并界定了“毛主义”（Ｍａｏｉｓｍ）这一核心的分析范式，从而成为西方毛泽东研究从“新闻传记”走向“学术论证”的分界性标志。
美国哈佛大学“中国问题研究”的创始人费正清（Ｊｏｈｎ Ｋ．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１９４８年就曾断言，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成了在中国最后使共产主义中国化的‘毛主义’的基础”。作为费正清学派的两大天才高足之一的史华慈（另一位是《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作者、英年早逝的列文森（Ｊｏｓｅｐｈ Ｒ． Ｌｅｖｅｎｓｏｎ）），秉承师意，对费正清的这一论点作了全面的创造性发挥。史华慈认为，毛泽东革命的确不可否认地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实践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此笼统地概括，在理论和学术上并没有多大意义，而真正需要做的研究应当是提炼出“中国不同于苏联”、“毛泽东不同于斯大林”的独特内涵。如果说这个“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一个最早的“文本”，那么，它就应当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史华慈指出，毛泽东这部具有鲜明创独精神的中国政治名著，显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一种独特的倾向”，“它把农民当成革命运动的核心”，并把完成民主革命的百分之七十的功劳归之于农民，而只给予“城市居民和军队”百分之三十的地位，并把对于农民在革命中地位的评价“作为判断政治党派革命与否的价值标准”。史华慈说，读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人的印象是，它“或许既是出于一个俄国民粹主义者之手，但也是由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写。在这里，我们确实找不到那些贯串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中的对农民独立革命作用的责难”。毛的理论实际上构成了“对整个共产国际路线的一次毫不含糊的挑战”。因此，正是在关于革命的主要动力的认识角度上，“毛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其重要的核心思想预见的“背离”，从而构成“行为的异端”。费正清学派的另一位学者布朗特（Ｃｏｎｒａｄ Ｂｒａｎｄｔ）也认为，“毛主义”在革命的理念上与斯大林有着明显的差异，毛所强调的是“由农民所进行的革命”，而不仅仅是“为了农民而进行的革命”（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ｂｕｔ ｏｎｌｙ ｆｏｒ ｔｈｅｍ）。前者强调农民自身就是革命的主体、性质和动力，而后者则只把农民利益当做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显然二者的意义有着本质的不同。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26节 “毛主义”的起源、性质与内涵（2）
我们应注意的是，史华慈在这里所说的“背离”和“异端”都没有丝毫的贬义，而只是认为，相对于把现代产业工人作为革命主体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毛泽东革命改变了行动的主体但却维持了原有的目标。所以，“异端”就意味着“独创”，“背离”则等同于“发展”。在这样的意义上，史华慈明确指出，“毛主义战略实质上是把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因信仰马列主义某些基本原理而充满活力的政党，建立在一个由完全农民所组成的群众基础之上。”“毛主义”语义学的核心是强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基本上是建立在农民支持的基础之上，因而就其政治战略而言，它成为马克思—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传统的“独创性异端”。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一书中史华慈自问自答式地阐述了他关于“毛主义”性质的基本观点：“以某种信仰为基础的历史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偏离其最初的基本前提而仍可保持它的特性呢？这当然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分化，形成各种不同的形式，“由此，我们主张在党与阶级的关系问题上，毛主义在行动上的异端意味着这个分化过程中的另一个重大举措……但是我们依然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他核心原理仍然是中国共产主义之完整而生动的理据”。
无论史华慈把“毛主义”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独创性异端”的概括日后引起了多大的争论，但都应当承认，这种概括和判断奠定了后来西方“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起点，甚至可以说，它至今仍然是西方这一研究领域内占主流地位的“传统”。在“史华慈模式”的影响下，这种“毛主义”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之“异端”的说法，在西方学术界得到了广泛认同和不断发展。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Ｄａｖｉｄ Ｍｃｌｅｅｌｌａｎ）影响很大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书，就把“史华慈模式”作为分析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框架。麦克莱伦说：“毛主义是列宁主义与经济落后的中国以及某种传统中国思想的综合物”，并从五个方面对这个定义做了详细概括和扩展：一、中国以农业与工业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因而农民不是发展政策的牺牲品，而能够被动员起来促进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模式，因为农民构成了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中国共产党毋庸争辩地是一个农民党；二、毛主义强调意识的重要性。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因此把一种无产阶级的或社会主义的意识逐渐灌输给农民是必要的，使资本主义阶段——无论在实际发展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缩短而入社会主义阶段，就已经意味着这种灌输需要增强，因此就有了“文化革命”；三、毛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形成的游击战争的理论是以农民的积极合作为基础，已在第三世界国家发生广泛的影响；四、中国已经进行过多种形式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意义已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阐明，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毕竟总在党的控制下——付诸实践；五、毛主义含有一种道德的、清教徒式的调子，即强调罗素向往的那种节俭和对于普遍的善的献身精神。显然，在这样的阐释中，我们可以处处感觉到“史华慈模式”的影子，可见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流学派的影响。
一本半个世纪以前写给外国人看的书，对于身处２１世纪的中国人有何意义呢？换言之，《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的现代价值究竟何在？依笔者之见，该书至少在三个方面对今天的“我们”，具有启迪意义。
其一，作为一部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名著，《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是西方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之学术史和思想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必经桥梁。如果用目前流行的制度学派的术语表达，那么，我们可以说，“史华慈模式”就是那产生“路径依赖”效能的端口。正是它奠基、影响、引导、甚至规定了后来西方丰富多彩的毛泽东研究的基本格局。站在五十年后的角度上看，虽然在史料价值方面，史华慈教授的引证几近常识，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就他的基本结论而言，至今仍足以使后来的学人难脱其臼。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史华慈模式”对现代西方“中国问题研究”的渗透已经到了如此深入的程度，以至于在西方学术圈内再专门提起它就几乎变成了缺乏常识的代名词，《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已实实在在地成为了某种带有象征意义的“研究隐喻”（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部著作也就名副其实地成为了解和理解西方“中国问题研究”的必读入门书了。
其二，史华慈书中关于中国与苏联两种不同性质之共产主义政治社会模式的论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后来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所证实，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发生的中苏论战，直到９０年代苏联的最终解体和中国的持续运转。历史学者当然不是算命先生，但真正的“比较历史研究”则会以自己的方式对社会结构的重建产生影响。“史华慈模式”的真正方法论意义在于，他说明了某种具有普遍性特征的理论体系，在对具有特殊性的对象发生影响时，必定会产生多样化、甚至是无法预料的后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原本的理论结构和推导逻辑在实践中的“异端化”、“偏差性”以及“扭曲”和“修正”，与其说显得有些不可思议，不如说是情理之中的必然结果。人们之所以会对这些后果感到困惑，其实只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把握住自身历史的独特脉络。因而“地方性知识”是比较历史学和比较思想史研究不可忽略的绝对基础。我们在史华慈教授的著作中，压根就没有发现横遭后现代主义质疑的“本质论”和“整体论”之“宏大叙述”的丝毫意识。这不仅说明了一位优秀历史学家的先见之明，而且更显示出教导历史学家之历史主体自身的严肃与神圣。
其三，为了进一步理解“史华慈模式”历史分析的精髓，书后附录了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著名学者林毓生教授精选推荐的三篇史华慈的重要论文。其中两篇题为《道德王国：“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与党史的宏观透视》和《卢梭在当代世界的回响》，摘自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