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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严复、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陈独秀、胡适等名流大家同日而语。这不仅由于青年毛泽东没有他们那样蜚然的学术声望和显赫的社会地位，就思想理论的洞析深度、涉及广度和体系的完整性而言，青年毛泽东也只能堪称“后学”，而不及前者诸公。但是，依我理解，所谓研究的效用与价值，不仅应包括思想对现实所产生的直接、有形和显露的影响，诸如《新民丛报》或《新青年》当年风靡社会所引起的巨大意识反响；而且还应包括思想内容与潜在的思维范式、伦理要素及其社会结构等诸方面的相互吻合程度。也就是说，不仅应当从规范的理念（应当如何的逻辑推理）去评价某种体系的价值，而且还应当从实证的历史（已经如此的现实过程）去把握某种观念的效用。换言之，某种思想体系或观念形态，愈是与特定的内在社会结构相吻合，愈是逼近于体现民族意识的自我本体，它就愈有研究价值和理论效用。因为，只有具有精神遗传功能的东西，才能被称为“思想”。任何一种具有这种属性的体系或观念，实际上必定已超越了思想家的具体躯壳，而在某种程度和一定意义上，升华和体现为整个民族精神的普遍意志了。
辩证法就是这样，正由于早年毛泽东仅是个“小人物”，因而其思想的种子只能深深地埋藏于中国民众的广阔土壤之中，更为直接地从中吸取营养，从而更能无隔膜地反映出普通中国人的意志、愿望、情绪和要求。如果说，上述名流大家所代表的是近代中国觉醒了的上层知识分子的理性探索（这种探索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因而也具有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那么，早年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想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民众的政治心声。显然，这种体现“民族智慧状态”（普列汉诺夫语）普遍化与典型化的意识形象，恰恰是名流大家们所不能取代的，而应当成为他们思想的互补。因之，正由于毛泽东当年仅是个“小人物”，因而才是不容忽略的。问题似乎并不十分复杂，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某种程度上讲，毛泽东的观念已化为了群众的灵魂，手挥手毕、一念之语都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恐怕不能不与上面陈述的思想特征有关吧。个体意志只有与民族精神相联系时，才能产生力量；相应地，思想体系的研究也只有被纳入宏观的民族文化的背景中去，才更有意义。
按照发生认识论的原理，任何认识都首先建构在一个由主客体综合作用的“格局”之上。这个“格局”随着环境的刺激和主体的成长，逐渐丰富、变迁和复杂化。①高级的“格局”形态是由低级“格局”形态发展而来的。在高级形态上，低级形态的某些残片、因素和颗粒作为遗传物还存活着；而另一些原先仅作为征兆、胚芽和细胞的东西则又会发展为具有充分意义的高级“格局”形态。因此，高级“格局”与低级“格局”在本质和现象上都是相通的。从这样的考虑出发，我们不能说，毛泽东早期思想研究由于论题历史跨度相对狭隘，就影响它的理论意义。反之，我们会通过这一思想断面的透视去发现、说明和重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某些重要的原理。
的确，毛泽东从隔膜的“天国”回到火热的人间已有数年历史了。然而，理性那不知满足的本性却恰恰要追溯他从人间步入“天国”的数十年历史。也就是说，对这位２０世纪震撼中国、影响世界的巨人的剖析与研究，只有从对神的崇拜转向对人的考察才有价值；也只有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人们才能说，毛泽东思想的学术研究具有经久不衰的理论魅力。青年马克思曾引用《巴黎革命》周刊上的著名警句：“伟人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跪着。站起来吧！”①一旦当我们自觉而冷静地站起来时，其实并不损害真正伟人的一点毫末，或许反而会感悟到他们那超越时代的理想，及其由于这种超越所带来的压抑与困惑，并不亚于当今世界的我们。因而，我相信，无论世界将怎样变化，历史都将给毛泽东留下一个别人无法取代的显赫位置。
马克思曾强调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②这种被称为“从后思索”的思维方法论，就其具体的运用形式来说，可以是历史的、描述的，也可以是结构的、逻辑的，但其基本要求则都是从成熟的形态（定型的形态）去追溯那些不成熟的形态（胚胎的形态），从而在比较其异同的环节上把握发展的有机联系。显然，最终呈现出来的历史脉络与逻辑结构，对于现在的世界和人们的思考具有启发的功能。也许正是在这个角度上，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著名公式才有意义。因此，严格地说，历史研究，特别是思想史研究，与其他各门学科研究方式一样，其最终目的和根本价值都在于“创造”，都是通过客观的描述这一必不可少的手段去理解、把握人类未知的东西，把未知变为已知，再把已知的东西提炼、升华、沉积为思想。以上种种“程序”都可以说是在开拓和创造。立足于现在而置身于过去，将反思的智慧牢牢地照射在历史本体的活性因素之上，渗透于沟通过去与现在及其未来的宏途之中，从而去逐渐洞见那隐蔽着、潜藏着的，但却又是强大的、起支配作用的那只“看不见的历史之手”。也许可以冒昧地说，这些看法就是我写作的史学价值观。
人文学科研究的殿堂也许就是地狱；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更高层次的创造。相对而言，人对自我的研究与剖析毕竟是太复杂了。在这里，困惑、苦恼、辛劳和紧张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最可怕的决不仅限于此，而是误入歧途而一无所获。因此，我们的自信与预期都不能过高，做点铺沙垒土、筑基开路的事情，留下一点曾经辛苦工作过的痕迹，似乎也就足够了。如果这些“小品”或多或少能提供有兴趣的朋友和人们鉴尝、评论乃至批判，那就将是值得馨香而祷祝的了。
第一部分 这里是地平线第4节 这里是地平线（1）
综观１９４０年以后的全部中国史，社会政治思潮无时不处在动荡、转换、冲突与论争的矛盾过程之中。这一特点在从“戊戌”到“五四”的历史时期内，表现尤著。从观念演化的角度看，思想流派如此之多，令人目眩，各种理论汗牛充栋，难以遍读，这在世界思想史上也属罕见。昔日骄子，今日庸夫，或者情况恰恰相反，此种现象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屡见不鲜。保守与改革、专制与民主、国粹与西法、民族种性与外情夷事……激烈的冲突一个接着一个，思想的争辩一浪高过一浪。作为主体的人被颠来倒去，简直像灌了兴奋剂或迷魂汤，忽而激奋昂烈，义愤填膺，忽而颓废沮丧，不知所措。然而正是在这时代狂涛中，陶冶出几代志士精英。特别是历史步入２０世纪以来，古来已久，甚至不证自明的天道圣哲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亵渎；至上尊贵的无限君权居然也可由庶民百姓陈指褒贬；甚至刚刚传入，根本谈不上扎根的西学哲理，还未立脚就被排斥进了被扬弃的行列。
就思想内容而论，社会思潮则可以说无所不包，应有尽有，显示出明显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特征。短短几十年，从中国春秋战国之际的孔、墨、老、韩，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黄宗羲和顾炎武；从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马克思和列宁；从古老经学的考证、论辩到现代科学的实验、推理，似乎都多少有所涉及。一部２０世纪初期的思想发展简图，却几乎走过了人类文明的全部智慧史，夸张一点说，它简直就是一部缩编了的人类思想的百科全书。相比较中国思想史上那先秦、魏晋和明清三个里程碑式的“百家争鸣”局面来说，从“戊戌”到“五四”的中国思想发展，显得更为动荡，更为艰苦，也更为矛盾。在这又一个新的“怀疑—批判”时代的浪巅中，人们似乎大胆起来，也聪明了不少，思想夹杂着压抑与希望，猛烈冲击着固塞混浊的旧有意识形态。堤岸将毁，而危言布道，仿佛一切的原则、王法、道统都将在怀疑与否定中沉没，同时也意味着一切的理想、需求和憧憬都将无须论证地确立和来临。
这是一个伟大、壮观的时代，因而必定是一个矛盾、冲突的焦点。
如果我们潜入这动荡历史画卷的背后，去寻找那表象平面的内在支配因素，那么，显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诸多矛盾所构成的“双重十字架”，而思想生命的跳动，则是这“双重十字架”上燃烧着的火焰。
首先，正如人们曾反复提及的，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反复演奏着这样一部矛盾的交响曲：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看，处于高级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工业国，以其先进的生产力为动因，不可阻挡地向处于低级社会形态的封建主义农业国扩张、渗透和吞食。这种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必然性在于，力量的角逐经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和中和，在平等交换的原则下实现胜负，投入与产出的不同比例决定着竞争者的命运与前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肯定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来，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因此，社会发展的自然趋势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生产方式、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