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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有的学者概括的那样，世界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詹姆森（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具有“毛泽东情结”。他认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是一个“极具特色”的时代，用毛泽东的话说，那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毛泽东政治思想的这一极具批判精神的话语体系，在“世界反霸权主义的后殖民理论”、“社会现代性中的乌托邦焦虑”和“建构阶级斗争的新范式”三个方面，激活了现代西方的理论想像，强有力地促进了“解构主义”的发展。有的学者这样评价：“马尔库塞用结构主义的术语宣称他的基本观点”，詹姆森则“用更老练、更理论化的语言重写了毛泽东的原始抽象和描述性概念”②。换言之，当把毛泽东基于中国现实的政治实践理念置入到更加抽象的理论背景之中去的时候，某种曾经对于一个民族产生过“灾难”的思想，将可能转变为对某种普遍制度的深刻洞察。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具有对抗性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基本结束了。但毛泽东则认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还会持续存在，原因是在社会结构中必然产生出“新阶级”。这种“新阶级”就是一个与工人阶级和农民相对立的新的官僚阶层，他们不仅拥有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且形成了所谓“官官相护”的集团性体制效应，而腐败只是这样一种体制的结果和表征而已。显而易见，如果把这里的“新阶级”（毛氏用语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置换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那么，“毛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就可能展示出一种耐人寻味的潜在联系。这也是詹姆森解释并倡导的“阶级斗争新范式”以及他被赋予“毛泽东情结”的重要逻辑理据。
同样，以倡导“集体行动”和“大国兴衰”理论而闻名于世的“理性选择”大师奥尔森（Ｍａｎｃｕｒ Ｏｌｓｏｎ），对于毛泽东关于“党内的走资派”、“炮打司令部”和“搀沙子、挖墙角”等一系列理论和政治举措也表现出极大兴趣，认为所谓“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来一次”的论断，实际上体现出使用强力打碎“制度凝固”的深刻意图，使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存在具有极强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为日后的改革开放留下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变革空间。张宇燕记录了奥尔森对毛泽东“眼睛发亮”的具体过程：
记得有一次在奥尔森的办公室里，他和我聊起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我漫不经心地提到毛泽东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应每隔七八年搞一次”时，他全神贯注、并且一再要我找到此话的出处，其表情与口吻，至今历历在目。也恰是因为他对“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的提法显示出的浓厚兴趣，我自己亦开始对它进行严肃的再思考。什么是“党内的走资派”？为什么要“炮打司令部”？所谓“搀沙子、挖墙角”的目的究竟在哪里？“文化大革命”何以要“七八年来一次”？诸如此类，据我的初步观察，恐怕都是对业已出现、或正露端倪的某种分利联盟所采取的医治与预防措施。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众多有害于社会的后遗症。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它还同时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的中国献上了一份颇为贵重、但又常被人忽视的“礼物”：尽管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依旧很强，但原有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则或是土崩瓦解，或是受到严重损害。毋庸置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的、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经济改革是有众多根源的，而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应当就是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存在具有极强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至于“七八年”这个时间单位，据我猜测，或许是毛泽东老人家在深悟了中国历史及现状后总结出来的分利联盟之建立通常需要的时间。话说到这里，我想读者也就不会对奥尔森刚听说此种说法时的极度兴奋感到惊讶或迷惑不解了。①
再有，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兴起于美国、目前已产生巨大影响的“世界体系理论”（Ｗｏｒｌ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ｙ）的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也试图在其宏大的体系内给晚年毛泽东一个清晰的定位。他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１９—２０世纪世界革命后政治过程的选择之一。与前苏联的选择模式不同，毛泽东不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国家的特征，而是整个世界整体格局的特征，所以一国首先实现共产主义是不能的；同时，毛泽东也反对斯大林关于苏联国内已消除了阶级斗争的提法，坚持认为即使共产党在政治上获得了政权，在经济上改造了所有制，但这不能成为证明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必然消失的逻辑前提。所以，沃勒斯坦说：毛泽东之所以要做出与苏联不同的选择，是因为“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看成是过程，而不是结构……他，与其说是自觉地不如说是不自觉地把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单位，而不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相反，苏联学者则认为，尽管社会主义体系被认为是‘分裂的’，两种劳动分工并存的世界体系也是存在的”②。
社会科学的研究不满足于经验描述，它要求问题的阐释必须依赖某种理论框架，但又首先要求对分析工具的合理性及其逻辑完整性进行验证与评估。所以，无论这些理论家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关注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目的，即使可能在他们的视野中毛泽东只是可供研究的一个宏大案例，或者是为验证其理论框架的普遍适用程度，但无论如何，这种关注肯定是学术性质的，是在学术理路的内部讨论问题。我们在此类研究的“毛泽东形象”中，已经感觉不到“区域性政策研究”的意味了。
新时代政治格局的外部环境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内部变化都影响到西方毛泽东研究主题的转换，随之，学科内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诸研究要素也相应有所发展。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32节 西方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趋向（3）
在这一视角上，《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一书可谓在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里独树一帜，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该书不仅在研究视角和论述主题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更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也尝试在方法论方面有所建树。总体而言，这一取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全球化”视角。哈里和奈特在该书“导论”中指出：“在毛泽东思想之结构与发展的研究方面，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他已超出中国国界，影响到全球各地的政治运动……从巴黎的林阴大道到秘鲁的贫苦乡村，毛泽东的思想都已构成人们绘制各式激进变迁或反抗不平等战略的原则与理念的混合物。”①换言之，在一定意义上，这派学者认为只有把毛泽东思想看成２１世纪“全球化”政治运动的理论要素之一，才能正确判断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并对他持久影响的性质做出解释。所以该书第三编就以“全球马克思主义中的毛泽东之思想”为主题，对南美洲、印度、越南、日本和菲律宾五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具体分析。其二是重申对毛泽东研究中“经验主义阅读方法”的批判。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初期，奈特和哈里就反复提出过毛泽东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①在该书中他们依据汤普森（Ｅ． Ｐ．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的哲学思想和柯林武德（Ｒ． Ｇ． Ｃｏｌｌｉｎｇｗｏｏｄ）的历史解释理论，强调应对“历史的真实”与“思想的真实”加以区分，在理论上不能把“事实”（ｆａｃｔｓ）与“证据”（ｅｖｉｄｅｎｃｅ）混为一谈。历史特别是思想史研究中所谓的“中立”（ｎｅａｔｒａｌ ｇｉｖｅｎｓ）是不存在的。②因为“历史”是已带有或渗入了研究者认知模式的一种“结果”。所以，逐字逐句地“读过”毛泽东的文本，并不就自然意味着真正“读懂”了毛泽东。这样，反思研究者本身的认知模式、知识架构和理论假设，与其说是研究的结果，不如说是研究的前提。因而，只有在为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定立知识论（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意义之“思维游戏规则”的基础上，人们才能摆脱“就事论事”的经验描述层次。正如奈特曾指出的那样：“波普尔（Ｋａｒｌ Ｒａｉｍｕｎｄ Ｐｏｐｐｅｒ）强调，对实在的观察不可能是中立的，因为离开了理论（问题、假设、预见，甚至猜测活动）的指导作用，人类主体就不可能认识观察对象，更不要说如何概括和分析了。‘实在’和经验都不能告诉我们这些；只有理论才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