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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头转向我，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你甚至连这些都知道？”
我张嘴，又合上，发出了某种声音，更像是一声叹息。里斯对我来说也是个未知数。我说：“不是这样的，我对他真的一无所知。”
“好吧，”他说。“听着。我得把保姆接到家里，我还答应西蒙帮他修改他写的诗。你像他那么大要写诗吗？不过让孩子多写点是件好事。随时通知我黛安娜的情况。”
我打开吉普车门，外面的温度低得惊人，我还是头一次感到一月的夜晚原来这么寒冷。“谢谢你，萨姆。”
“嗯，”他说。接着又说：“等等。”
我把身子侧回车里，萨姆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开了几秒钟，然后又移回来。“我知道你希望我能找到法子来帮你。但我也无能为力。总归要有个钩子。总归要有个可以让我抓到的东西。”
“萨姆，我也特别不希望自己和这件事扯上任何关系。自从马洛里在地球表面失踪那天起，我就拼了命地想让自己离它越远越好。但它紧咬着我不放。在我看来，只要你离这件事够近，你就能找到和一平方英尺大小的维可牢商标名。此处指一种互相粘连的尼龙织物，常用作代替服装纽扣的褡裢。一样多的钩子。”
我砰地关上车门，车开走了。
34
我走进屋子前门时，时钟显示快到8：30了。埃米莉给了我异常热烈的欢迎。母女两个在主卧室里睡得正香，依旧蜷曲成熟悉的大勺包小勺的姿势。她们周围一圈散落着各种睡前读物和格雷斯心爱的绒毛玩具。而我们那条没那么多绒毛的狮子狗安维尔，则在格雷斯的膝盖上蜷作一团。
我很懊悔自己总是如此频繁地错过每晚睡觉时应例行的一些事。
格雷斯的入睡时间相对于她的上床时间显得有点早，即便对于劳伦来说也是如此。不过多重硬化症让她消耗的精力总是难以估算。这种病的症状有很多种。如果哪一天这病没有发作，没有给她带来剧烈痛苦，这时候你问她，她就会告诉你对于这病，她最恨的一点就是白天的时间被缩短了很多。病痛的折磨年复一年，劳伦开心的时间越来越少，健康的时间越来越少，醒着的时间越来越少，而她被病痛和虚弱拖倒在床的时间却越来越多。如果你问她得了多重硬化症后，最想改变的是什么，她会告诉你她希望白天能加长。她会告诉你大多时候，她的精力能够维持的时间就和安克雷奇12月的白天一样短。
这显然是说，那天是育空加拿大西北地区与美国阿拉斯加之间的一个地区。
的一天。这是她的叫法。我会在工作时打到地方检察官办公室，问她感觉怎么样。她几乎总是回答，“你懂的，宝贝，今天是育空的一天。”
我帮她们把羊毛毯拉拉好，让女儿和她母亲都能盖到。然后吻了吻她们的前额，把安维尔从床单上抱起，领着它和埃米莉出去撒尿。当这对搭配怪异的狗夫妇完事后，我们又安全地在屋里小转了一圈。然后我看了看留言，真希望有拉乌尔的留言，最好是黛安娜的。
但是一无所有。
我煎了两个蛋，夹在涂有蜂蜜的小麦吐司里，然后端着盘子进了客厅。我站在窗前边吃边往外看，从窗口望下去便是博尔德，我想找出詹尼弗祖父母的房子，想找出第十二大街上那栋靠近山麓小丘，有水上公园而且贵得离谱的房子，想找出百老汇大街汉娜·格兰特被发现身亡的房子。
西边很远的地方，在连绵不断的群山的另一头，拉乌尔也许还在和威尼斯酒店的女保安约会，也有可能他还在赌桌前和赌徒聊天，试图能找到有谁还能记得他妻子？
该死的，在这些亮起的车灯中到哪儿去找鲍勃和他那辆漂亮的卡马罗呢？
答案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有的话，是在我办公室里那个金科牌的盒子里吗？
我一时冲动想冲进城里找出答案。
我提醒自己，鲍勃写的只是小说的一部分。
是虚构的。
是他编的。
是该等到以后我才能读的。
35
黛安娜极少会流露出对自我的不确定，但在谈到她与拉乌尔的结合时，她总会一脸惊奇。“为什么是我？看看我。看看他。他到底为什么会选中我？”
拉乌尔是西班牙人，橄榄色皮肤，目光敏锐，聪明绝顶，生来就有企业家的革新精神，对金钱的嗅觉如猎狗般灵敏。他的微笑甜似蜜，头发浓如墨，在阳光的照射下却又变成一团金黄色的火焰。他可以教乔治·克鲁尼电影电视明星。如何做到举止优雅，在环境需要时他的一言一行犹如欧洲绅士，他会套上退色的牛仔服和牛仔靴，溜进农场大谈特谈南科罗拉多的水权问题，就好像是他的家族率先切断了与古老的圣路易斯河谷相连的灌溉水道。
就像每一位大屠杀此处特指二战中纳粹对欧洲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实行的种族灭绝。幸存者的后代那样，20世纪的德国纳粹给拉乌尔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恐怖阴影，在西班牙与法西斯眉来眼去的五十年中，拉乌尔遍体鳞伤——几乎要被打入肉体不复存在、灵魂受煎熬的地狱——对永远逝去的亲人的回忆以及落入佛朗哥长枪党手中噩梦般的影像在他的血液里涌动，成为他对权利永久的抗体。
结果怎样呢？拉乌尔有着宽宽的肩膀，只是他对人对事的态度有时会给人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即使他长得很英俊。
最终我还是等不及想听最新进展，在上床之前拨了拉乌尔的号码。三声铃响后他接了。
“喂？”他说，伴着拉斯韦加斯的背景声。音乐，车辆喧嚣声。还有别的——嘶鸣，轻微的爆裂声。我不确定那究竟是什么。
他接电话时说出的第一个字饱含期望，每次电话铃响，他都希望电话那头是黛安娜。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我，拉乌尔的希望正意味着他还没找到黛安娜，于是我的希望就变成了平静湖面上跳跃的扁平石块，同时沉入满是淤泥的湖底。
“是我，拉乌尔，你没找到她？”
他用加泰隆尼亚语说了一些话，听上去像“流氓妓女”，从他唾沫星子飞溅的语气中，我就知道准是脏话，用不着翻译，虽然我一直很想多了解些他母语中的脏话。
“你和酒店保安部的那个女人谈过了吗？”为了能盖过那片嘈杂，我几乎在大吼。
“马利纳知道些事情，”他说。“不幸的是，她得花时间来说。”
“嗯？”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她是从墨西哥来的，她现在脑子里想的只有她哥哥，还有他从奇瓦瓦位于墨西哥的北部，与美国接壤。到图森那路上发生的事。她想找人倾诉。对某些女人来说，这胜过一切。她就是那类女人。我得一个人演完这出戏。相信我，这是我惟一的办法。”
拉乌尔谈论女人就像他谈论首发股与随机存储器一样绝对权威。我再一次希望他能翻译一下加泰隆尼亚语，但我没说出来。
“你还没打探出什么来吗？”我问。
“还没有。”
他的声音听上去很干——我们每谈一次话，拉乌尔似乎就多一分焦虑。电话那头出现的是我的声音，而不是他妻子的，这无疑夺去了他在海上赖以漂浮的救生圈。我能听出希望溜走时他有多泄气；他乘的船一直在漏水，不管那是什么船，他一个劲地把水往外舀，他感到累了。
“赌桌上有人记得黛安娜吗？”
“我把贷款最高额设为五百万美元。我想这能让我在赌场里进出更方便些。”
简直难以想像。“什么？你赌多少的？”
“五个或十个筹码。有时二十个。”
一个筹码一千。“你没输过吗？”我问。
“我表现不错，”他说。我了解拉乌尔，他从不把在赌桌上赢大把的钱当成乐趣。赌桌上的千金一掷和他在各类技术性投资中玩的筹码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但想到过去二十四小时发生的事，如果他赢到的钱是从威尼斯酒店的金库领来的，并且是大大一笔的话，拉乌尔或许会找回一丝乐趣。
“有多顺？”
“最好一次玩到了八十个筹码左右。到这个镇上，只有在赌桌上比较走运。”
我吹了一声口哨。“一个筹码一千元？”
“还要减去四千元小费。两个发牌的人也跟着沾了光，拿到些小费。我希望他们能心存感激，接受我邀请他们喝酒。”
那两个发牌的人在遇到了拉乌尔后个个比之前富了两倍。得了那么丰厚的好处，他们应该愿意在换班后和他喝上一杯。
我问：“他们什么时候下班？”
“大概三小时后。到时就知道会怎样了。我没抱什么希望。我塞了些钱给一个女人，让她分别传纸条给这两个发牌的，告诉他们我想找他们聊聊。她说她传了。谁知道呢？他们的老板可能早就警告过他们要注意一点了。”
“令人沮丧的一天？”
“这是他们的房子。他们拿着牌；他们决定赌注大小。我惟一的优势就是我的目的性比他们强。他们还没意识到这点。赌桌上有个人听到我问他邻座有关黛安娜的事后，就递给我一张名片。他是某个购物中心的代理开发商。是那种大型的购物中心。”
“一个赌徒？”
“他心底里差不多是个赌徒。我等他离开赌场后二十分钟打他的手机。我告诉他我是赌桌上的那个人。他说：‘现在不行。’我问：‘什么时候可以？’然后他说：‘我现在有了你的号码，我会打给你的。’接着就挂断了。”
“笨蛋。我想他在耍我。”
“他没打来吗？”
“拉斯韦加斯的夜晚总是充满活力，不是吗？而我呢？我比昨天这时候要老了二十岁。再这样过一个星期，我肯定得换皮纳克尔一种两到四人玩的牌戏，使用四十八张牌的一副纸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