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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天晚上，他离开君士坦丁堡动身到安纳托利亚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去，后来他回忆那次旅行，整天穿行在种着罂粟花的田野里，那里的人们种植罂粟花*，这使你感到多么新奇，最后——不管朝哪个方向走仿佛都不对似的——到了他们曾经跟那些刚从君士坦丁堡来的军官一起发动进攻的地方，那些军官啥也不懂，大炮都打到部队里去了，那个英国观察员哭得像个小孩子似的。
就在那天，他第一次看到了死人，穿着白色的芭蕾舞裙子和向上翘起的有绒球的鞋子。土耳其人像波浪般地不断涌来，他看见那些穿着裙子的男人在奔跑着，军官们朝他们打枪，接着军官们自己也逃跑了，他同那个英国观察员也跑了，跑得他肺都发痛了，嘴里尽是那股铜腥味，他们在岩石后面停下来休息，土耳其人还在波浪般地涌来。后来他看到了他从来没有想象到的事情，后来他还看到比这些更糟的事情。所以，那次他回到巴黎的时候，这些他都不能谈，即使提起这些他都受不了。他经过咖啡馆的时候，里面有那位美国诗人，面前一大堆碟子，土豆般的脸上露出一副蠢相，正在跟一个名叫特里斯坦查拉特里斯坦查拉（1896—1963）：诗人、散文家、编辑，出生于罗马尼亚，长期在巴黎从事文学活动，达达主冬的创始人之一。的罗马尼亚人讲达达运动。特里斯坦查拉老是戴着单眼镜，老是闹头痛；接着，当他回到公寓跟他的妻子在一起的时候，他又爱他的妻子了，吵架已经过去了，气恼也过去了，他很高兴自己又回到家里，事务所把他的信件送到了他的公寓。这样，一天早晨，那封答复他写的那封信的回信托在一只盘子里送进来了，当他看到信封上的笔迹时，他浑身发冷，他想把那封信塞在另一封信下面。可是他的妻子说：“亲爱的，那封信是谁寄来的？”于是那件刚开场的事就此了结。
他想起他同所有这些女人在一起时的欢乐和争吵。她们总是挑选最妙的场合跟他吵嘴。为什么她们总是在他心情最愉快的时候跟他吵嘴呢？关于这些，他一点也没有写过，因为起先是他绝不想伤害她们任何一个人的感情，后来看起来好像即使不写这些，要写的东西就已经够多了。但是他始终认为最后他还是会写的。要写的东西太多了。他目睹过世界的变化；不仅是那些事件而已；尽管他也曾目睹过许多事件，观察过人们，但是他目睹过更微妙的变化，而且记得人们在不同的时刻又是怎样表现的。他自己就曾经置身于这种变化之中，他观察过这种变化，写这种变化，正是他的责任，可是现在他再也不会写了。
“你觉得怎样啦？”她说。现在她洗过澡从帐篷里出来了。
“没有什么。”
“这会儿就给你吃晚饭好吗？”他看见莫洛在她后面拿着折台，另一个仆人拿着盆子。
“我要写东西。”他说。
“你应该喝点肉汤恢复体力。”
“我今天晚上就要死了，”他说，“我用不着恢复什么体力啦。”
“请你别那么夸张，哈里。”她说。
“你干吗不用你的鼻子闻一闻？我都已经烂了半截啦，现在烂到大腿上了。我干吗还要跟肉汤开玩笑？莫洛，拿威士忌苏打来。”
“请你喝肉汤吧。”她温柔地说。
“好吧。”
肉汤太烫了。他只好把肉汤倒在杯子里，等凉得可以喝了，才把肉汤喝下去，一口也没有鲠住过。
“你是一个好女人，”他说，“你不用关心我啦。”
她仰起她那张在激励和城市与乡村上人人皆知，人人都爱的脸庞望着他，那张脸因为酗酒狂饮而稍有逊色，因为贪恋床笫之乐而稍有逊色，可是城市与乡村从未展示过她那美丽的胸部，她那有用的大腿，她那轻柔地爱抚你的纤小的手，当他望着她，看到她那着名的动人的微笑的时候，他感到死神又来临了。这回没有冲击。它是一股气，像一阵使烛光摇曳，使火焰腾起的微风。
“待会儿他们可以把我的蚊帐拿出来挂在树上，生一堆篝火。今天晚上我不想搬到帐篷里去睡了。不值得搬动了。今天是一个晴朗的夜晚。不会下雨。”
那么，你就这样死了，在你听不见的悄声低语中死去了。好吧，这样就再也不会吵嘴了。这一点他可以保证。这个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经验，他现在不会去破坏它了。但是他也可能会破坏。你已经把什么都毁啦。但是也许他不会。
“你能听写吗？”
“我没有学过。”她告诉他。
“好吧。”
没有时间了，当然，尽管好像经过了压缩，只要你能处理得当，你只消用一段文字就可以把那一切都写进去。
在湖畔，一座山上，有一所圆木构筑的房子，缝隙都用灰泥嵌成白色。门边的柱子上挂着一只铃，这是召唤人们进去吃饭用的。房子后面是田野，田野后面是森林。一排伦巴底白杨树从房子一直伸展到码头。另一排白杨树沿着这一带迤逦而去。森林的边缘有一条通向山峦的小路，他曾经在这条小路上采摘过黑莓。后来，那所圆木房子烧坍了，在壁炉上面的鹿脚架上挂着的猎枪都烧掉了，枪筒和*跟融化在*里的铅弹也都一起烧坏了，搁在那一堆灰上——那堆灰原是给那只做肥皂的大铁锅熬碱水用的，你问祖父能不能拿去玩，他说，不行。你知道那些猎枪仍旧是他的，他从此也再没有买别的猎枪了。他也再不打猎了。现在在原来的地方用木料重新盖了那所房子，漆成了白色，从门廊上你可以看见白杨树和那边的湖光山色；可是再也没有猎枪了。从前挂在圆木房子墙上的鹿脚上的猎枪筒，搁在那堆灰上，再也没有人去碰过。
战后，我们在黑森林黑森林；德国西南部山区，在巴登一符腾堡州，着名的游览胜地。里，租了一条钓鲑鱼的小溪，有两条路可以跑到那儿去。一条是从特里贝格走下山谷。然后绕着那条覆盖在林荫（靠近那条白色的路）下的山路走上一条山坡小道，穿山越岭，经过许多矗立着高大的黑森林式房子的小农场，一直走到小道和小溪交叉的地方。我们就在这个地方钓鱼。
另一条路是陡直地爬上树林边沿，然后翻过山巅，穿过松林，接着走出林子来到一片草地边沿，下山越过这片草地到那座桥边。小溪边是一溜桦树，小溪并不宽阔，而是窄小、清澈而湍急，在桦树根边冲出了一个个小潭。在特里贝格的客店里，店主人这一季生意兴隆。这是使人非常快活的事，我们都是亲密的朋友。第二年通货膨胀，店主人前一年赚的钱，还不够买进经营客店必需的物品，于是他上吊死了。
你能口授这些，但是你无法口授那个城堡护墙广场，那里买花人在大街上给他们的花卉染色，颜料淌得路面上到处都是，公共汽车都从那儿出发，老头儿和女人们总是喝甜酒和用果渣酿制的低劣的白兰地，喝得醉醺醺的；小孩子们在寒风凛冽中淌着鼻涕；汗臭和贫穷的气味，“业余者咖啡馆”里的醉态，还有“风笛”跳舞厅的妓女们，她们就住在舞厅楼上。那个看门女人在她的小屋里款待那个共和国自卫队员，一张椅子上放着共和国自卫队员的那顶插着马鬃的帽子。门厅那边还有家住户，她的丈夫是个自行车比赛者，那天早晨她在牛奶房打开机动车报看到他在第一次参加盛大的巴黎环城比赛中名列第三时，她是多么高兴。她涨红了脸，大声笑了出来，接着跑到楼上，手里拿着那张淡黄色的体育报哭了起来。他，哈里，有一次要凌晨乘飞机出门，经营“风笛”跳舞厅的女人的丈夫驾了一辆出租汽车来敲门唤他，动身前他们两个人在酒吧间的锌桌边喝了一杯白葡萄酒。那时，他熟悉那个地区的邻居，因为他们都很穷。
在城堡护墙广场附近有两种人：酒徒和运动员。酒徒以酗酒打发贫困，而运动员则在锻炼中忘却贫困。他们是巴黎公社的后裔，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懂得他们的政治并不难。他们知道是谁打死了他们的父老兄弟和亲属朋友的，当凡尔赛的军队开进巴黎，继公社之后而占领了这座城市，任何人，只要是他们摸到手上有茧的，或者戴着便帽的，或者带有任何其他标志说明他是一个劳动者的，一律格杀勿论。就是在这样的贫困之中，就是在这个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