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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睡衣在内，因此我们说：“他们已经结婚了。”我们着实高兴。我们高兴的是两位堂姐妹比起爱米丽小姐来，更有格里尔生家族的风度。
因此当荷默伯隆离开本城——街道铺路工程已经竣工好一阵子了——时，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惊异。我们倒因为缺少一番送行告别的热闹，不无失望之感。不过我们都相信他此去是为了迎接爱米丽小姐作一番准备，或者是让她有个机会打发走两个堂姐妹（这时已经形成了一个秘密小集团，我们都站在爱米丽小姐一边，帮她踢开这一对堂姐妹）。一点也不差，一星期后她们就走了。而且，正如我们一直所期待的那样，荷默伯隆又回到镇上来了。一位邻居亲眼看见那个黑人在一天黄昏时分打开厨房门让他进去了。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荷默伯隆。至于爱米丽小姐呢，我们则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过她。黑人拿着购货篮进进出出，可是前门却总是关着。偶尔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在窗口晃过，就像人们在撒石灰那天夜晚曾经见到过的那样，但却有整整六个月的时间，她没有出现在大街上。我们明白这也并非出乎意料；她父亲的性格三番五次地使她那作为女性的一生平添波折，而这种性格仿佛太恶毒，太狂暴，还不肯消失似的。
等到我们再见到爱米丽小姐时，她已经发胖了，头发也已灰白了。以后数年中，头发越变越灰，变得像胡椒盐似的铁灰色，颜色就不再变了。直到她七十四岁去世之日为止，还是保持着那旺盛的铁灰色，像是一个活跃的男子的头发。
打那时起，她的前门就一直关闭着，除了她四十左右的那段约有六七年的时间之外。在那段时期，她开授瓷器彩绘课。在楼下的一间房里，她临时布置了一个画室，沙多里斯上校的同时代人全都把女儿、孙女儿送到她那里学画，那样的按时按刻，那样的认真精神，简直同礼拜天把她们送到教堂去，还给她们二角五分钱的硬币准备放在捐献盆子里的情况一模一样。这时，她的捐税已经被豁免了。
后来，新的一代成了全镇的骨干和精神，学画的学生们也长大成人，渐次离开了，她们没有让她们自己的女孩子带着颜色盒、令人生厌的画笔和从妇女杂志上剪下来的画片到爱米丽小姐那里去学画。最后一个学生离开后，前门关上了，而且永远关上了。全镇实行免费邮递制度之后，只有爱米丽小姐一个拒绝在她门口钉上金属门牌号，附设一个邮件箱。她怎样也不理睬他们。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们眼看着那黑人的头发变白了，背也驼了，还照旧提着购货篮进进出出。每年十二月我们都寄给她一张纳税通知单，但一星期后又由邮局退还了，无人收信。不时我们在楼底下的一个窗口——她显然是把楼上封闭起来了——见到她的身影，像神龛中的一个偶像的雕塑躯干，我们说不上她是不是在看着我们。她就这样度过了一代又一代——高贵，宁静，无法逃避，无法接近，怪僻乖张。
她就这样与世长辞了。在一栋尘埃遍地、鬼影憧憧的屋子里得了病，侍候她的只有一个老态龙钟的黑人。我们甚至连她病了也不知道；也早已不想从黑人那里去打听什么消息。他跟谁也不说话，恐怕对她也是如此，他的嗓子似乎由于长久不用变得嘶哑了。
她死在楼下一间屋子里，笨重的胡桃木床上还挂着床帷，她那长满铁灰头发的头枕着的枕头由于用了多年而又不见阳光，已经黄得发霉了。
五
黑人在前门口迎接第一批妇女，把她们请进来，她们话音低沉，发出咝咝声响，以好奇的目光迅速扫视着一切。黑人随即不见了，他穿过屋子，走出后门，从此就不见踪影了。
两位堂姐妹也随即赶到，她们第二天就举行了丧礼，全镇的人都跑来看看覆盖着鲜花的爱米丽小姐的尸体。停尸架上方悬挂着她父亲的炭笔画像，一脸深刻沉思的表情。妇女们唧唧喳喳地谈论着死亡，而老年男子呢——有些人还穿上了刷得很干净的南方同盟军制服——则在走廊上、草坪上纷纷谈论着爱米丽小姐的生，仿佛她是他们的同时代人，而且还相信和她跳过舞，甚至向她求过爱，他们把按数学级数向前推进的时间给搅乱了。这是老年人常有的情形。在他们看来，过去的岁月不是一条越来越窄的路，而是一片广袤的连冬天也对它无所影响的大草地，只是近十年来才像窄小的瓶口一样，把他们同过去隔断了。
我们已经知道，楼上那块地方有一个房间，四十年来从没有人见到过，要进去得把门橇开。他们等到爱米丽小姐安葬之后，才设法去开门。
门猛烈地打开，震得屋里灰尘弥漫。这间布置得像新房的屋子，仿佛到处都笼罩着墓室一般的淡淡的阴惨惨的氛围：败了色的玫瑰色窗帘，玫瑰色的灯罩，梳妆台，一排精细的水晶制品和白银做底的男人盥洗用具，但白银已毫无光泽，连刻制的姓名字母图案都已无法辨认了。杂物中有一条硬领和领带，仿佛刚从身上取下来似的，把它们拿起来时，在台面上堆积的尘埃中留下淡淡的月牙痕。椅子上放着一套衣服，折叠得好好的；椅子底下有两只寂寞无声的鞋和一双扔了不要的袜子。
那男人躺在床上。
我们在那里立了好久，俯视着那没有肉的脸上令人莫测的龇牙咧嘴的样子。那尸体躺在那里，显出一度是拥抱的姿势，但那比爱情更能持久、那战胜了爱情的熬煎的永恒的长眠已经使他驯服了。他所遗留下来的肉体已在破烂的睡衣下腐烂，跟他躺着的木床粘在一起，难分难解了。在他身上和他身旁的枕上，均匀地覆盖着一层长年累月积下来的灰尘。
后来我们才注意到旁边那只枕头上有人头压过的痕迹。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从那上面拿起了什么东西，大家凑近一看——这时一股淡淡的干燥发臭的气味钻进了鼻孔——原来是一绺长长的铁灰色头发。
杨岂深译
作品简析
第九章 索尔·贝娄（）
索尔贝娄（1915—2005），美国当代犹太作家中最负盛誉的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出身于加拿大，早年随父母迁居芝加哥。他熟练掌握英、法、意第绪和希伯来语。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一直在大学执教，是典型的学院派作家。1944年发表了晃来晃去的人后，便紧接着发表了受害者、奥吉玛琪历险记、且惜今朝等。而雨王汉德逊是他最负盛名的喜剧，连同1964年的赫索格、1975年洪堡的礼物都达到了他的顶峰水平，令之后的作家难以望其项背。
寻找格林先生
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作圣经旧约传道书九章十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作；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
工作辛苦吗？不，这实际上不算太辛苦。不错，他走路爬楼梯有点不习惯，但是乔治格里布对他的新工作感到最吃不消的，倒不是身体上遇到的困难。他的工作是在黑人区送救济金支票。他虽然是芝加哥本地人，这一带他可不十分熟悉——需要发生一场经济萧条才把他带到这里来。不，这算不上是辛苦的工作，这不是用距离或重量来衡量的，但是他开始感到工作的压力，慢慢意识到它的特殊困难。街道和门牌号码，他倒可以找到，可是对象却不在应在的地方，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个对于狩猎对象的伪装缺乏经验的猎人。这一天的天气也不好——时当秋令、天气寒冷阴暗，还刮着风。不过，不管怎么样，他的军式雨衣深深的口袋里装的不是猎枪子弹，而是支票本，本上的穿孔是供归档装订用的，这使他想起了自动钢琴穿孔带上的小洞。而且他看上去也不太像个猎人，他完全是个城里人的模样，穿着这件爱尔兰密谋分子的雨衣，腰带系得紧紧的。他身材细长，但是不高，腰板挺直，下身穿着一条旧花呢裤，裤腿边上已经磨破发毛了，显得有些寒酸。他保持着这样挺直的姿势，脑袋冲在前面，因此他的脸由于天气严寒而冻得发红；他的脸是过惯户内生活的人的脸，灰色的眼睛老是在想着什么事情，但是又似乎避免作出肯定的结论。他的金黄色的鬈发留着鬓角，又硬又长，有一种突出的效果，使你感到有点意外。他既不像看上去那么温和，也不像看上去那么年轻；尽管如此，他本人并没有做什么努力要显出自己实际并不是那样。他受过教育，是个单身汉；在某些方面来说，生活很简朴；他喜欢喝一口，但不贪杯；他的运气一直不好。他没有存心要掩饰的事情。
他觉得今天的运气比平时好。今天早上他去报到上班的时候，他原以为会关在救济站里做办公室职员的工作，因为他曾经在闹市区当过职员，结果却不是如此，因此他很高兴可以在街上不受拘束地跑跑，而且他欢迎寒气袭人，甚至烈风吹刮，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这样。但在另一方面，他分发救济金支票的工作却进行得不很顺利。不错，这是市政工作，做市政工作是没有人要你太卖劲的。他的主管，那个年轻的雷纳先生实际上就是这样告诉他的。但是他仍旧想把工作做好。别的不说，他如果能够知道多快就能发完一叠支票，他就可以知道他能给自己腾出多少时间来。再说，救济对象一定也在等着钱花。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尽管对他来说肯定是重要的。不，他想做好工作，仅仅是为了做好工作，像样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已，因为他很少有机会找到一个需要花这种精力的工作。这种特殊的精力，他现在充沛到快要溢出来了；只要一开始溢出来，就源源不绝。不过，至少在目前，他感到犹豫。他找不到格林先生。
因此他穿着那件下摆很大的军式雨衣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只大封套，口袋里露出一些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