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场好戏我可不想错过，”雷纳说着跳了起来。格里布跟着那个秘书一起到了外面说，“这个斯泰卡是谁？”
“他们管她叫‘联邦街的输血妈妈’。她是在医院里卖血为生的。他们大概一品脱付她十元钱。当然这不是闹着玩的，但是她把这件事大肆宣扬，她和她的孩子们老是上报。”
在进口处那个狭窄的地方，有一小群人围观着，一边是工作人员，一边是领救济金的，中间隔着一道三夹板栏杆。斯泰卡一边用男人一样的嗓子粗声粗气地叫喊着，一边把熨斗一会儿使劲地在板上来回推着，一会儿又砰地掷在铁座上。
“我父亲母亲坐统舱来的，我生在我们自己的房子里，在休伦湖边的罗贝。我可不是肮脏的移民。我是美国公民。我的丈夫是在法国中了毒气的退伍军人，肺比一张纸还单薄，连自己上厕所也有困难。我的这六个孩子，我得卖自己的血才能替他们买鞋子穿。就是一条小小的蹩脚的白色圣餐领带，也是出了两滴血换来的；为了我的瓦佳上教堂不至于给别的姑娘取笑，我得买一块小小的蚊帐一样的面纱，可是他们戈德布拉特公司要了我的血。我就是靠这样过日子的。要是我得靠救济金生活，那早就完了。可是领救济金的人可不少——都是假的！他们没有弄不到手的东西，他们随时都可以到绥夫特阿莫公司当工人包火腿。他们通过屠宰场找他们去干活。他们从来不需要失业。只是他们宁可躺在懒床上，吃公家的。”她一点也不怕，在这个主要是黑人的救济站里，这么大声骂黑人。
格里布和雷纳挤到前面去，想从近处看一看那个女人。她正在发火，又很得意。她是个又宽又大的金发女人，戴着一顶绣着粉红绸带的布帽。她腿上没有穿袜子，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球鞋，围裙敞开，里面穿着的那件男人汗衫没有束紧她的一对肥*房，因此当她在熨衣板上来回熨她孩子的衣服的时候，妨碍她的胳膊的活动。孩子们都默然不语，脸色发白，好像锁着一般，站在她的背后，身上穿的是羊皮夹克衫和伐木夹克衫。她已经占领了救济站，因此感到十分高兴。但是她所申诉的情况倒是确实的。她说的是实话。但是她的举止像个说谎的。她的小眼睛里的神色深藏不露，就是在她发脾气的时候也好像在临时编造瞎凑似的。
“他们派穿着丝衬裤的大学生出身的调查员来，想叫我别来。她们比我强吗？谁告诉她们的？把她们开除掉。让她们走，去结婚，这样你们就不用把人家的电费从开销中扣掉了。”
救济站总主管尤因先生止不住她，只好双臂交叉在胸前，站在他手下的人员前面，光着脑袋，露出了秃顶，像个中学校长似的——他以前的确当过中学校长——对他的下属说：“等一会儿她累了，就会回去的。”
“不，她不会回去的，”雷纳对格里布说。“她会达到目的。她甚至比尤因还了解救济工作。她领救济已经多年了，她总是能够达到目的的，因为她会大吵大闹。尤因也知道。他一会儿就会让步。现在他不过是要留些面子。要是名声不好，市里救济局长要申斥他的。她比他厉害，到时候她比谁都厉害，包括国家和政府。”
格里布以他特有的微笑作答，完全不表同意。谁会听斯泰卡的命令，她的大吵大嚷会带来什么变化？
不会的，格里布在她身上看到那种吸引大家听她叫嚷的力量，她的叫嚷表示了血和肉的战争，也许在此时此地变得有点疯疯癫癫，而且肯定显得很丑恶。起初，当他出来以后，斯泰卡的精神有点儿使他觉得主宰着这整个地区，这个地区由于她而有了色彩；他在街边一堆堆烧着的垃圾里，高架火车下面的火堆里，昏暗中发红的小巷里看到了她的色彩。后来，当他走进酒店喝一杯黑麦酒时，那啤酒杯上的水珠，同西区波兰人街道的联想，又使他想起了她。
他因为掏手帕不便，用围巾抹一抹嘴角，又出去继续送支票。空气寒冷刺骨，他身边出现了几片雪花。一列火车开过，高架哆嗦了一下，轨道上留下了一阵冰凉的嘶嘶声。
他穿过马路，走下一节木板阶梯，进了地一下屋里的一家杂货铺，推门时引起了一阵门铃响。这家铺子长长的，光线很暗，一阵熏肉、肥皂、桃干、鱼腥味扑鼻而来。小小的火炉里，炉火闪烁，卷着火舌，铺子主人在等着，他是个意大利人，长而瘦削的脸，硬邦邦的胡子。他的手插在围裙里取暖。
不，他不认识格林。你认识人，但不一定知道他们的名字。同一个人可能第二次不用同一个名字。警察也不知道，多半也不在乎。如果有人给枪杀，或者给捅了一刀，他们就把尸体搬走，也不找杀人凶手。首先，没有人会告诉他们什么情况。因此他们就对验尸官随便起个名字，事情就此了结。再说，他们反正也不在乎。他们就是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也办不到。这些人中间究竟在搞些什么鬼名堂，没有人能知道哪怕是十分之一。他们捅刀子，偷东西，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男男女女，父母子女，比畜生还不如。他们为所欲为，害怕的心情一会儿就烟消云散。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情况。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越说越荒诞不经，感情激动，越说越离奇可怕；凭着他的想象和臆造说了一大堆人，人数越说越多，结果成了一个紧紧地抱成一团、打不开的巨大的人堆，一个由脑袋、大腿、肚子、胳膊做成的肉轮，在他的铺子里隆隆滚过。
格里布觉得必须打断他。他厉声说：“你在说些什么呀！我只不过问你一下认不认得这个人。”
“我连一半也没有说完哩。我在这里六年了。你也许不愿意相信这个。可是，要是真的呢？”
“还是一样，”格里布说，“总有办法可以找到一个人。”
那个意大利人靠在柜台上想说服格里布，他的一双挨得很近的眼睛奇怪地盯着，他的肌肉也绷紧着。现在，他放弃了希望，在凳子上坐了下来。“唉，我想是吧。偶尔有那么一次。可是我一直在告诉你，连警察也没有什么办法。”
“他们总是在追踪什么人。这不是一码事。”
“好吧，你一定要找，你就继续找吧。我帮不了你的忙。”
可是他没有继续去找。他没有更多的时间花在格林身上。他把格林的支票挪到这一叠支票的最后面。名单上的下一个名字是温斯顿菲尔德。
他没有碰到什么困难就找到了后院里的一座平房。这所院子里有两座平房，中间只隔开几码。格里布很熟悉这种一院二屋的布局，那是在填平沼泽，修筑马路之前大批大批盖起来的。它们都一模一样——篱笆旁边一条木板便道，比街面低很多，三四根拉晒衣绳的球头木桩，绿漆的木板，灰暗的鹅卵石，到后门要经过段很长很长的阶梯。
一个十二岁的男孩领他进了厨房，那个老头儿就在那里，坐在桌边的一把轮椅上。
“哦，这位是政府派来的人，”格里布掏出支票来时，他对那男孩说。“你去把我的文件匣拿来。”他在桌上清出一块地方。
“哦，你不用这么费事了。”格里布说。但是菲尔德还是摆出了他的证件：社会保险卡、救济证、曼特诺州立医院的信件，还有一九二〇年圣地亚哥发的海军退役证。
“这就够了，”格里布说。“请签字吧。”
“你得知道我是谁，”那个老头儿说。“你是政府派来的。这不是你个人的支票，这是政府的支票，在没有得到确凿证明以前，你没有权利把它给人。”
他喜欢这样煞有介事地办这手续，格里布就不再表示反对。菲尔德把他匣子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摆全了那些证件和信。
“这是我过去经历的全部证明。只差一份死亡证书，他们就可以把我注销了。”他说这话时带着一种相当高兴的洋洋得意和了不起的神情。他还不签字，只是直挺挺地把那支细小的钢笔捏在手中，靠在他那条穿黄绿色灯芯绒裤的腿上。格里布不去催他。他感觉到那个老头儿因为没有人同他说话而憋得慌。
“我得买质量好一些的煤，”他说。“我差我的小孙子到煤厂去买煤，他们把煤屑装满他的手推车。这个炉子不是烧煤屑的。全都从炉篦子上漏下来了。我要的是富兰克林县产的鸡蛋大小的块煤。”
“我把这情况报告上去，看看有什么办法可想。”
“我想是不会有什么办法的。这个你知道，我也知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行的，唯一彻底的办法是要有钱。钱，那是唯一的阳光。它照到哪里，哪里就亮，它没有照到的地方，就是你看到的唯一发黑的地方。我们黑人一定得有自己的有钱人。没有别的办法。”
格里布坐在那里，他的发红的前额上面平平地盖着剪得短短的头发，他的双颊缩在翻起的衣领中——在铁炉的白云母片中，烧成块结的煤发出了熊熊火光，但是屋子里仍不暖和，——坐在那里听着那个老头儿介绍他的计划。这个计划是用认捐的办法，每个月在黑人中间制造一个百万富翁。这个每月一次造出来的聪明善良的年轻人要签个合同，保证把这笔钱用在兴办只雇黑人做工的企业。这件事通过散发连锁信和口头办法来宣传。每个有工资收入的黑人每月认捐一元钱。五年之内就有六十个百万富翁。
“这样就会引起尊敬，”他用嗓子堵塞的声音说话，听起来像是外国音。“你一定得把那些丢在彩票和赛马上的钱统统拿过来，好好组织一下。只要他们能从你身上骗到钱，他们就不会尊敬你。钱，这是人类的太阳！”菲尔德是个混血黑人，可能有印第安人奇罗基族的血统，也可能有纳却兹族血统；他的皮肤有点发红。他在这间黑暗的屋子里说到金色的太阳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