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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她吹了一声定音笛，于是孩子们都像未成年的举重员似地把沉重的赞美诗集托举起来。
他们唱歌没有乐器伴奏——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更正确地说，是没有干扰。他们的声音和谐悦耳，真挚自然，如果换一个比我更虔诚的人听到这歌声，说不定会感动得灵魂扶摇直上吧。两三个年龄最小的孩子拍子稍微有些拖拉，但这只有作曲者的老母亲才可能挑他们的毛病。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们唱的这首赞美诗，但是我一直希望这首诗是一首包括一打以上诗节的长诗。我一面听一面打量着孩子们一张张小脸，特别是离我最近的、坐在第一排尽头的一个女孩儿。她年龄大概有十三岁，直直的淡色金灰头发齐着耳根，她生着秀美的前额，目光倦怠的眼睛，就像清点剧院观众人数的眼睛一样。她的声音很清晰地与其他孩子分隔开，这绝不只是因为她坐得离我近的缘故。她能唱到很高的音域，嗓子非常柔美，吐音准确，在合唱中自然而然地起着领唱的作用。但是这位年轻姑娘却好像对自己的歌唱本领感到有些厌烦，也许是对整个环境同唱歌这件事感到厌烦，有两次在中间停息的时候我发现她在打呵欠。她像是一位有教养的小姐那样打呵欠，紧闭着嘴唇。但是你还是一眼就看出来她在打呵欠；她的鼻翅泄露了机密。
赞美诗刚刚唱完，合唱团教练便喋喋不休地教训起那些在牧师布道的时候总是两脚乱动、嘴巴不能紧闭的人。我猜想这次排练唱诗的部分大概已告结束，在教练的不和谐的话音没有把孩子们的歌声施展的魅力破坏净尽以前，我站起身来，走出了教堂。
雨下得比刚才更大了。我沿着街走下去，在经过红十字会主办的游艺室的时候，我从窗户外面向里瞟了一下。士兵们三三两两地站在屋子深处喝咖啡的柜台前边，即使隔着窗玻璃也能清晰地听到从隔壁屋子传出来的噼噼啪啪的乒乓球声。我走到街对面，进了一家私人开的茶室。屋子里除了一个中年女侍以外空无一人，而这位侍者好像并不怎样欢迎我，她希望来光顾她的是一位穿着干燥雨衣的顾客。我小心翼翼地把雨衣挂在一个枝形衣架上，挑了一张台子坐下，要了一份茶和一份肉桂吐司。这是在这一整天中我第一次开口讲话。接着我翻寻了一下几个衣袋，包括雨衣的衣袋，终于我找到了几封旧信。我准备再重新读一遍。一封信是我妻子写来的，告诉我第八十八条街施特拉夫餐馆的服务情况大不如昔；一封信是我岳母写的，叫我一有机会离开“营盘”能不能尽快给她寄去一些开士米毛线。
我的第一杯茶还没有喝完，我在唱诗班里仔细打量过、欣赏过她的歌喉的那位年轻小姐就走进茶室里来了。她的头发被雨淋透了，两只耳朵的耳轮都露了出来。同她一起的还有一个小男孩，肯定无疑是她的小弟弟。她用两根手指把他头上的帽子夹起来，仿佛那是实验室的一个什么标本。走在最后的是一位样子精明能干的妇女——多半是他们的家庭教师。唱诗班队员一边走一边往下脱外衣，选定了一张桌子——很好的一张，从我的角度说，正在我的座位前面，离我只有八九英尺远。她同那位家庭教师都坐了下来。只有那个大约四五岁的小男孩屁股坐不稳。他从座位上溜出去，甩掉了外衣，接着，以一个生来就是讨厌鬼的那种涎皮赖脸，开始有条不紊地干起惹人嫌的把戏来；他一次又一次地把椅子拖出来又推进去，一边做一边望着女教师的脸。女教师压低着嗓子说了他两三次，叫他老实坐下，说穿了一句，叫他别再调皮。但是孩子却根本不听，直到姐姐发了话，他才走回来把他的小屁股安置在椅子上。
紧接着他又拿起餐巾来顶在头上。姐姐把餐巾拿了下来，替他打开铺在他的膝头上。
大约在他们叫的茶端上来以后，唱诗班队员发现我正在打量着他们这一桌人了。她用她那对清点观众人数的目光盯了我一眼，接着，突然对我展露了一个很小、很小的笑脸。她笑得那么喜幸，像一抹微笑有时也能显示出来的那样。我也回报给她一个微笑，尽管笑得很不喜幸；笑的时候我使劲耷拉着上嘴唇，遮盖着两个门牙之间一条黑缝，这是给美国大兵治牙的地方给我临时镶的填补物。一分钟以后，这个小姑娘已经摆着一副令人忌羡的身姿站在我那张桌子旁边了。她穿的是一件苏格兰格子呢衣服——一件坎帕倍尔式的格子呢衣服。我想。我觉得在这种阴雨连绵的日子里这件衣服穿在一个年纪非常轻的姑娘身上真是再美不过了。“我本来以为美国人都讨厌喝茶呢。”她说。
她说这话并不是故意卖弄聪明，而是为了弄清事实或者统计数字。我回答说在我们美国人中有些人除了茶什么也不喝。我问她愿不愿意同我坐一会儿。
“谢谢，”她说，“也许我能坐一会儿。”
我站起身来替她拉出一把椅子——我对面的那一把，她只坐在椅子的四分之一的前沿上，脊背挺得很直，姿势既优美又自然。我走回——几乎可以说是跑回——到自己的位子上，迫不及待地准备进行这场谈话。但是当我坐定以后，却想不起要同她谈些什么了。我又笑了笑，极力不使我那条漆黑的牙缝露出来。最后我总算找到了一句：天气坏透了。
“可不是，”我的客人说；她的声音清脆，一点也不含混，一听就知道她不是那种喜欢嘀咕闲话的人。她像是在参加降神术那样把手指平摆在桌面上，但是马上又拳曲起来；我发现她的指甲都是用牙磕掉的，一直露出了指甲肉来。她戴着一只军用的手表，样子像是驾驶员戴的那种天文手表，表盘在她的细细的手腕上显得太大了一些。“你刚才看唱诗班排练去了，”她一本正经地说，“我看见你了。”
我回答说她说得一点没错，我不但去了，而且在整个合唱里还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她的声音。我告诉她，我觉得她有一副好嗓子。
她点了点头。“我知道。我将来要当个职业歌唱家。”
“真的吗？唱歌剧？”
“天哪，不是歌剧。我要在电台上唱爵士歌曲，我要赚很多钱。以后，等我到了三十岁，我就退休，住在俄亥俄州的一个牧场里。”她用手掌摸了摸湿得滴水的头发，“你对俄亥俄州熟悉吗？”
我说我虽然坐火车经过几次，但是对那地方并不熟悉。我请她吃一块肉桂吐司。
“不，谢谢你，”她说，“我的食量真的非常小。”
我自己咬了一口吐司，告诉她俄亥俄州一带有些地方非常荒凉。
“我知道。我遇到的一个美国人告诉过我。你是我遇到的第十一个美国人。”
她的家庭教师这时正招呼她，叫她马上回到自己的桌子去——家庭教师的意思是不叫她打搅别人。但是我的小客人却不慌不忙地把椅子挪动了一两英寸，使自己的脊背同她原来坐的那张桌子完全脱离了关系。“你是山上那个秘密情报学校的，是不是？”她极其沉着地问。
我同任何人一样，也很懂得保密；我回答说我是因为健康的原因到德文郡来的。
“真的吗？”她说，“你骗不过我的，你知道。”
我说看样子我肯定骗不过她。我啜了几口茶。不知怎么回事，我也注意起自己的姿势来了；我的脊背比刚才更挺直了一些。
“作为一个美国人，你好像是挺有脑子的。”我的客人沉思地说。
我告诉她，仔细琢磨一下，这样说未免有点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我希望她别说这种不合适的话。
她的脸涨红了——但不知不觉又恢复了逐渐失去的沉着。“是这样的。我见到的大多数美国人举动都很粗野，不是骂人就是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还有——你知道有一个美国人干了什么事了？”
我摇了摇头。
“有一个美国人把一只空威士忌酒瓶扔进我姑母的窗户里来。幸而窗子是开着的。可是你觉得这是有脑子的人干出来的事吗？”
我当然不觉得，可是我没有这样说。我告诉她在世界各处所有的大兵都是离家万里，他们过去很少有人从生活中得到真正好处。我还告诉她，我认为这件事大多数人都想象得出来。
“可能是这样，”我的客人不太信服地说。她举起手来再一次摸了摸湿淋淋的脑袋，而且把几绺湿软的金发揪了揪，想把露出来的耳轮遮起来。“我的头发湿透了，”她说，“我的样子一定难看极了。”她瞟了我一眼。“干了的时候我的头发是打卷的。”
“看得出来。我看得出来你的头发是卷曲的。”
“不是打小卷，而是弯得挺厉害，”她说，“你结过婚了吗？”
我说我结过了。
她点了点头。“你很爱你的妻子吗？也许我不该打听你的私事吧？”
我说如果我认为哪个问题她不该问，我会告诉她的。
她把摆在桌子上的手和手腕又向前伸了伸，我记得当时我对她戴的那只表盘大得出奇的手表很想表示点什么意见——也许想建议她把表系在腰上。
“平常我这个人非常不合群，”她一边说一边望了我一眼，好像想知道我是否懂得“合群”这个字的意思似的。但是我没有作任何表示，既没有表示懂也没有表示不懂。“我坐到你这边来只是因为觉得你的样子太寂寞了。你的脸把心里的事都表现出来了。”
我告诉她，她说得很对，我刚才确实感到寂寞，我非常高兴她能到我桌子这边坐一会。
“我正在训练自己更富于同情心。我姑母总说我这人太冷冰冰了，”她说，又用手摸了摸头。“我同姑母一起住。她的心眼非常好。自从母亲死了以后，她尽一切力量叫查尔斯同我重新安定下来。”
“我很高兴。”
“母亲是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