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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很快地又摸了摸。“你想最近你还会来这里吗？”她问，“我们每个星期六都来，练完合唱以后。”
我回答说，我非常希望能来，但是很不巧，我肯定不能再到这里来了。
“换言之，你不能泄露军事行动的机密，”艾斯美说，她没有立刻就离开我这张桌子的意思。不仅如此，她还把两只*搭起来，垂着眼皮，让足尖摆齐到一条线上。她的这个小动作做得很美；她穿着白色袜子，足踝和脚都生得很好看。她突然又抬起头来看着我。“你愿意不愿意让我给你写信？”她问我说，脸上泛起一层红晕。“我写的信可以说非常通顺，以我的年纪——”
“那太好了。”我拿出纸和笔来，把我的姓名、职称、编号同部队信箱号码写了下来。
“我会先给你写信，”她把纸接过来说，“这样免得叫你感到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她把我的通信地址放在衣服的一只口袋里。“再见。”说完了，她就走回到自己的那张桌子上。
我又叫了一壶茶，坐在那里看着这两个人，直到他们同那位操心的梅格莉小姐一起站起来准备离开。查尔斯带头走在前面，故意装作一瘸一拐的样子，好像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好几英寸似的。他仍然没有看我。梅格莉走在中间，最后是艾斯美。艾斯美向我挥了一下手，我也向她挥了挥手，从椅子上欠了欠身子。这是一个很使我情绪激动的奇异的时刻。
还不到一分钟，艾斯美又回到了茶室里，拽着查尔斯的袖子。“查尔斯愿意吻你一下向你告别。”她说。
我立刻把茶杯放下，对她说，那简直太好了，但是查尔斯肯定愿意吗？
“愿意，”她口气相当严厉地说。她放开查尔斯的袖子，在他背后使劲推了一把。查尔斯面色铁青地朝我走过来，用湿嘴唇在我右耳朵底下咂的一声亲了一下。做完了这件苦差事以后，他笔直地向大门跑去，准备做点别的不这么缠绵多情的事，但是我一把抓住了他外衣后背上的半根带子，紧紧拉住，问他说：“一堵墙对另一堵墙说什么来着？”
他的脸马上闪起了光亮。“在拐角处碰头！”他尖声喊叫出来，一溜烟似地跑出了屋子，也许又要笑得发神经了。
艾斯美站在那里又把*搭起来。“你答应给我写的那篇故事准保不会忘吗？”她问我说。“不一定是专门为我写的，你可以——”
我说我绝对不会忘记这件事。我告诉她我过去还没有为哪个人写过，但是看来时机已到，我该这样做一下了。
她点了点头。“写一篇非常凄楚、非常感人的。”她建议说。“你了解不了解人世的凄怆？”
我告诉她我不敢说完全了解，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已经逐渐了解到这种形式、那种形式的凄楚了。我还说我将竭尽全力写得合乎她要求的规格。我们握了握手。
“我们没能在使这种凄楚减轻的环境中会面，真是太遗憾了。”
我也承认这很遗憾，的确太遗憾了。
“再见，”艾斯美说，“我希望你作战回来以后，身心都健康如初。”
我向她表示感谢，又说了几句别的话，便看着她走出了茶室。她走得很慢，好像在思索着什么，一边走一边摸她的头发，看看干了没有。
现在我要写的是这篇故事的凄楚的、或者说感人的部分了。场景改变了，人物也改变了。我仍然在故事里，只不过从现在起，为了某种不能公开的原因，我把自己伪装起来。我伪装得非常巧妙，就连最聪明的读者也很难认出我来。
时间是欧洲胜利日指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的一天。几个星期以后，夜间十点半钟左右，地点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高弗尔特城。参谋军士x正待在一所老百姓的住宅二楼上他自己的房间里；早在停战以前他就同另外九名美国士兵一同住在这里了。他坐在一张乱得一塌糊涂的小写字台前面一把可以折叠的木椅上，面前摊着一本海外版的纸面。他读起来有很大困难，困难来自他自己，而不在上。虽然军中服务站每月送来的一批新书通常总被住在一层的人捷足先登，但人们挑剩下的却总是他愿意选择的那类书。然而，他却不再是一个经历了战争而身心始终保持健全的年轻人了，有一个多钟头他把几段书反复读了三遍，现在又开始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从头读起来。突然间，他把书一合，连页码也没有作记号。他用一只手遮着眼睛，挡住桌子上一盏没有灯罩的灯泡射出来的刺目亮光。
他从桌上的一包纸烟盒里取出一根纸烟来，点烟的时候手指颤颤抖抖地总是互相磕碰。他在椅子上把身体稍微向后靠了靠，狠命地吸着纸烟，却什么味道也尝不出来。几个星期以来他一根又一根地接连不断地吸烟。只要用舌尖一碰，他的齿龈就往外渗血，但是他却不停地做着这个试验。这是他做的一个小游戏，有时候会连续做一个小时。他坐了一会儿，一面吸烟一面进行着这个试验。突然，像往常一样事先毫无警告，他又有了那种熟悉的感觉：心脏离开了本来的位置，忽悠忽悠地摇摆起来，就像行李架上没有拴牢的行李似的。他赶忙用双手按住太阳穴；过去几个星期他一直在用这个方法制止自己心悸。他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他的头发很脏，而且早就该理了。在梅因河畔法兰克福住了两周医院，这期间他洗过三四次头，但是在乘吉普回高弗尔特的时候，一路上尘土飞扬，他的头发又脏得要命了。到医院去接他的下士z开吉普车仍然像战争期间的老规矩，把挡风玻璃完全摇下来，停战不停战对他完全一样。德国驻有好几万新开来的士兵，只有把挡风玻璃摇下来，像战时那样开车，下士z才有希望叫人知道他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兵，他同那些新到欧洲战场上来的雏儿绝不是一码事！
当x把头从手里松开以后，他开始打量起自己的写字台来。那上面堆着至少有两打寄给他的信，都没有启封，还至少有六个寄给他的大小邮件，也都没有拆包；这张书桌乱得像一只垃圾箱。他把手伸到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后面，拿起靠墙立着的一本书。这是戈培尔的一本大作，书名是zeit ohne beispiel（德语：史无先例的时间）。这是一位三十八岁的老小姐的财产，直到几个星期以前，这位老小姐还住在这所房子里。她是纳粹党的一个下级官员，但根据军法条例，属于可以立即拘捕的那类犯人。逮捕令就是x执行的。自从他出院回来那天起，这已是他第三次翻开老小姐的这本书了。他又读了一遍扉页上的一句简短的德文题词。这几个字是用墨水写的，字体很小，写得极其精心：“亲爱的上帝，生活简直是地狱。”没头没脑，既无上文，也无下文。这几个字孤零零地写在这页书上，在这间死一般沉寂的屋子里似乎具有无可辩驳的、几乎可以说是典型控诉书的意味。x盯着这张扉页看了几分钟，怀着一种侥幸心理，希望不要上这几个字的当。这以后，怀着远比几个星期以来做任何事更大的热情，拿起一支铅笔，在那句题词下面用英语写下下面的话：“神父们，教师们，我在考虑‘什么是地狱’，我认为因失掉爱的能力而受折磨就是地狱。”他开始在这句后面写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名字，但却发现自己写的字几乎无法辨认；他被这一发现吓得心惊肉跳，连忙把书合上。
他很快地又从桌子上拿起另外一件东西来——住在阿尔巴尼的他的一个哥哥写来的信。早在他住院以前这封信已经摆在他桌上了。他把信封拆开，尽管信心不大还是决定把信从头到尾看一遍。但是他只读了第一贞信纸的上半部，在读完下面一个句子以后就停住了。“现在这场可恶的战争已经过去，你在那边可能时间很富余，好不好送给孩子们两把刺刀、几枚纳粹字章”他把信扯碎，凝视着扔在废纸篓中的碎片。他发现自己没有注意到信封里还附有一张照片，可以看出来某人的两只脚站在某处草坪上面。
他把两只胳臂放在桌子上，把头枕在臂上。他觉得从头到脚，浑身都在疼痛，而且所有的痛区都息息相连。他倒很像一株圣诞树上串起来的节日灯泡，只要一只出了毛病，其余别的也都要熄灭了。
门连敲也没敲便砰的一声从外面推开了。x抬起头，转过去，看到下士z正站在门口。从欧洲反攻日开始连续进行了五次战役，z一直和他同开一辆吉普，是他的一个形影不离的伙伴。z就住在楼下，每逢听到什么谣言或者有什么牢骚想找人倾诉一下，他总是上来找x。他今年二十四岁，身躯魁伟，非常上相。战争期间，一家全国性的杂志曾经在须尔特根森林给他拍过一张照，他摆着姿势，一手提着一只感恩节火鸡。“你在写信吗？”他问x道。“哎呀，你这里真是阴森森的。”他总喜欢开着顶灯的屋子。
x把身体从椅子上转过来，请他进来，但是嘱咐他小心一点别踩着狗。
“别踩着什么？”
“别踩着阿尔文。它就在你脚底下呢，克雷。你把那该死的灯开开好不好？”
克雷找到头顶上挂灯的开关，把它打开，走过这间好像佣人住房的小屋子，坐在床沿上，面对着房间主人。他刚刚梳理过的砖红色头发还滴答着水；为了不使头发蓬乱，他总是用水把它弄湿。像往常一样，从他的草绿色衬衫右边口袋里露出半截梳子，用别自来水笔的卡子别住。左边口袋上面佩戴着步兵战斗部队徽章（严格说，他并没有资格戴这种徽章），欧洲战场勋表（勋表上嵌着代表五次战役的五颗铜星，等于一颗长形银星），以及珍珠港事变前即已服役的勋表。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说：“耶稣基督。”他的这一惊叹什么意义也没有；这是军队常用语。他从衬衫口袋里取出一包纸烟，弹出了一支，把这包纸烟放在一边，重新系好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