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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一天提摩太的弟弟爱德华漫不经心地说到提摩太的儿子倒还不坏，不过只有当买卖人或当公务员的老根子，要是他自己有了孩子，而做母亲的又是哈利埃特小姐，那就大大不然了，当时提摩太听了，内心里却充满胜利之感，因为要是他愿意，他满有理由来驳斥这种话。
有了这种新的想法，他对他的孩子非常感兴趣，所以现在他开始细读被封为萨士韦斯特兰德公爵的世家的历史，从他家最初在幸运的查理复辟指1660年英王查理二世的复辟。时的荣誉起直到最近的年代止。他心里想到皇家给他们的赏赐，赐予的土地、财产，跟他们通婚，赏给他们的园林和邸宅，尤其是他们那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轰动一时的丰功伟绩，以及他们那些决没有人看低了的在艺术和文学方面的成就。他研究那一家族的画像的照片，然后像一个化学家盯着一块结晶体一样，开始考察年轻的卢柏特的面貌，想发现画家凡代克和利里凡代克（sir anthony vandyke，1599—1641），弗兰得斯（flanders）画家。英国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的宫廷画家，也曾为一些望族作画。利里（sir peter lely，1618—1680），荷兰画家，后移居英国。用油画流传下来的那些历史性的曲线和色调。
当那孩子到了儿童时代最逗人爱的年龄，他的爽朗的哄笑声响彻了整个的斯泰普福德大厦的时候，提摩太彼特利克忍受不了的悔恨是无可名言的。在全世界所有的人中间，只有这个卢柏特是他希望能够继承他的财产的人。然而卢柏特出生的时候，就已由提摩太自己用出乎不得已的策略，剥夺了所有财产的继承权；而且既然他不打算再结婚了，这些田地便得传给他的弟弟和弟弟的孩子，他们跟他毫不相干，而他们自以为了不起的母系要是同他的卢柏特的父系比起来，根本是比不上的。
要是他只留下他祖父的第一个遗嘱就好了！
他的脑子时时刻刻在遗嘱上打转，两份遗嘱都在，第一份，被取消的那一份，由他自己保管着。一连好几夜，当仆人们都上床睡了，开保险锁的咔嗒声听来哗啦地响的时候，他望着那第一份遗嘱，但愿它是第二份而不是第一份。
紧要关头毕竟到了。一天晚上，他和那孩子在一块儿玩了好几个钟头以后，他再也不忍让他那出身贵族的可爱的卢柏特被剥夺继承权了；于是他犯下了重罪，把最初一份遗嘱的日期改迟了两个星期，这样一来，使这份遗嘱看起来好像是在那已经被查验过的第二份的日期以后签署的。然后他大胆地把第一份遗嘱作为第二份正式提出来。
他的弟弟爱德华对于这个好像不仅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而且是在处理老提摩太的财产上更适当得多的安排，深信不疑；因为他跟别的许多人一样，对于另一份遗嘱里所规定的种种限制感到非常惊讶，一点也摸不着头脑。他和他哥哥提摩太一道取消了那个一直被承认的文件，一切情形还是照常，因为在那份掉换了的遗嘱里对财产的安排，除了与还没来到的将来有关的部分外，跟另一份里的没什么两样。
时光一年年地过去了。卢柏特还没有显露出提摩太所迫切盼望的、应当预示出前面所说的公爵家庭的政治才能的历史特征。这时候，碰巧有一天，提摩太彼特利克认识了布得茅斯的一位着名的医生，这位医生多年来就是去世的彼特利克夫人家里的医药顾问和朋友；不过在安奈塔结了婚和她后来又搬到斯泰普福德以后，他就没有再见过她，因为那时候照顾彼特利克家的、附近的开业医生自然也就变成她的医生了。提摩太深深佩服那位布得茅斯医生在谈吐中所表现的见解和学识，当相识变成亲密的时候，医生提到安奈塔的母亲和祖母容易起的一种幻觉——把某些梦想当作事实。医生委婉地问提摩太，当他妻子在世的时候，他是否也曾注意到她有这么一类的幻觉。医生认为他在安奈塔少女时代给她看病的时候，就在她身上察觉了同样怪癖的萌芽。医生接二连三地说下去，直到目瞪口呆的提摩太彼特利克自己心里也相信了安奈塔对他的忏悔是出于幻想的。
“你怎么闷闷不乐啦？”医生踌躇着说。
“有点打不起精神。没想到是这么回事儿。”提摩太叹息道。
但是他几乎不能相信它是可能的；他想最好是坦白地对医生说，便把事情的全盘经过告诉了医生，这件事直到现在，除了他将死时的祖父以外，他从来没有对任何活人谈过。出乎他意料之外，医生告诉他，从安奈塔的病历看来，这种幻想正是在她一生中的生死关头可能发生的。
彼特利克又在别的方面进行调查；他努力的结果，简单说来，就是：时间和地点两方面的对照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他可怜的妻子的话事实上是毫无根据的。她所爱慕的年轻的侯爵——一位道德高尚、头脑清楚的贵族——在安奈塔结婚前一年就出国了，直到她死后还没有回来。这个少女对他的爱不过是一个美妙的、理想的梦罢了。
提摩太走回家来，那孩子跑出来迎接他；于是一种出奇地怏怏不乐的不满之感袭上了他的心头。原来继承他的姓氏和财产的人的血管里只是平民的血液；他不会有什么出身高贵的人来做他的后裔了。卢柏特的确是他亲生的儿子；不过他以为他的儿子从前代继承下来的、使他弟弟的孩子们相形见绌的荣誉和光辉，从卢柏特的额上永远消失了；他再也不能瞧出那孩子面貌上的历史和他眼睛里的几百年的统治了。
从那天起，他对他儿子的态度一天比一天冷淡了；他带着痛苦的心情觉察出彼特利克家族的面貌上的特征逐渐显露出来。在孩子的脸上看不到萨士韦斯特兰德公爵们所特有的漂亮的楔形鼻子，而开始出现他祖父提摩大的大鼻孔和凹鼻梁了。在这继承人的灰蓝色眼睛里，不可能放出政治家的光彩，因为它们具有像他一个特别讨厌的亲戚的眼珠的表情；并且孩子的嘴唇，也不像那说出演讲词（那些演讲词现在用小牛皮面精装、保存在每一座井井有条的图书馆里）来使议会的听众震惊的嘴唇，却是他那个不幸在一位大人先生的遗嘱的签名上出了毛病，因而被判处长期流放的叔叔的难看的大嘴唇了。
只想想他怎样为了仅仅跟这个倒霉的老叔叔（这老家伙的名字他真愿意忘得一干二净）一模一样的亲骨肉，而自己也在一份遗嘱上犯了同样的罪吧！甚至连那孩子的教名也是一个欺骗和讽刺，因为它暗示出那孩子显然得不到的世袭的权势和光辉。当然他能常常感到有一个亲生儿子的安慰，但是他禁不住自悲自叹：“为什么一个儿子不能同时是自己的，而又是别人的！”
没多久以后，侯爵到斯泰普福德邻近的地方来了，提摩太彼特利克碰见他，而且羡慕地盯着看他那高贵的面貌。第二天，彼特利克在书房里的时候，有人敲门。
“谁呀？”
“卢柏特。”
“我是要管你叫卢柏特，你这个小骗子！好啦，原来只是这么个可怜的、不值钱的彼特利克！”他爸爸发牢骚说，“你怎么就没长出像我昨儿见着的侯爵那样的一副嗓子呢？”孩子走进来时，他紧接着说：“你怎么就没有人家那样的相貌和大模大样的气派，就像你已经显了好几百年的威风一样呢，——嘿？”
“咦？干吗那么想呵，爸，我跟他又挨不着边儿！”
“嗯！那么你就应当挨得着边儿！”爸爸咆哮着说。
罗书肆译
作品简析
第四章 约翰·高尔斯华绥（）
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英国家、剧作家。193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0岁时发表处女作天涯海角，随后着有大量的长篇、短篇和戏剧作品，最着名的有有产者三部曲。高尔斯华绥自己出身有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对英国上层社会有深刻的了解。他的有产者与法国的梯波一家和德国的布鲁登勃洛克一家齐名，堪称西方文学中三大“家族盛衰史”。
品质
我很年轻时就认识他了，因为他承做我父亲的靴子。他和他哥哥合开一爿店，店房有两间打通的铺面，开设在一条横街上——这条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那时，它却是坐落在伦敦西区的一条新式街道。
那座店房有某种素净的特色；门面上没有注明为任何王室服务的标记，只有包含他自己日耳曼姓氏的“格斯拉兄弟”的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我还记得，要想说明橱窗里那些靴子为什么老不更换，我总觉得很为难，因为他只承做定货，并不出售现成靴子；要是说这些都是他做得不合脚因而退回来的靴子，那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是不是他买了那些靴子来做摆式的呢？这也好像不可思议。把那些不是亲手做的皮靴陈列在自己的店里，他是绝不能容忍的。而且，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有一双轻跳舞靴，细长到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地步；那双带布口的漆皮靴，叫人看了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褐色长统马靴，闪着怪异的黑而亮的光辉，虽然是簇新的，看来好像已经穿过一百年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我当然在后来才有这种想法，不过，在我大约十四岁那年，我够格去跟他定做成年人靴子的时候，对他们两兄弟的品格就有了些模糊的印象。因为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总觉得，做靴子，特别是做像他所做的靴子，简直是神妙的手艺。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把幼小的脚伸到他跟前时，羞怯地问道：
“格斯拉先生，做靴子是不是很难的事呢？”
他回答说：“这是一种手艺。”从他的含讽带刺的红胡根上，突然露出了一丝微笑。
他本人有点儿像皮革制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