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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现在我越加仔细地看着它，就越发觉得好似在大海中抓住了一块木板。我体会到一种令人心满意足的现实感，把那两位大主教和那位大法官统统逐入了虚无的幻境。这里，是一件具体的东西，是一件真实的东西。我们半夜从一场噩梦中惊醒，也往往这样，急忙扭亮电灯，静静地躺一会儿，赞赏着衣柜，赞赏着实在的物体，赞赏着现实，赞赏着身外的世界，它证明除了我们自身以外还存在着其他的事物。我们想弄清楚的也就是这个问题。木头是一件值得加以思索的愉快的事物。它产生于一棵树；树木会生长，我们并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样生长起来的。它们长在草地上、森林里、小河边——这些全是我们喜欢去想的事物——它们长着、长着，长了许多年，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炎热的午后，母牛在树下挥动着尾巴；树木把小河点染得这样翠绿一片，以至于使我们觉得当一只雌的红松鸡一头扎进水里去的时候，它应该带着绿色的羽毛冒出水面来。我喜欢去想那些像被风吹得鼓起来的旗帜一样逆流而上的鱼群；我还喜欢去想那些在河床上一点点地垒起一座座圆顶土堆的水甲虫。我喜欢想象那棵树本身的情景：首先是它自身木质的紧密干燥的感觉，然后感受到雷雨的摧残；接下去就感到树液缓慢地、舒畅地一滴滴流出来。我还喜欢去想这棵树怎样在冬天的夜晚独自屹立在空旷的田野上，树叶紧紧地合拢起来，对着月亮射出的铁弹，什么弱点也不暴露，像一根空荡荡的桅杆竖立在整夜不停地滚动着的大地上。六月里鸟儿的鸣啭听起来一定很震耳，很不习惯；小昆虫在树皮的褶皱上吃力地爬过去，或者在树叶搭成的薄薄的绿色天篷上面晒太阳，它们红宝石般的眼睛直盯着前方，这时候它们的脚会感觉多么寒冷啊大地的寒气凛冽逼人，压得树木的纤维一根根地断裂开来。最后的一场暴风雨袭来，树倒了下去，树梢的枝条重新深深地陷进泥土。即使到了这种地步，生命也并没有结束。这棵树还有一百万条坚毅而清醒的生命分散在世界上。有的在卧室里，有的在船上，有的在人行道上，还有的变成了房间的护壁板，男人和女人们在喝过茶以后就坐在这间屋里抽烟。这棵树勾起了许许多多平静的、幸福的联想。我很愿意挨个儿去思索它们——可是遇到了阻碍我想到什么地方啦？是怎么样想到这里的呢？一棵树？一条河？丘陵草原地带？惠特克年鉴？盛开水仙花的原野？我什么也记不起啦。一切在转动、在下沉、在滑开去、在消失事物陷进了大动荡之中。有人正在俯身对我说：
“我要出去买份报纸。”
“是吗？”
“不过买报纸也没有什么意思什么新闻都没有。该死的战争；让这次战争见鬼去吧然而不论怎么说，我认为我们也不应该让一只蜗牛爬在墙壁上。”
哦，墙上的斑点！那是一只蜗牛。
文美惠译
作品简析
第九章 伊丽莎白·鲍温（）
伊丽莎白鲍温（1899—1973），爱尔兰裔英国作家，生在爱尔兰的都柏林，结婚后随丈夫定居伦敦。一生发表了许多长篇，其中如心这死、炎炎日当午、巴黎的房屋、鲍温大院、爱的世界等都是现代的名篇。她的短篇也很出色，尤以细腻的观察见长。
鬼恋人
在伦敦逗留了一天，杜路沃太太要离开了。她到自己的关闭了的房子去找些要带走的东西。有些是她自己的，有些是她家人的，他们现在都习惯乡村生活了。那时八月将尽，整天热气蒸腾，不时有阵雨。她去时，路下边的树在湿润的、黄色的午后斜阳里闪着光。在一块块灰云堆积的背景上，断残的烟囱、胸墙很显眼。在她一度很熟悉的街道上，像是在任何一个没有用过的沟渠里一样，淤积了一种陌生的奇怪的感觉。一只猫在栏杆里钻来钻去。但是没有人看见她回来。她用手臂夹好带着的纸包，在那不顺当的锁里用力转动着钥匙，然后用膝盖一顶变歪的门。她走进去时，一股窒闷的空气扑面而来。
楼梯的窗户钉住了，门厅里没有光。她只能看见一扇门半开着，便快步走过去，打开屋里的百叶窗。这位毫无想象力的太太看着周围，她看到的一切，以前长期生活的痕迹，使她感到困惑更多于熟悉。黄烟熏染了白色的大理石壁炉架，写字台顶上有花瓶留下的圈痕。壁纸上的伤，是猛然开门时瓷门柄碰出来的。钢琴已经送走保存，镶木地板上留下了爪子似的痕迹。虽然没有多少灰土渗进来，每件家具上都罩着尘埃的薄膜；而且只有烟囱通风，整个客厅里有一种不生火的炉膛的气味。杜太太把纸包放在写字台上，离开这房间上楼去；她需要的东西在卧室的箱子里。
她曾急着想看看这房子的情况如何——几个邻居合雇的兼职照料房屋的人这星期度假去了，不会回来。一般他不大进屋看的，她从来也不信任他。屋子有裂缝，上次轰炸留下的，她一直很留意，倒不是说会有什么办法修好——
一缕折射的日光横过大厅，她定定地站住了，瞪着厅中的桌子——上面有一封给她的信。
她先以为——那么一定是管房子的人回来了。不管怎样，看见房子关闭了，谁会把信投入信箱？又不是一般的通知或账单。可是一切通过邮局寄给她的东西都转到乡下地址了。管房人（就算他回来了）并不知道她定好今天到伦敦——来这里是打算好不让他知道的——这信这么搁着就显出他的疏忽了，让它在昏暗和尘土中等着，使她不安。她不安地拿起信，信上没有贴邮票。但是它不会是什么重要的信，否则他们会知道她拿着信快步上楼，直到走进从前的卧室，放进亮光来，都没有看信一眼。这房间下面是花园，还可以看见别人家的花园。参差的云块低垂，遮住了阳光，树木和长荒了的草坪似乎已经罩上了暮色。一种因为有人轻视她的习惯而被侵扰了的感觉使她不愿再看那信。不过，在下雨前的紧张气氛里，她读了。那信不过几行。
亲爱的凯瑟琳：
你不会忘记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还是我们说好的这一天。岁月流逝，很快也很慢，因为情况毫无变化，我相信你会遵守诺言。我看见你离开伦敦，深感不悦；但是你毕竟回来了，我很满意。那么，在那安排好的时刻，等着我吧。直到那时
k。
杜太太看写信的日子，是今天。她把信扔在弹簧床垫上，一会儿又拿起来看——她的嘴唇在残留的唇膏下变白了。她觉得自己脸色大变，就走到镜子前擦出一块地方，紧张而又遮遮掩掩地照。镜中人是一位四十四岁的妇女，在随便拉下来的帽檐之下，眼睛直瞪瞪的。她独自喝过茶离开铺子后就没有搽粉。丈夫送的结婚礼物——珍珠项链，松松地挂在她现在细瘦了些的颈项上，滑进了粉红的v字领羊毛衫，那是去年秋天围坐在炉火旁时，她姐姐织的。杜太太平常有一种遏制着烦恼的表情，但那是表示同意的神情。她生了第三个男孩后，大病了一场，左嘴角边便有了间歇的肌肉颤动。但是尽管如此，她总能保持一种既精力充沛又平静稳重的风度。
她像照镜子时一样猛然扭过脸，走到箱子前，开了锁，掀开箱盖，跪下来找东西。雨开始哗哗地下了，她忍不住回头去看光秃秃的床，上面就放着那信。在雨的帘幕后面，仍然伫立着的教堂钟敲六下。她数着缓慢的钟声，很快地愈来愈害怕。“安排好的时刻——我的上帝，”她说，“什么时刻？——我该怎样——？在过了二十五年以后——”
花园里有一位姑娘和一位军人在说话。她从没有看清他的脸。天很黑，他们在树下告别。在那关键时刻看不清他，似乎她从来就没有见过他似的——为了证实他出现不止这几分钟，她常常伸出手来。他每次都毫无温柔之意地把它压在制服的纽扣上，使她好疼。军人从法国回来休假，现在离假期结束那么近，她只有希望他已经走掉。时间是一九一六年八月。他没有亲吻，而是远远地推开惊恐的凯瑟琳审视着，看得她觉得他眼中闪着鬼气。她转脸从草坪上望去，在树林间，可以看见客厅亮着灯。她吸了一口气，想象自己奔跑着冲进母亲和姐姐平安的臂弯里，叫道：“我怎么办？我怎么办？他走了。”
听见她吸气，未婚夫漠然地说：“冷吗？”
“你要走得那么远。”
“不像你想象的那么远。”
“我不懂？”
“你不用懂，”他说，“你会懂的。你知道我们说过的话。”
“可那是——如果你——我说，如果。”
“我将和你在一起。”他说，“早晚而已。你不用做什么，只要等待。”
只一分多钟以后，她自由地跑过静静的草坪。穿过窗户，她看见母亲和姐姐，她们一时没有发现她。她已经觉得这古怪的许诺把她和其余的人类分开了。没有别的奉献自己的方式更使她感觉孤独迷惑和注定受到诅咒了。她不能做出更不祥的盟约了。
几个月后，有报导说，她的未婚夫已经失踪，推测是阵亡了。她的家庭不只支持她，而且能够毫不吝啬地称赞她的勇气，因为他们对那未婚夫几乎一无所知，也就无所遗憾。他们希望她在一两年内能把自己安慰好——如果仅只是个安慰的问题就简单多了。她的麻烦是，在不明显的悲痛后面，她和一切事物完全脱节了。她没有拒绝求婚的人，因为他们从未出现。好几年她对男子毫无吸引力。快到三十岁时，她变得很自然地分担着家庭为她年龄日长的焦虑，开始张罗，猜测着自己的命运。她三十二岁那年，威廉杜路沃求婚，使她如释重负。她嫁了他。他们在这安静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