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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比
北理奇蒙德街的一头是不通的，除了基督兄弟学校的学童们放学回家那段时间外，平时很寂静。在街尽头有一幢无人住的两层楼房，跟一块方地上比邻的房子隔开着。街上其他房屋仿佛自以为有像样的住户，而沉下褐色的脸，互相凝视。
我们从前的房客，一个教士，死在这屋子的后客厅里。由于长期关闭，所有的房间散发出一股霉味。厨房后面的废物间里，满地都是乱七八糟的废纸。我在其中翻到几本书页卷起而潮湿的平装书：*司各特作的修道院长，还有虔诚的圣餐者和维道克回忆录。我最喜欢最后一本，因为那些书页是黄的。屋子后面有个荒芜的花园，中间一株苹果树，四周零零落落的几株灌木；在一棵灌木下面，我发现死去的房客留下的一个生锈的自行车打气筒。那教士是个心肠很好的人，他在遗嘱中把全部存款捐给了各种慈善机构，又把家具赠给他的妹妹。
到了日短夜长的冬天，晚饭还没吃完，夜幕就降落了。当我们在街上玩耍时，一幢幢房屋变得阴森森的。头上的夜空显出一片变幻的紫罗兰色，同街灯的微光遥遥相映。寒气刺骨，我们不停地玩着，直到浑身暖和。我们的喊叫声在僻静的街心回响。我们窜到屋子后面黑暗、泥泞的巷子里，遭到棚屋里那一伙野孩子夹道鞭打；我们就跑到一家家幽暗阴湿的花园后门口，那里一个个灰坑发出难闻的气味。随后再到黑黝黝的满是马粪味的马厩去。马夫在那儿梳马，或敲着扣上的马具，发出铿锵的声音。当我们折回街道时，灯光已经从一家家厨房的窗子里透出来，把这一带照亮了。这时，假如我叔叔正拐过街角，我们便藏在暗处，直到他走进家门。如果曼根的姐姐在门口石阶上呼唤弟弟回家吃茶点，我们就在暗中瞧着她对街道东张西望。我们等着看她是待住不走呢，还是进屋去。要是她一直不进去，我们就从暗处走出来，没奈何地走到曼根家台阶前。她在等我们，灯光从半掩的门里射出来，映现出她的身影。她弟弟在顺从她之前，总要先嘲弄她一番，我则靠着栅栏望她。她一移动身子，衣服便摇摆起来，柔软的辫子左右挥动。
每天早晨，我躺在前客厅的地板上，望着她家的门。我总是把百叶窗拉下来，只留一英寸不到的缝隙，那样别人就看不见我了。她一出门走到台阶上，我的心就怦怦跳。我冲到过道里，抓起书就奔，跟在她后面。我紧紧盯住她穿着棕色衣服的身形。走到岔路口，我便加快步子赶过她。每天早晨都是如此。除了随便招呼一声，我从未同她讲过话。可是，她的名字总是使我蠢头蠢脑地激动。
甚至在最不适宜浪漫的想象的场合，她的形象也陪伴着我。每逢周末傍晚，我都得跟姑妈上街买东西，替她拎一些包。我们穿行在五光十色的大街上，被醉鬼和讨价还价的婆娘们挤来挤去，周围一片喧嚣：劳工们在诅咒，站在一桶桶猪颊肉旁守望的伙计们尖声叫嚷，街头卖艺人用浓重的鼻音哼着赞美奥唐纳万罗沙奥唐纳万罗沙（1831—1915）：爱尔兰政治鼓动家与作家，青年时期曾为革命文艺团体“凤凰社”的领导者之一；1871年后移居美国。的大伙儿都来，或一支感叹祖国动乱的歌谣。这些噪声汇合成一片众生相，使我对生活的感受集中到一点：仿佛感到自己捧着圣餐杯，在一群仇敌中间安然穿过。有时，在莫名其妙地做祷告或唱赞美诗时，她的名字会从我嘴里脱口而出，我时常热泪盈眶（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有时，一股沸腾的激情从心底涌起，流入胸中。我很少想到前途。我不知道自己究竟会不会同她说话，要是说了，怎么向她倾诉我迷惘的爱慕。这时，我的身子好似一架竖琴，她的音容笑貌宛如拨弄琴弦的纤指。
有一天，薄暮时分，我踅到教士在里面死去的后客厅内。那是一个漆黑的雨夜，屋子里一片沉寂。透过破碎的玻璃窗，我听到雨密密麻麻泻在土地上，针尖似的细雨在湿透了的花坛上不断跳跃。远处，有一盏街灯或谁家窗口透出的光在下面闪烁。我庆幸自己不能看清一切。我的全部感官似乎想隐蔽起来，我觉得自己快要失去知觉了，于是把双手紧紧合在一起，以致手颤抖了，一面喃喃自语：“啊，爱！啊，爱！”
她终于跟我说话了。她一开口，我就慌乱不堪，呆在那儿，不知道说什么好。她问我去不去阿拉比阿拉比是阿拉伯的古名。此处指一个以“阿拉比”命名的、布置成阿拉伯集市式样的百货商场。据说，1894年初秋，在都柏林有过这种东方色彩的集市。我记不起怎么回答的。她说那儿的集市一定丰富多彩，她很想去呐。
“为啥不去呢？”我问。
她不断转动着手腕上的银镯子说，她不能去，因为这一礼拜女修道院里要做静修。那时，她弟弟正和两个男孩抢帽子。我独自站在栅栏前。她搭着一根栏杆的尖端，低下头，凑近我。门对面，街灯的光照着她白嫩的脖子的曲线，照亮了披垂的头发，也照亮了搁在栏杆上的手。她稍微叉开腿，从容地站着，灯光使她衣服的一边清晰可见，正好映出衬裙的白色镶边。
“你真该去看看，”她说。
“我要是去，”我说，“一定给你捎点什么的。”
从那一晚起，数不清的愚蠢的怪念头充塞在我白天的幻想和夜半的梦中！但愿出发前那段乏味的日子一下子过去。学校里的功课使我烦躁。每当夜晚在寝室里或白天在教室中读书时，她的形象便闪现在我和啃不进的书页之间。araby（阿拉比）这个词的音节在静谧中隐隐然回响，我的心灵沉溺在寂静中，四周弥漫着魅人的东方气息。我要求让我星期六晚上到阿拉比集市去。姑妈听了吃一惊，疑心我跟共济会一种互助性质的秘密社团，历史悠久，在欧美许多地方有分支。据说，这一社团反天主教，而爱尔兰人很多是天主教徒，故对之有反感。有什么勾搭。在课堂里，我难得回答出问题。我瞧着老师的脸从和蔼变成严峻。他说：希望你不要变懒了。我成天神思恍惚。生活中的正经事叫我厌烦，它们使我的愿望不能尽快实现，所以在我看来，都像儿戏，单调而讨厌的儿戏。
星期六早晨，我对姑父说，晚上我要到集市去。他正在衣帽架边手忙脚乱地找帽刷子，便漫不经心地说：
“行，孩子，我知道了。”
他待在过道里，我就没法去前厅，趴在窗口眺望了。我悻悻地离开家门，缓缓地走向学校。空气透骨地阴冷，我心里一阵阵忐忑不安。
回家吃饭时，姑父还没回来。时光还早呢。我坐着望了一会钟，滴答滴答的钟声叫我心烦意乱，便走出屋子，登上楼梯，走到楼上。那些高敞的空房间，寒冷而阴郁，却使我无拘无束。我唱起歌来，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透过正面的玻璃窗，我看见伙伴们在街上玩耍。他们的喊声隐隐约约传到耳边。我把前额贴住冰冷的玻璃窗，望着她住的那栋昏暗的屋子。约莫一个小时过去了，我还站在那儿，什么都没看见，只在幻想中瞧见她穿着棕色衣服的身形，街灯的光朦胧地照亮曲线的脖子、搁在栏杆上的手，以及裙子下摆的镶边。
我再下楼时，看见当铺老板的遗孀默塞尔太太坐在火炉边。这个长舌妇，为了某种虔诚的目的，专爱收集用过的邮票。我只好陪着吃茶点，耐着性子听她嚼舌。开晚饭的时间早已过了一小时，姑父还没回来。默塞尔太太站起身来说：对不起，不能久等，八点过了，她不愿在外面待得太晚，夜里的风她受不了。她走后，我在屋里踱来踱去，紧攥着拳头。姑妈说：
“上帝啊，兴许今晚去不成了，改天再去看集市吧。”
九点，我忽然听见姑父用弹簧锁钥匙在开过道门。接着听见他自言自语，听到衣架被他挂上去的大衣压得直晃荡。我能猜出这些声音意味着什么。晚饭吃到一半，我向他要钱到集市去。他已把这件事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人们早已上床，睡过一阵了，”他说。
我没笑。姑妈大声说：
“还不给钱让他去？！他已经等得够长啦！”
他说非常抱歉，忘了这件事。尔后又说，他很欣赏那句老话：“只工作不玩耍，任何孩子都变傻。”他又问我去哪儿，于是我再讲一遍。他便问我知不知道阿拉伯人向骏马告别可能指一千零一夜中乌木马的故事，或指爱尔兰现代诗人凯洛琳诺登写的诗篇。我走出厨房时，他正要给姑妈背诵那故事的开场白哩。
我紧紧攥着一枚两先令银币原文是弗罗令（florin），英国于19世纪末发行的一种货币，印有维多利亚女王头像及其盔甲的图形。沿着白金汉大街，向火车站迈开大步走去。街上熙熙攘攘，尽是买东西的人，煤气灯照耀得如同白昼，这景象提醒我快到集市去。我在一列空荡荡的火车的三等车厢找了个座位。火车迟迟不开，叫人等得恼火，过了好久才慢慢地驶出车站，爬行在沿途倾圮的房屋中间，驶过一条闪闪发亮的河流。在威斯兰罗车站，来了一大群乘客，往车厢门直拥。列车员说，这是直达集市的专车，这才把他们挡回去。我独自坐在空车厢里。几分钟后，火车停在一个临时用木头搭起的月台旁。我下车走到街上。有一只钟被亮光照着，我瞅了一眼：九点五十分。我的面前矗立着一座大建筑物，上面闪亮着那魅人的名字。
我怎么也找不到花六便士就能进去的入口。我生怕集市关门，便三脚两步穿过一个旋转门，把一个先令付给一位神情疲惫的看门人。我发现走进了一所大厅，周围环绕着只有它一半高的游廊。几乎所有的棚摊都打烊了。大半个厅堂黑沉沉的。我有一种阒寂之感，犹如置身于做完礼拜后的教堂中。我怯生生地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