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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向他打招呼时，他那阴沉沉的脸上又泛起少许的光泽。
“你要做什么，鲍里斯？”老板亲切地问道。
“请您原谅，”这个逃亡者讷讷地说，“我想知道我是不是可以回家。”
“当然可以，鲍里斯，你可以回家。”被问者微笑着回答说。
“明天行吗？”
这下子老板也变得认真起来。当他听到这乞求的话时，笑容从他脸上消逝了。“不行，鲍里斯，现在还不行。得战争结束才可以呐。”
“那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战争结束？”
“上帝才知道。我们这些人是不知道的。”
“不能早一些？我不能早一些走？”
“不能，鲍里斯。”
“很远吗？”
“很远。”
“得走许多天？”
“许多天。”
“先生，我还是要走！我身强力壮。我不会累的。”
“你没法走的，鲍里斯。这中间还有国境。”
“国境？”他呆钝地望着。这个词他太陌生了。随后他固执地一再说：“我会游过去的。”
老板几乎要笑起来，但这却使他感到难过，于是他和蔼地解释说：“不行，鲍里斯，这不行呵。国境，就是另一个国家。他们不会让你过去的。”
“可我并没有得罪他们呵！我早就把我的枪扔了。我哀求他们，看在基督的分上，为什么不能让我去我老婆那里？”
老板的心情变得越来越沉重。他感到一阵揪心的痛苦。“不行呵，”他说，“他们不会放你过去的，鲍里斯。现在人都不再听基督的话了。”
“那我该怎么办，先生？我总不能待在这里呵！这里的人不懂得我，我也不懂得他们。”
“这你可以学会的，鲍里斯。”
“不，先生，”俄国人垂下了头，“我学不会。我只能在地里干活，除了这我什么也不会。我在这儿能做什么？我要回家！您指给我路好了！”
“现在没有路，鲍里斯。”
“可是，先生，他们总不能禁止我回家，我回到我老婆、回到孩子跟前去呀！我现在再不是个大兵了！”
“他们还会要你当兵的，鲍里斯。”
“是沙皇？”他蓦地问道，由于期待和敬畏而浑身颤抖。
“没有沙皇了，鲍里斯。人们把他推翻了。”
“没有沙皇了？”他愁眉不展地望着老板，目光中的最后一丝光泽消逝了，随后他疲惫不堪地说，“那么我是不能回家了？”
“现在还不能。你必须等着，鲍里斯。”
“等多久？”
“我不知道。”
在黑暗中，他的面色越来越阴沉灰暗：“我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我不能再等下去。告诉我路！我要自己试着回去！”
“没有路，鲍里斯。在国境上他们会抓住你的。留在这儿，我们会给你找到活干！”
“这儿的人不懂得我，我也不懂得他们，”他固执地重复说，“我在这儿不能过活！帮帮我，先生！”
“我无法帮你，鲍里斯。”
“看在基督的面上，帮帮我，先生！我实在受不了啦！”
“我无法帮你，鲍里斯。现在没有人能帮助别人。”
他俩站在那里，面面相觑。鲍里斯转动手上的帽子。“那他们为什么把我从家里弄出来？他们说，我得保卫俄国，保卫沙皇。可是俄国离这儿那么远，你刚才说，他们把沙皇您怎么说的了？”
“推翻了。”
推翻了。他懂也不懂地重复了这个词。“我现在怎么办，先生？我得回家！我的孩子在喊我。在这儿我没法活下去！帮帮我，先生！帮帮我！”
“我无法帮助你，鲍里斯。”
“没有人能帮助我吗？”
“现在没有人。”
俄国人把头垂得越来越低，突然间他闷声闷气地说：“谢谢你，先生。”随后转身走开了。
他慢步顺路而下。老板长时间地望着他的背影，看到他没有回到旅馆，而是向湖边走去，感到十分奇怪。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回到自己饭店里去。
事也凑巧，翌日清晨还是那个渔夫找到了一具溺死者的*裸的尸体。死者生前一丝不苟地把送给他的裤子、帽子和外套摆在岸边，然后走进水里。关于这件事做了一份记录；由于不清楚这个陌生人的姓名，只在他的坟墓上竖了一个简陋的十字架，这是那许许多多小型十字架中的一个，它象征着无名者的命运。现在整个欧洲，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到处都插满了这样的十字架。
高中甫译
作品简析
第二章 弗朗茨·卡夫卡（）
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作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莫基人之一。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在大学里先后攻读德语文学和法律，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在一家保险公司任职。卡夫卡性格孤僻、内向，体弱多病，而他父亲又极其专横，因此父子关系一直很紧张，这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反映。作品以象征、隐喻、梦幻的手法和荒诞的形式揭示西方社会中人的异化，以及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孤独、恐惧的存在状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专制、腐朽的奥匈帝国覆灭的历史必然性。卡夫卡一生写了美国、诉讼、城堡三部未完成的长篇，以及变形记、在流放地等许多中短篇，但大部分作品是在作家死后由其生前挚友马克斯勃罗德整理出版的。
判决
献给费丽丝鲍威尔费丽丝鲍威尔，卡夫卡女友。两人两度订婚，又两度解除婚约。小姐的故事在最美好的春季里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年轻的商人格奥尔格本德曼正坐在二层楼自己的房间里，他的住所是沿河一长溜构造简易的低矮的房屋中的一座，这些房屋几乎只是在高度和颜色上有所区别。他刚写完一封信给居住在国外的青年时代的朋友，漫不经心地将信装进信封，然后双肘撑在书桌上，凝望窗外的小河、桥梁和对岸淡绿的小山冈。
他寻思着他的这位朋友如何由于不满自己在国内的前程，几年以前当真逃到俄国去了。现在他在彼得堡经营一家商店，开始时买卖兴旺，但长久以来生意显然清淡，他归国的次数越来越少，而每逢归国来访时总要这样抱怨一番。他就这样在国外徒劳无益地苦心经营着，外国式的络腮胡子并不能完全遮盖住他那张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很熟悉的脸庞，他的皮肤蜡黄，看来好像得了什么病，而且病情正在发展。据他自己说，他从来不和那儿的本国侨民来往，同俄国人的家庭也几乎没有什么社交联系，并且准备独身一辈子了。
对于这样一个显然误入歧途、只能替他惋惜而不能给予帮助的人，在信里该写些什么呢？或许应该劝他回国，在家乡定居，恢复同所有旧日友好的关系——这不会有什么障碍的——此外还要信赖朋友们的帮助？但是这样做不就等于告诉他，他迄今为止的努力都已经成为泡影，他最终必须放弃这一切努力，回到祖国，让人们瞪大着眼睛瞧他这个回头的浪子；这不就等于告诉他，只有他的朋友才明白事理，而他只是个大孩子，必须听从那些留在国内并已经取得成就的朋友的话去行事。你愈是爱护他，却愈加会伤害他的感情。更何况使他蒙受这一切痛苦烦恼，是否就一定有什么意义呢？也许，要他回国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他自己说过，他已经不了解家乡的情况。这样的话，他将不顾一切地继续留在异乡客地，而朋友们的规劝又伤了他的心，使他和朋友们更加疏远一层。如果他真的听从了朋友的劝告回归祖国，而在国内又感到抑郁——当然不是故意这样，而是由于事实所造成的——既不能和朋友相处，又不能没有他们，他会抱愧终日，而且当真觉得不再有自己的祖国和朋友了，那倒不如听凭他继续留在外国，岂不更好吗？考虑到这些情况，怎能设想他回来后一定会前程似锦呢？
鉴于这些原因，如果还想要和他继续保持通信联系的话，就不能像对一个即便是远在天涯的熟人那样毫无顾忌地把什么话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他。这位朋友已经有三年多没有回国了，他的解释完全是敷衍文章，说是俄国的政治局势不稳，容不得一个小商人离开，哪怕是短暂的几天都不行。然而，就在这段时间内，成百上千的俄国人却安闲地在世界各地旅行。但是，恰恰对于格奥尔格自己来说，在这三年间发生了许多变化。格奥尔格的母亲去世——那是大约两年前的事，从那时起，他就和父亲一起生活——他这位朋友可能得悉了噩耗，在一封来信中表示了哀悼，但是毫不动情，其原因只能是，对这种不幸事件的悲痛是身居异国的人所完全无法想象的。不过格奥尔格从那时起，以全副精力从事他的商业以及所有别的事情。也许是他的母亲在世时，他的父亲在经营上独断独行，阻碍了他真正按自己的主意行事；也许是他的母亲过世后，他的父亲虽然还在商行里工作，但已经比较淡泊，不再事必躬亲；也许是鸿运高照，意外侥幸——很可能就是如此——不管怎么说，这两年来商行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职工人数不得不增加了一倍，营业额增加了五倍，往后的买卖无疑会更加兴隆。
可是格奥尔格的这位朋友对这种变化却一无所知。先前，最后一次也许就在那封吊唁信里，他曾劝说格奥尔格移居俄国，并且详述了格奥尔格家若在彼得堡设分号，前景将如何如何。他所列的数字同格奥尔格现在所经营的范围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可是格奥尔格一直不愿意把自己商业上的成就写信告诉这位朋友，假如他现在再回过头来告诉他，那当真会令人惊讶的。
所以格奥尔格在给这位朋友的信中，始终仅限于写些无关紧要的、一如人们在安闲的星期天独自遐想时，杂乱地堆积在记忆中的琐事。他所希望的只是不要打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