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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链，经常打一把小阳伞。仆人不时喊她回去吃饭或喝茶。三年前她租了一间厢房当别墅，从此就在别洛库罗夫家住下，看样子永远不会走了。她比他大十岁，把他管束得很严，以至他每次出门，都要征得她的许可。她经常扯着男人般的嗓子大哭大叫，遇到这种时候，我就打发人去对她说，如果她再哭下去，我就立即搬家，她这才止住了。
我们回到家里，别洛库罗夫坐到沙发上，皱起眉头想着心事，我则在大厅里来回踱步，像个堕入情网的人，感受着内心的激动和欢欣。我不由得想谈谈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
“丽达只会爱上地方议员，而且像她一样，还得热心办医院和学校，”我说，“啊，为了这样的姑娘，不但可以参加地方自治会的工作，而且像童话里说的那样，穿破铁鞋也心甘情愿。还有那个蜜修斯，她是多么可爱呀！”
别洛库罗夫慢慢腾腾地大谈时代病——悲观主义。他说得振振有词，那种口气就好像我在跟他辩论似的。要是一个人坐在那里，高谈阔论，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走，这时你的心情远比穿过几百俄里荒凉、单调、干枯的草原还要烦闷。
“问题不在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我恼怒地说，“问题在于一百个人当中倒有九十九个没有头脑！”
别洛库罗夫认为这话是说他的，一气之下就走了。
三
“公爵在玛洛焦莫沃村作客，他向你问候，”丽达不知从哪儿回来，脱着手套，对母亲说，“他讲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他答应在省地方自治局代表会议上再一次提出在玛洛焦莫沃村设立医务所的问题。不过他又说希望不大。”这时她转身对我说：“对不起，我又忘了，您对这种事是不会感兴趣的。”
我感到气愤。
“为什么不感兴趣？”我问，耸耸肩膀，“您不乐意知道我的看法，但我敢向您保证，这个问题我倒是很感兴趣。”
“是吗？”
“是的。依我看，玛洛焦莫沃村完全不需要医务所。”
我的气愤传到她身上。她看我一眼，眯起眼睛，问道：
“那么需要什么呢？风景画吗？”
“风景画也不需要。那里什么都不需要。”
她脱掉手套后拿起一份邮差刚送来的报纸。过一会儿，她显然克制住自己，小声说：
“上星期安娜难产死了，如果附近有医务所的话，她就会活下来。我以为，风景画家先生们对此应有明确的看法。”
“我对此有十分明确的看法，请您相信，”我回答说，但她用报纸挡住我的视线，似乎不愿听我的，“依我看，医务所、学校、图书馆、药房等等，在现有的条件下只有利于奴役。人民被一条巨大的锁链捆住了手脚，而您不去折断这条锁链，反而给它增加许多新的环节——这就是我的看法。”
她抬头看我一眼，嘲讽地一笑。我继续说下去，竭力抓住我的主要思想：
“问题不在于安娜死于难产，而在于所有这些安娜、玛芙拉和佩拉吉娅从早到晚弯着腰干活，力不胜任的劳动害得她们老是生病，她们一辈子为挨饿和生病的孩子担心，一辈子害怕死亡和疾病，一辈子求医看病，未老先衰，面容憔悴，在污秽和臭气中死去。她们的孩子长大了，又重复这老一套。几百年就这样过去了，千千万万的人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只为了一块面包，成天担惊受怕。他们的处境之所以可怕，还在于他们没有工夫考虑自己的灵魂，顾不上自己的形象和面貌。饥饿、寒冷、本能的恐惧，繁重的劳动，像雪崩一样堵住了他们精神生活的道路。而只有精神生活，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才是他唯一的人生追求。您到他们中间去，用医院和学校帮助他们，但您这样做并不能使他们摆脱束缚，恰恰相反，您却进一步奴役他们，因为您给他们的生活增加了新的偏见，您扩大了他们的需求范围，且不说为了买斑螫膏药和书本，他们就得给地方自治会付钱，这就是说，他们得更辛苦地干活才成。”
“我不想跟您争论，”丽达放下报纸说，“这一套我早听过了。我只想对您说一句：不要袖手旁观。的确，我们并不能拯救人类，而且在许多方面可能犯错误，但是我们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我们是正确的。一个有文化的人最崇高最神圣的使命是为周围的人们服务，所以我们尽我们的能力这样做。您不喜欢这个，不过一个人做事本来就无法叫人人都满意的。”
“说得对，丽达说得对，”母亲附和道。
有丽达在场她总有点胆怯，一面说话，一面不安地察看她的脸色，生怕说出多余的或者不恰当的话。她也从来不反对她的意见，总是随声附和：“说得对，丽达说得对。”
“教农民读书识字，散发充满可怜的说教和民间俗语的书本，设立医务所，这一切既不能消除愚昧，也不能降低死亡率，这正如你们家里的灯光不能照亮窗外的大花园一样。”我说，“您并没有给他们任何东西，您干预他们的生活，其结果只能使这些人生出新的需求，为此付出更多的劳动，”“哎呀，我的天哪，可是人总得干些事情！”丽达恼火地说，听她的语气可以知道，她认为我的议论毫无道理，她鄙视它们。
“必须让人们从沉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我说，“必须减轻他们的重负，给他们喘息的时间，使他们不至于一辈子都守着炉台和洗衣盆，或者在田野里干活，使他们也有时间来考虑灵魂和上帝，能够更广泛地发挥出他们精神上的才能。每一个人在精神活动中的使命是探求真理和生活的意义。一旦您使他们那种笨重的牲口般的劳动成为不必要，一旦您让他们感到自己的自由，到那时您将看到，您的那些书本和药房其实是一种嘲弄。既然人意识到自己真正的使命，那么能够满足他们的只有宗教、科学和艺术，而不是这些无聊的东西。”
“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丽达冷笑道，“难道这是可能的？”
“可能的。您可以分担他们的部分劳动。如果我们，全体城乡居民，无一例外地同意分担他们旨在满足全人类物质需要的劳动，那么分到我们每个人头上的可能一天不超过两三小时。请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全体富人和穷人，一天只工作三小时，那么其余的时间我们都空闲了。请再设想一下，为了更少地依靠我们的体力，为了减轻劳动，我们发明各种代替劳动的机器，并且尽量把我们的需求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锻炼自己，锻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不怕饥饿和寒冷，到时候我们就不会像安娜、玛芙拉和佩拉吉娅那样，成天为孩子们的健康担惊受怕了。您想一想，我们不看病，不开药房、烟厂和酒厂——最后我们会剩下多少富裕的时间啊！让我们大家共同把这闲暇的时间献给科学和艺术。就像农民有时全体出动去修路一样，我们大家也全体出动，去探求真理和生活的意义，那么——对此我深信不疑——真理会很快被揭示出来，人们就可以摆脱那种经常折磨人、压抑人的恐惧感，甚至摆脱死亡本身。”
“不过，您是自相矛盾的，”丽达说，“您口口声声‘科学’，‘科学’，可您又否定识字教育。”
“在人们只能读到酒店的招牌、偶尔看到几本读不懂的书本的情况下，识字教育又能怎么样？这样的识字教育早从留里克据编年史记载，留里克为公元九世纪的诺夫哥罗德大公，留里克王朝的奠基人。时代起就延续下来，果戈理笔下的彼得鲁什卡早就会读书认字了，可是农村呢，留里克时代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我们需要的不是识字教育，而是广泛地发挥精神才能的自由，需要的不是小学，而是大学。”
“您连医学也反对。”
“是的。医学只有在把疾病当作自然现象加以研究，而不是为了治疗的情况下，才是必需的。如果要治疗的话，那也不是治病，而是根治病因，只要消除体力劳动这一主要的病因，那就不会有病。我不承认有什么治病的科学，”我激动地继续道，“一切真正的科学和艺术所追求的不是暂时的局部的目标，而是永恒的整体的目标——它们寻求真理和生活的意义，探索上帝和心灵。如果把它们同当前的需要和迫切问题拉扯在一起，那么它们只能使生活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沉重。我们有许多医生、药剂师、律师，识字的人很多，可是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和诗人。全部聪明才智和精神力量，都耗费在满足暂时的、转眼即逝的需要上我们的学者们、作家们和艺术家们在辛勤工作，多亏他们的努力，人们的生活条件一天比一天舒适，人们的物质需求不断增长，与此同时，离真理却十分遥远，人依旧是最贪婪凶残、最卑鄙龌龊的动物。事物发展的趋向是，人类的大多数将退化，并永远丧失一切生活能力。在这样的条件下，艺术家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他越是有才能，他的作用就越令人奇怪、不可理解，因为实际上他的工作不过是供凶残卑鄙的禽兽消遣，是维护现行制度的。所以我现在不想工作，将来也不工作什么都不需要，让地球毁灭去吧！”
“蜜修斯，你出去，”丽达对妹妹说，显然认为我的言论对这样年轻的姑娘是有害的。
任妮亚不悦地看看姐姐和母亲，走了出去。
“有些人想为自己的冷漠辩解，总是发表这类妙论。”丽达说，“否定医院和学校，比给人治病和教书容易得多。”
“说得对，丽达说得对，”母亲附和道。
“您威胁说不再工作，”丽达接下去说，“显然您把自己的工作估计得很高。我们别争论了，反正我们永远谈不到一块儿去，因为您刚才那么鄙薄地谈到的图书馆和药房，即使很不完备，我也认为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