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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她父亲腰带上挂着的白毛巾一抖一抖地走上了台阶，就有人在说：
“怎么！在家住了一个暑假，她的手又黑了呢？那不是和铁一样了吗？”
秋季以后，宿舍搬家的那天，我才真正注意到这铁手：我似乎已经睡着了，但能听到隔壁在吵叫着：
“我不要她，我不和她并床”
“我也不和她并床。”
我再细听了一些时候，就什么也听不清了，只听到嗡嗡的笑声和绞成一团的吵嚷。夜里我偶然起来到过道去喝了一次水。长椅上睡着一个人，立刻就被我认出来，那是王亚明。两只黑手遮着脸孔，被子一半脱落在地板上，一半挂在她的脚上。我想她一定又是借着过道的灯光在夜里读书，可是她的旁边也没有什么书本，并且她的包袱和一些零碎就在地板上围绕着她。
第二天的夜晚，校长走在王亚明的前面，一面走一面响着鼻子，她穿着床位，她用她的细手推动那一些连成排的铺平的白床单：
“这里，这里的一排七张床，只睡八个人，六张床还睡九个呢！”她翻着那被子，把它排开一点，让王亚明把被子就夹在这地方。
王亚明的被子展开了，为着高兴的缘故，她还一边铺着床铺，一边嘴里似乎打着哨子，我还从没听到过这个，在女学校里边，没有人用嘴打过哨子。
她已经铺好了，她坐在床上张着嘴，把下颚微微向前抬起一点，像是安然和舒畅在镇压着她似的。校长已经下楼了，或者已经离开了宿舍，回家去了。但，舍监这老太太，鞋子在地板上擦擦着，头发完全失掉了光泽，她跑来跑去：
“我说，这也不行不讲卫生，身上生着虫类，什么人还不想躲开她呢？”她又向角落里走了几步，我看到她的白眼球好像对着我似的：“看这被子吧！你们去嗅一嗅！隔着二尺远都有气味了挨着她睡觉，滑稽不滑稽！谁知道虫类不会爬了满身吗？去看看，那棉花都黑得什么样子啦！”
舍监常常讲她自己的事情，她的丈夫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她也在日本，也算是留学。同学们问她：
“学的什么呢？”
“不用专学什么！在日本说日本话，看看日本风俗，这不也是留学吗？”她说话总离不了“不卫生，滑稽不滑稽肮脏”，她叫虱子特别要叫虫类。
“人肮脏手也肮脏。”她的肩头很宽，说着肮脏她把肩头故意抬高了一下，好像寒风忽然吹到她似的，她跑出去了。
“这样的学生，我看校长可真是可真是多余要”打过熄灯铃之后，舍监还在过道里和别的一些同学在讲说着。
第三天夜晚，王亚明又提着包袱，卷着行李，前面又是走着白脸的校长。
“我们不要，我们的人数够啦！”
校长的指甲还没接触到她们的被边时，她们就嚷了起来，并且换了一排床铺也是嚷了起来：
“我们的人数也够啦！还多了呢！六张床，九个人，还能再加了吗？”
“一二三四”校长开始计算：“不够，还可以再加一个，四张床，应该六个人，你们只有五个来！王亚明！”
“不，那是留给我妹妹的，她明天就来”那个同学跑过去，把被子用手按住。
最后，校长把她带到别的宿舍去了。
“她有虱子，我不挨着她”
“我也不挨着她”
“王亚明的被子没有被里，棉花贴着身子睡，不信，校长看看！”
后来她们就开着玩笑，甚至于说出害怕王亚明的黑手而不敢接近她。
以后，这黑手人就睡在过道的长椅上。我起得早的时候，就遇到她在卷着行李，并且提着行李下楼去。我有时也在地下储藏室遇到她，那当然是夜晚，所以她和我谈话的时候，我都是看看墙上的影子，她搔着头发的手，那影子印在墙上也和头发一样颜色。
“惯了，椅子也一样睡，就是地板也一样，睡觉的地方，就是睡觉，管什么好歹！念书是要紧的我的英文，不知在考试的时候，马先生能给我多少分数？不够六十分，年底要留级的吗？”
“不要紧，一门不能够留级。”我说。
“爹爹可是说啦！三年毕业，再多半年，他也不能供给我学费这英国话，我的舌头可真转不过弯来。喝喝”
全宿舍的人都在厌烦她，虽然她是住在过道里。因为她夜里总是咳嗽着同时在宿舍里边她开始用颜料染着袜子和上衣。
“衣裳旧了，染染差不多和新的一样。比方，夏季制服，染成灰色就可以当秋季制服穿比方，买白袜子，把它染成黑色，这都可以”
“为什么你不买黑袜子呢？”我问她。
“黑袜子，他们是用机器染的，矾太多不结实，一穿就破的还是咱们自己家染的好一双袜子好几毛钱破了就破了还得了吗？”
礼拜六的晚上，同学们用小铁锅煮着鸡子，每个礼拜六差不多总是这样，她们要动手烧一点东西来吃。从小铁锅煮好的鸡子，我也看到的，是黑的，我以为那是中了毒。那端着鸡子的同学，几乎把眼镜咆哮得掉落下来：
“谁干的好事！谁？这是谁？”
王亚明把面孔向着她们来到了厨房，她拥挤着别人，嘴里喝喝的：
“是我，我不知道这锅还有人用，我用它煮了两双袜子喝喝我去”
“你去干什么？你去”
“我去洗洗它！”
“染臭袜子的锅还能煮鸡子吃！还要它？”铁锅就当着众人在地板上光郎、光郎地跳着，人咆哮着，戴眼镜的同学把黑色的鸡子好像抛着石头似的用力抛在地上。
人们都散开的时候，王亚明一边拾着地板上的鸡子，一边在自己说着话：
“哟！染了两双新袜子，铁锅就不要了！新袜子怎么会臭呢？”
冬天，落雪的夜里，从学校出发到宿舍去，所经过的小街完全被雪片占据了。我们向前冲着，扑着，若遇到大风，我们就在风雪中打着转，倒退着走，或者是横着走。清早，照例又要从宿舍出发，在十二月里，每个人的脚都冻木了，虽然是跑着也要冻木的。所以我们咒诅和怨恨，甚至于有的同学已经在骂着，骂着校长是“混蛋”，不应该把宿舍离开学校这样远，不应该在天还不亮就让学生们从宿舍出发。
有些天，在路上我单独的遇到王亚明。远处的天空和远处的雪都在闪着光，月亮使得我和她踏着影子前进。大街和小街都看不见行人。风吹着路旁的树枝在发响，也时时听到路旁的玻璃窗被雪扫着在呻叫。我和她谈话的声音，被零度以下的气温所反应也增加了硬度。等我们的嘴唇也和我们的腿部一样感到了不灵活，这时候，我们总是终止了谈话，只听着脚下被踏着的雪，乍乍乍的响。
手在按着门铃，腿好像就要自己脱离开，膝盖向前时时要跪了下去似的。
我记不得哪一个早晨，腋下带着还没有读过的，走出了宿舍，我转过身去，把栏栅门拉紧。但心上总有些恐惧，越看远处模糊不清的房子，越听后面在扫着的风雪，就越害怕起来。星光是那样微小，月亮也许落下去了，也许被灰色的和土色的云彩所遮蔽。
走过一丈远，又像增加了一丈似的，希望有一个过路的人出现，但又害怕那过路人，因为在没有月亮的夜里，只能听到声音而看不见人，等一看见人影那就从地面突然长了起来似的。
我踏上了学校门前的石阶，心脏仍在发热，我在按铃的手，似乎已经失去了力量。突然石阶又有一个人走上来了。
“谁？谁？”
“我！是我。”
“你就走在我的后面吗？”因为一路上我并没听到有另外的脚步声，这使我更害怕起来。
“不，我没走在你的后面，我来了好半天了。校役他是不给开门的，我招呼了不知道多大工夫了。”
“你没按过铃吗？”
“按铃没有用，喝喝，校役开了灯，来到门口，隔着玻璃向外看看可是到底他不给开。”
里边的灯亮起来，一边骂着似的光郎郎郎地把门给闪开了：
“半夜三更叫门该考背榜不是一样考背榜吗？”
“干什么？你说什么？”我这话还没有说出来，校役就改变了态度：
“萧先生，您叫门叫了好半天了吧？”
我和王亚明一直走进了地下室，她咳嗽着，她的脸苍黄得几乎是打着皱纹似的颤索了一些时候。被风吹得而挂下来的眼泪还停留在脸上，她就打开了课本。
“校役为什么不给你开门？”我问。
“谁知道？他说来得太早，让我回去，后来他又说校长的命令。”
“你等了多少时候了？”
“不算多大工夫，等一会，就等一会，一顿饭这个样子。喝喝”
她读书的样子完全和刚来的时候不一样，那喉咙渐渐窄小了似的，只是喃喃着，并且那两边摇动的肩头也显着紧缩和偏狭，背脊已经弓了起来，胸部却平了下去。
我读着，很小的声音读着，怕是搅扰了她；但这是第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只是第一次？
她问我读的什么，读没读过三国演义？有时她也拿到手里看看书面，或是翻翻书页。“像你们多聪明！功课连看也不看，到考试的时候也一点不怕。我就不行，也想歇一会，看看别的书可是那就不成了”
有一个星期日，宿舍里面空朗朗的，我就大声读着屠场美国作家辛克莱的长篇。）上正是女工马利亚昏倒在雪地上的那段，我一面看着窗外的雪地一面读着，觉得很感动。王亚明站在我的背后，我一点也不知道。
“你有什么看过的书，也借给我一本，下雪天气，实在沉闷，本地又没有亲戚，上街又没有什么买的，又要花车钱”
“你父亲很久不来看你了吗？”我以为她是想家了。
“哪能来！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