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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来，你得了一场癔病性失声症，这是真的吗？”
“是的。”她回答。“当你又能开口时，你说话的第一个人是谁？”
她的脸变得柔和了。“拉里·迪安警官。”“他就是将你从绑架者手中救出来的那一个人，是吗？”
“是的。”雷切尔答道。
被告声称本来只该是按常规将酒后驾驶者逮捕起来，但警察却滥用了职权。阿特沃特认为雷切尔·西蒙斯是这个案子最好的见证人——她那谦逊的态度、显然的真诚以及她从前对穿制服的人就像对英雄一样抱有的崇敬。他的眼光又移向一排排坐着的陪审员们。他们是普通的工人阶级。那些富有而老练的人是极少愿意当陪审员的。陪审团很容易倒向努力养家糊口的年轻的寡妇。特别是像雷切尔·西蒙斯这样的理想主义的人。她的那段遭受凌辱的历史更增加了人们对她的信任感。“你被派去巡逻了，对不对？”
“对的。”雷切尔说。她松了一口气，因为阿特沃特不再纠缠绑架这件事了。
“４月２０日这天晚上，大约是凌晨３点钟光景你在值勤吗？”
“是的，我在值勤。”“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上前阻止本案被告吗？”“我注意到他的车开得摇摇晃晃。”她说道。“我跟着那辆车开了几英里路，亲眼看见车轮有四次开出了黄线。”“所以你就命令那辆车停下，认为这个人是酒后开车，对吗？”
“对的。”雷切尔回答。阿特沃特告诉过她回答问题时不要带任何修饰。她不明白作证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她讲的都是实话。不管律师们向她询问多少问题，也不管他们如何巧妙地提出问题，事实始终是事实。她为什么不能把发生的事情叙述一遍然后就退场？她已经两天多没有睡觉了。这么久没有合眼，她感到像是在水底游泳似的。
“请告诉我们当被告的车停下后发生了什么？”
“我要被告出示汽车执照和牌照。”雷切尔说，声音比先前听上去响亮了一些。“他把这些证件交给我，我就开始查核他有没有犯罪纪录，有没有给他发过上法庭的传票。调度员告诉我布伦特伍德先生曾被法庭因酒后驱车而传讯过，但他始终没有露面，这时我要求再派一辆救援车来。”
“这是照惯例要办的程序，对吗？”
“对。”她回答。
“你有没有接着进行现场酒精测试？”
“我等到救援车来到以后才进行。”她看了看被告。４月的那天清晨她遇上的这个人浑身邋邋遏遏，喝得酩酊大醉，今天却变成了整洁而又时髦漂亮的生意人模样，他身穿笔挺的三件套西装，挺括的白衬衣，打着一条漂亮的领带。卡尔·布伦特伍德年近五十，有一头银灰色头发和一张饮酒过度者都会有的浮肿的脸。他在绍森欧克斯１０１号高速公路旁的莱克斯汽车行卖旧汽车。
“你能告诉我们前去援助的警官的姓名吗？”阿特沃特问道。
“吉米·汤森。”雷切尔说。
“汤森警官到了以后你就进行了酒精检测，”他继续说，“那么你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被告刚喝过酒。”雷切尔回答说。“他走路东倒西歪。他既不能碰到自己的鼻子，也不能准确地数数。另外，被告浑身上下散发出浓烈的酒精味道。我通知他因为酒后驱车他要被拘留，并告诉他警方还会将他登记入册准备传讯他。”
“你这样说了以后被告干了什么？”
雷切尔清了清嗓子。“他拍了我一下。”
“他有没有以任何方式打过你？”
“没有。”她说。“但他拍了我以后，就拉开裤子的拉链，然后朝我的腿和鞋上小便。”
审判厅的旁听席上有五个男子发出了格格的笑声。雷切尔猜想大概他们是被告的朋友或者亲戚，也可能是从汽车行来的和他一起做生意的推销员。
她眯起眼睛看了看他们，心想他们能否想像得出警官们经受了怎样的难堪啊。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汤森警官在哪里？”
“他就站在离我只有五英尺的地方，靠近我巡逻车的尾部。他看到我遇上了麻烦就走过来帮助我。”
“你给被告上手铐了没有？”
“我帮着汤森警官一起给他上了手铐。”雷切尔说。“布伦特伍德一边骂一边挣扎。我们两个人才制服了他。”
“上了手铐后是谁搜他的身的？”
“汤森警官。”她回答得很快，律师对于这一方面的证词已经仔细交待过她了。“我回到车上去叫一部拖车来拉被告的车。”“你看到汤森警官从被告左边的口袋里取出了一支０．２２英寸口径的手枪吗？”
“我看……”雷切尔停住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被告声称手枪是被栽赃放在他身上的。他发誓说汤森小声告诉他他会为此付出代价，并且对他说没有人向警官撒了尿还能逃脱得了的。持有隐藏的武器会构成重罪，而被指控酒后开车只是桩轻罪。吉米。汤森希望雷切尔说她看到他取出了手枪，以此证实他说的事。阿特沃特也希望雷切尔这样说，但在他俩面谈时，他坚持说明自己绝对无意鼓动雷切尔作伪证。他称这是“重新校正她的记忆”。在汤森发现手枪时，她已进入自己的警车去要拖车了。她怎么能够发誓她看到了自己明明白白井没有看到的东西？
“我是在汤森警官把枪拿给我看的时候才看到了它。”她最后说道，声音中夹杂着一丝颤抖。“我没有看见他从布伦特伍德先生的口袋里掏出那把枪。”
迈克·阿特沃特沉下了脸。“问话完毕，阁下。”他说完一下坐进椅子里。
第二章
雷切尔被被告律师盘问以后，感到筋疲力尽。她知道汤森提供证词起码需要一个小时，因此就坐上电梯来到地方检察官的办公室。它在向四面延伸的法院楼群的第三层上。这幢楼群与县监狱毗邻，由地下隧道连接在一起。不管她要等多久，她得弄明白为什么迈克·阿特沃特要在法庭上揭开她过去发生的事。
她在大厅里等着检察官回来，已经打了几次磕睡了。年轻的接待员不断地瞧她。她走上前去问她是否想喝杯咖啡，因为她看到雷切尔在上个星期到办公室来过，知道她是一名警官。“是的。”她说。“谢谢你，那太好了。”
“我兄弟在洛杉矶当警察。”这个女招待边说边捧着一大杯热气腾腾的咖啡送来了。她有深褐色的头发和浅黑色的肌肤，年方二十出头。她朝雷切尔同情地看了一眼。“今晚很难，是吧？”
“他们都很难。”雷切尔说着将头倚靠着椅背。她丈夫是园艺设计建筑师的时候挣的工资相当高。但是他的病经久难愈，他们的医疗保险已无力支付了。等到他生癌病去世的时候，夫妇俩的积蓄早已耗尽，雷切尔还背了一身债。她卖掉了在文图拉县的房子，那房子漂亮极了的后花园是乔设计的。后又租了一幢便宜些的房子，就在附近的橡树林市。卖房子剩下的钱都用来还债了。她去百货商场工作以维持生计，但是扣除了儿童医疗费和其它有关的开支后，所剩的钱连付房租都够呛。
雷切尔闭上眼睛，想把这些令人痛苦的回忆赶走。然而，听着空调机发出的低沉的嗡嗡声，她的思想又榴回到了阿特沃特法庭上的那些问话。那些有关绑架的盘问又将那个残酷地结束了她童年的日子活生生地带回来了。她坐在那儿一边继续等待，一边从头至尾地回忆那天的情景，以前也经常会这样。
记得她当时还只有十岁，住在圣迭戈那幢房子里，她正要跨出前门，纱门在她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接着就传来了她母亲的声音：“别忘了买面包。”弗朗西丝·麦克道尔在进门处叫道。
雷切尔踢开撑脚架，双手紧握手把。这辆新的自行车就像救火车般鲜红，装有镀克罗米的挡泥板。这是母亲在上个月买给她的生日礼物。她父亲应募参加了海军，但雷切尔一生下来他就抛弃了这个家。弗朗西丝到外面教钢琴以养活三个女儿。
雷切尔不愿意放弃父亲总有一天会回家的希望。她不相信母亲告诉她的那些事，说他不再需要他们了，他很可能已经有了个新家，有了比雷切尔和她的姐妹们更有教养的小女孩。虽然她已不记得父亲，但母亲将他的照片放在壁炉架上。雷切尔认为他穿着白色军服很帅。
隔壁的女孩在走廊上玩抛接子游戏。“嘿，雷切，”她说，“要是让我骑骑你的车，我就给你五分钱。”
“谁也休想骑我的车。”雷切尔说着，呼地一下擦过她的身边。
家里钱很紧，这辆车是雷切尔求母亲买来的。她知道这笔预算以外的开支很大，就放弃了圣诞树下的礼物，而要母亲答应给她买一部新的施温牌车。
她的红头发穿过棒球帽扎成一束时髦的马尾巴，在她这个年龄，牙齿和脸相比总是显得太大了。她的臂膀和双腿最近才脱离了孩童那种胖乎乎的样子，长成细细的嫩枝模样儿了。她一笑，脸颊上就会现出两个深深的酒窝，灰色的眼睛闪烁着受到伤害的痛苦。她的棒球帽和Ｔ恤衫都是红色的。她穿着一条有红绿格子图案的棉布短裤，这是以前姐姐卡里穿的。
雷切尔崇拜卡里。她的另一个姐姐苏珊是一个沉静而勤奋好学的姑娘，她总是关在自己的天地里。而卡里性情直爽、令人愉快。她总是说笑话，惹得雷切尔大笑。她有数不清的朋友，到了十六岁，开始引起了男孩子的注意。卡里知道如何把自己打扮得更美，她答应等雷切尔一长大就教她怎么化妆。
雷切尔把母亲给她的纸币装进口袋，然后沿路边朝着拐角的市场走去。这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气温是华氏七十几度。一阵微风吹过，带着紫丁香花的芳香扑面而来。
雷切尔喜欢蹬着她那辆色彩艳丽的新自行车到处闲逛。邻居的孩子们总是要取笑她和她的姐姐们，因为她们家穷。她们的房子是那个街区里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