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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老师仔细端详了我一阵子，也惊喜地说：“杨海燕，我记起来了。听说你考上大学没去上，我还为你惋惜了好一阵子呢，真是太可惜了。没去上大学，后来你做什么去了？”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去东莞打工了。”
这时，办公室又进来一个老师，这位老师貌不惊人，却长着一个大大的红鼻子。“红鼻子”老师坐在了时老师对面的办公桌前，似笑非笑道：“听说在那边打工的女孩子，都叫打工妹，是吗？”
时老师也恍然大悟：“真没想到你也成一个打工妹了，那么好的一所学校，当时你家砸锅卖铁也要应该让你上的呢。”
“打工妹”这三个字从他们嘴里轻轻吐出来，充满了不屑与蔑视的意味。我心里郁闷得要死，很想质问他们：“打工妹怎么啦？”但想到有求于人，我还是勉强笑笑：“那时家里就算砸锅卖铁也凑不齐的，并且就算凑齐了，我弟就得辍学，妈妈就会要饭，我怎么忍心去上学？”
时老师还是问：“不是有贷款吗？”
我苦涩地说：“贫困生要想申请国家助学贷款，仅印章就要盖70多个，再说我也不一定够那个资格，我有一个从小到大的朋友，读了四年大学，申请了四年，却连一次都没贷上；一般贷款呢，必须有比你所需要的贷款价值更高的存折或物品做抵押。我要是有比贷款价值更高的存折或物品，我又何必去贷款呢。退一步讲，就算这些条件成立，我还要养家糊口呢。”
时老师终于沉默了，叹了一口气，忽然微笑着说：“你猜猜看，前几天我见到谁了？”
我奇怪地问：“你见到谁了？”
他笑意更浓了：“我见到戚威了，他回来看他爸爸妈妈。你知道吗，他和你一年考上的，是北大，现在毕业了，正在为继续读研究生还是出国深造发愁呢。”
我“哦”了一声，自愧不如。在我看来，无论是读研究生还是出国，都是一般人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真想不到还有人为此发愁。
戚威是我高中三年的同学，也是下放的北京女知青的儿子，北京女知青后来嫁给当地一位稍有头脸的乡干部，那位乡干部官运亨通，直到升任为副县长，戚威理所当然地随爸爸妈妈进了县城，是在县一中读的初中。
当年我们镇有几百名学生参加中考，也只有十几个同学考上了县一中。进了县一中知道，同样的试卷，我们农村学生的中考分数线，竟然比那些拥有城市户口的同学高了整整一百零一分。
高中三年，戚威表现平平，成绩也一直在中下游徘徊，当时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认为，他最多只能上个普通大专，也许连大专都考不上。可是在高考前夕，他家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把他的户口迁进了北京。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一直表现平平、成绩中下游的戚威，竟然考上了北大！而我们班每次和他排名不相上班的同学，最多只考上了普通大专，有的连普通大专都上不了！
时老师笑道：“你没想到吧，所有人都想不到，按他的成绩，我们学校的高中毕业生，最起码有一半可以够得上北大。可因为户口是四川的，连本科都上不了。”
那位“红鼻子”老师无奈地摊摊手：“这有什么办法，人家北京享受很多优待政策，成绩非常不怎么样的就可以顺利进入北大、清华等等名校。我们四川还算好的，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河北、河南、湖北等等那些高考大省的学生要想考上北大、清华，和北京相比，分数线有时要悬殊200分呢。而且相对来说，北京地区的高考题目要简单得多。”
我真替自己、也替所有不能享受这种优惠政策的同学难过。在我看来，教育应该是一律平等的，我不反对西藏等贫穷偏远的地区享受高考优惠，因为那里的生活水平实在艰苦，教育程度也普遍偏低，可是北京为什么要享受这项优惠呢？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一样的高考，不一样的分数线。按此推理，每年不知有多少本该考上大学却被高高在上的分数线拒之门外的落榜生，有的只好回家做农民，有的含恨外出打工，有的因此自杀。无论他们选择怎样的方式生活，结局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几乎都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很多人并不知道，如果有北京户口，他们的命运，便会得到根本性的转变。
第173章（）
更为痛苦的是，就算侥幸考上了，高昂的学杂费也让很多家庭和莘莘学子望而生畏。就比如我，倘若有完整的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体系，我又何至于放弃那么好的上大学机会，不得不外出打工呢？
397。
戚威和我是同龄人，他成绩一直中下游，但他渡过了四年快乐而美好的大学生活，现在在为继续读研究生还是出国深造发愁。可谓前途似锦，来日方长。而我，在班里成绩从来没落过前三名的我，却早己历尽世事沧桑！
生在农村，是一种原罪！而对于很多希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人来说，没有生在北京，也是一种原罪！
虽然高考并不是人生的惟一机会，但这个社会提供给我们的机会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没有考上重点大学，要想靠自己的努力赢得别人的尊重，实现自我价值，这条路是太难太难了。我自己，本身就是很好的例子。不是不努力，不是不懂得自己的价值！
所以，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让海鸥上重点高中，然后比那些享受高考优惠的同龄人付出十倍甚至百倍的努力，再考取重点大学！
大约这个话题触到了时老师的痛处，他又开始侃侃而谈，言辞激烈，斗志昂扬，脸上闪现出曾经的桀骜不驯来。我恍若又回到四年前的课堂，他在给我们上政治课，那时的我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对未来充满无限幻想。但现在，幻想就象五彩缤纷的肥皂泡一般破碎了，全都破碎了。
时老师的每一句话都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我静静地聆听着，一动不动。但偏偏，“红鼻子”老师很不合时宜地打断了他的话，语重心长地说：“老时啊老时，你怎么还象以前那样口无遮拦呢？别忘了，你现在可不是普通老师，你是教导主任！”
时老师呆了一呆，立刻闭了嘴，神色也同时暗淡下来，但很快又恢复了刚才那个笑眯眯的模样，看了看我旁边海鸥，和谒可亲地问：“你来这儿，有事吗？”
虽然他现在的和谒可亲远不如刚才的桀骜不驯来得真实，但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这是我弟弟杨海鸥，他离一中的录取分数线还差两分，我想交一些择校费，让他上一中。”
时老师好心提醒道：“如果是少数民族、烈士子女、特长生或参加过市级以上竞赛获奖的，中考都可以加分。”
我苦笑了：“我家什么都不是，农村孩子，就知道死啃书本。除了不需要任何运动器材的田径项目，有几个有特长的？至于各式各样的竞赛，更轮不到我们了。”
时老师诡秘地笑笑：“这你就不知道了，加分里头学问可大了。你要是中考前早一点来找我就好了，可惜现在不行了。或者，你亲戚朋友中有没有认识什么有点关系的人，可以帮你周旋的？”
我想了想，讷讷地说：“我只认识你。”
他讪笑了一声：“不是老师不帮你，我能力实在是有限。”说完便把一份公告推到我面前，熟练地说：“今年一中择校费起步价是一万七千元，然后再按低下分数线每五分加五千元计。即低下分数线五分以内的，择校费是两万两千元；低于分数线六分到十分的，择校费是两万七千元，并以此类推。”
我看了看那份公告，和时老师说的一模一样。只差了两分便要交两万两千元，这两分真值钱。海鸥扯了扯我的衣角，小声说：“姐，太贵了，我不上重点中学行不行？”
我断然拒绝：“不行！”
但家中只有两万元，连平时买盐的钱，都是捉襟见肘。原先，我家房前屋后还有十几棵成材的树木，那是我刚出生时，爸爸妈妈种的，说是以后为我结婚打嫁妆用。但前两年，所有直径超过10厘米的大树，都在村委会硬性规定中砍罚殆尽，后来又被村委会统一以低价收购，高价卖出，钱都被村委会的人赚去了，我们并没得到多少钱；我妈腿脚不方便，除了我养的那几只兔子，也没有什么家禽；口粮田倒是多出我爸那一份，但就算把多出来的小麦和稻谷全卖了，也凑不够两千块钱；再说现在很多中考、高考的学生都需要钱，不知有多少家长和学生在为高额的择校费和学费发愁，哪里借得到钱呢？
所以，我冒着被拒绝的危险，硬着头皮，怯怯地问：“时老师，可以便宜些吗？我弟弟平时成绩很好，只是没发挥好，再说也只差了两分。”
时老师看了对面的“红鼻子”老师一眼，犹豫道：“这是上面规定，一分钱都不能少。别说差了两分，就是差一分也是照交不误。”
“红鼻子”老师点点头，气氛一时尴尬起来。
在这尴尬的气氛中，海鸥几次拉起我的衣角，红着脸示意我离开，但想到他的前途，我抛开所谓的自尊，厚着脸皮站在那儿，一脸乞求地望着时老师。
时老师开始还旁若无人地看着报纸，但很快就有些坐不住了，却几次欲言又止。正在这时，“红鼻子”老师接了一个电话，便出去了。
时老师警惕地望着门外，轻声说：“我知道你家是农村的，很不容易。你以前成绩那么好，现在也耽误了，耽误了上大学就是耽误了一生，做老师的心里也很难过。这样吧，我给你减免两千元，你只交两万元就行了，以我的权限，也只能减免这么多了。”
我立刻感激涕零：“谢谢时老师，太谢谢了。两千元虽然不算多，但在我们家，可以派很大的用场呢。”
时老师千叮咛万嘱咐道：“你可千万别说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