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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主任立刻亲自出马，走向那几个拿着行李想过来结工资的人。先是一个，两个，三个。。男工们很快排成了队，一边叹气一边交出各自的厂牌、厂服、饭卡、宿舍钥匙，经过我们各部门代表一一确定签名后，领了工资，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了厂门。
快到下班时间了，他们大都没有落脚的地方。有老乡投奔还是好的，没有老乡投奔的便联系几个相同命运的人，准备到偏僻的山上或很难被治安队发现的地方过夜。
有很多人哀求我们：“工资我明天再拿，让我再在厂里过一夜好不好，就一夜。过一夜你们就多扣了十元好不好？不，二十元，三十元，五十元也行。”
对于这些请求，人微而言轻的我们只好无奈地摇头。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只有十六岁的男孩，去年进厂时他借的是别人的身份证。1。55米左右，长得非常秀气，瘦弱得可怜。结了工资，他却抱着凉蓬边的柱子不肯走，他哭着求我们：“让我住一夜好不好，就一夜，我真的没地方去呀。”
胡海波问他：“怎么没地方去？是谁带你来东莞的你就再去找谁。”
男孩可怜巴巴地说：“是我哥带我来的，可我哥得了胆囊炎，这边看病太贵，他上个月回家做手术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我们面面相觑，都非常同情他。按刚才驱逐男工的办法，余武应该威胁他离厂的。但余威看着哭成泪人儿的小男孩，转身无奈地对我们为难地摊摊手：“怎么办？我真的是下不了手。”
但这时，除了这个小男孩，所有的男工都离开了。宋主任脸上露出了笑容，长舒了一口气说：“谢天谢地，终于都走了。”
回头一看抱着柱子的男孩，诧异地问：“这个也是吗？”
我试探着问：“他好可怜呢，能不能让他在厂里过一夜？”
宋主任向我一瞪眼：“出了问题你负责？”
我吓得立刻噤了声。
余武只好走过去，轻声说：“走吧。”破例没有象刚才对待别的男工那样粗暴和大叫。男孩却仰着流满泪水的脸，可怜巴巴地望着他一下，忽然抱住他粗壮的大腿，哀求道：“求你了，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余武叹了一口气，但犹豫了一下，还是强硬地掰开他的手，轻轻将他抱离地面，另一手提着行李，将他送到门外。
我难过地看了一眼手中的“辞退通知书”，会计部结算工资那一栏有他歪歪扭扭的签名，我牢牢地记住了那三个字：刘小逢！
在那一刻，我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等条件允许了，我一定要记录下他的名字，记录下曾经发生在广东东莞土地上的这段历史！
历史不会忘记，东莞不会忘记，我不会忘记！曾经有这么一个瘦弱而秀气的男孩，他的名字叫：刘小逢！
我忽然想起了英国牧师约翰。多恩的诗：“每个人的逝去，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的命运，与所有人的命运相连。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呜，它就是为你而敲响！”
是啊，打工者付出心血和汗水，用以换取微薄的报酬，工作却没有任何的保障！今天被无理解雇的是刘小逢这一群人，事实我们所有人，或早或晚，都逃不过和他们相同的命运！
当天晚上，因为针织部一次性解雇了160名男式，梭织部那些放假的男工们也惴惴不安起来，他们四处打听是否梭织部是有一批男工也要被解雇。但所有经理级以上人员对于这个问题回答得非常干脆：“绝对不会！”
得到如此明确的答复，男工们安下心来。谁知第三天中午吃饭时，梭织部四个车间又有160名男工的名字被贴了出来，并要示这160名男工吃过饭后到篮球厂集合。因为前车之鉴，男工们虽然个个骂声不绝，但还是乖乖地回宿舍拿了行李，没有象上一批被解雇的男工那样对峙和反抗。据代表梭织部参加解雇事件的朱蜜说，这次只是象征性地来了几个治安队员，并没有象上次那样大张旗鼓。
留下来的男工们更加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那些仍在放假的人，更是提心吊胆。很多人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不知道，还解雇男工吗？”
那一段时间，笼罩在非典阴影下的“金秋”厂内忧外患，人人自危，不断有传言满天飞。这些传言有的是说非典的：哪里哪里又死了人；政府己取消所有大型集会，比如演唱会、人才市场等等。并且，所有工厂都停止了招工。每个传言到来都让我们害怕好一阵子，厂里给每人发放了一只一次性口罩，要我们不到万不得己出门时一定要戴上。当然，口罩的钱是要在我们工资中扣除的。
还有传言就是关于那些被解雇的男工，暂住证虽然没有过去查得严了，但依然没有停止。那些被解雇的男工们，很多厂本来就不招男工，现在因为非典，更是进不了了。有亲戚朋友的便暂时借住，也有几个人合租房子的。那些既没有亲戚朋友又没钱合租房子的，有的睡在桥洞里，有的睡在山上。还有部分回了家，因为内地非典查得严，从北京、广东等地回去的人，还没和家人见面便被隔离起来。
第89章（）
在这样的传言中，厂里人人自危。和沈洲同住一室的韦驿己经辞职了，暂时只有他一个人住那间房，我每天一下班便和沈洲呆在一起，那段时间，沈洲对我也是少有的细心和体贴。在初夏的东莞，我们象两只看不到未来的流浪狗，互相安慰着等待不可预知的明天。
有一天晚上吃过饭，我又急急地朝沈洲的房间走去，段明兰忽然在路上拦住我，她似乎比以前漂亮了，但神色之间却有掩饰不住的忧伤。
自从做了孟姑娘的助理后，我和包装组及车位组的老朋友都疏远了许多，似乎之间有了一种看不见的隔阂。此时的她，也不象以前和我说话那样随便了。
我努力亲热地问：“明兰，你气色比以前好多了呢。”
她害羞地笑笑：“乱讲。海燕，还会不会解雇男工？”
我为难地说：“我也不知道呢，你又不是男的，问这个做什么？”
她犹豫了一下，终于说：“我谈一个男朋友，叫谢军，己经放假三天了，是我们车间的车位，我好怕他也被解雇。如果他被解雇，你能不能帮忙留住他？”
男车位是这次被解雇的首要职位，每一个被解雇的男工都是由各部门的主管点名的，那些主管都在想方设法留下自己的老乡或朋友，哪有多余的名额让给别人？再说我在车间的地位本就是非常尴尬，英姐又哪里会给我面子？想到这里，我暗中叹了一口气，极不忍心地摇摇头：“对不起，明兰，不是我不帮，实在是，我没有这个能力。”
听了这话，她神情愈发忧郁了起来，无助地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看准四下无人，小声引导她：“或者，可以去劳动局投诉。”
她苦笑道：“劳动局？之前被解雇的那些人早就去过了。”然后她叙说了那些男工投诉的遭遇，听得我的心冰冷到了极点。
原来，那些被解雇的男工们在亲友的指点下，先是打电话给hm镇劳动局，hm镇劳动局让他们找劳动仲裁机构，劳动仲裁机构让他们找劳动监察部门，劳动监察部门要他们找社会保障部门，社会保障部门却让他们hm镇找劳动局，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打电话给东莞市劳动局，东莞市劳动局却又要他们找hm镇劳动局。他们象皮球一样被人家踢来踢去的，后来他们联合了几十个人硬闯进hm镇劳动局，hm镇劳动局第一次态度很好，让他们回去等待处理。
他们就听话地回来等处理了，焦急地等了三天，什么处理结果也没有。从厂里出来后，他们并不是住在同一处，第二次再去就剩十几个人了，hm镇劳动局的人就让他们拿劳动合同，他们拿不出，因为厂里根本没有和他们甚至任何人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局又让他们拿辞退通知书，他们拿了，是复印件，但上面结算工资那一栏有他们的签名，劳动局便以此认定既然己经领了工资并在辞退通知书上签了名，就是同意被解雇，还告什么告？如是还要告下去，叫他们去找劳动仲裁机构。
他们再想去找劳动仲裁机构讨说法时，才发现只能联系到几个人了。同时也明白，这样来来去去，就算讨了一个说法，就算补偿了一个月的辞退代通知金，还不够车费、电话费的钱，还有这这一切所付出的精力和所受到的屈辱呢？最重要的是，还不知道要被这些人当皮球踢多久？当猴儿耍多久？
她语无伦次地说完，我完全傻住了。她哀哀地对我说了声：“打扰了。”便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不远处一个黑瘦的男孩。我知道，那就是她的男朋友谢军了。
一周后，针、梭织两厂竟然又分两次解雇了180人。这180人解雇得更加突然，名单是早就拟定好的，甚至连原先的手续都省略了，只结了工资便将这180人打发走了。
这次解雇，连治安队都没有出动。但所有被解雇的人都垂头丧气，自认倒霉，第一次解雇那160名针织厂男工的混乱局面，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180人中有谢军的名字，再看到段明兰时，我感到十分惭愧。而她，除了不停地叹气，什么也没有说。
虽然我现在是助理了，但我知道这个职位于我是名不副实的。不但帮不了段明兰，甚至自身难保。以前在学校，我一直拼命用成绩证明我的勤奋，用一点一滴的善良与宽容来证明我的人品。所以自从来东莞后，我一直认为，少出错最好不出错就可以证明我有能力胜任本职工作，与人为善可以证明我的友好。
可惜事实证明，我错了，并且错得很离谱。无论我如何努力、如何与人为善，办公区的人依然对我刻意疏远了，即便偶有同事和我多说两句话，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