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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由悲哀地想起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者德国新教教士马丁。尼莫拉的短诗没有说话：
在德国，超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是的，我没有为别人说过话，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除了离开，我别无选择。尽管我深知，如果离开金秋厂，以我的实力，再想找这样的好厂，这样的好职位，怕是难上加难。但主动辞职，是我最无奈的选择，留下来，只能自取其辱，实在是不得己而为之啊。
不一会儿，沈洲大约是得到了消息，他急匆匆地跑到我们办公区，再不象以往那样竭力和我保持一定距离了，而是焦急地说：“你怎么这么冲动，辞职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我头也不抬，边收拾东西边毫不客气地说：“我为什么要跟你商量？你是我什么人？”
他很是尴尬，但还是劝道：“你别意气用事了，正好高总不在，辞职书还没交到他手里，你现在去把辞职书拿回来，好吗？至于孟姑娘这边，我跟她说。”
我懒得解释，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自己感觉目光能喷出火来。他讪笑着站在那儿，很快便悻悻走开了。
辞职书当天下午就批了下来，离职时间却可以由车间具体安排。因为是急辞工，我要被厂里扣除半个月工资做为对厂里的补偿。我一直认为自己辞职是正确的选择，可是真的批下来，我忽然感到万分茫然。孟姑娘知道我工作还没有着落，便特许我这两天可以请假出去找工作。
因为非典留下的阴影，附近的工厂也很少招工。我自知再回流水线上便永远不可能有出头之日，所以这次不到万不得己，我绝不想再到一线做工人了。在卫梦的好心指点下，我只好拿着那本可怜的高中毕业证，冒着酷热坐上了去东莞的大巴车。现在的公共汽车全部换成了空调车，虽然车厢环境比以前好了，但因为不透气，我晕车反而更厉害了。因为这段时间没睡好，头疼得厉害，在车上就开始吐了。幸好售货员及时递上了专门的黑色塑胶袋，否则，不知要怎样狼狈不堪。
下了大巴，太阳非常灼热，这才想起忘记带伞了。让我郁闷的是，对面并没有卫梦所说的人才市场。我只好问桥边一个看上去很斯文的中年男人：“请问，人才市场怎么走？”
那人立刻来了精神：“找工作吗？我可以帮你介绍的。”
想起上次找工作时的遭遇，我赶紧道了声“谢谢”，便飞快地跑掉了。
因为太阳太大，我尽量拣阴凉的地方走，怎奈还不到九点，路边的树木本来就不多，仅有的树荫也小得要命。我只好将卫梦借给我的一个文件夹放在头上，一边赔着笑脸问路，一边如无头苍蝇似地向着人们所指的方向走去。而那方向，有时竟是错误的。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终于来到人才市场时，我却傻了眼。人才市场门前人山人海，异常喧嚣，垃圾纸张满天飞！
第96章（）
大约是前段时间因为非典，人才市场关了一段时间的门，现在找工作的人多如过江之鲫。象我这样只有高中学历，且连基本的电脑操作都不熟练的人，怎么可能在两天内找到工作呢？但我若结了工资，便不能在金秋厂住了。最主要的是，我要远远离开沈洲，离开一切知道我过去的人！
因为对进人才市场找工作一点把握都没有，又因为舍不得那十块钱买门票过去，所以，整整一天，我只是焦急地在人才市场附近徘徊，象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实在撑不住肚饿到一家小店吃米粉时，一个在邻桌吃饭的女孩注视了好一会儿，友好地和我打起了招呼。
女孩二十七八的年纪，戴着一副眼镜，衣着很是时髦。她说：“你是找工作的吧，我注意你很久了，我叫田美霞，也在找工作。”
原来她也在找工作，相同的际遇一下子拉近了我和她之间的距离，我沮丧地说：“是啊，人太多了，我连进都没进去呢。我是从hm镇过来的，找不到工作，明天还要再来一趟。”
田美霞一听，便热情着说：“你这样跑来跑去的多麻烦，不如搬到我住的地方吧。”
我正为离厂后没有住的地方发愁呢，立刻问：“你住什么地方？”
她神秘地说：“我就住在不远，每天十块钱，很划算的。”
我脱口而出：“你住的是十元店？”
她点点头：“是的。”
我以前只听说过深圳有十元店，没想到东莞也有。虽然因为上过太多的当，我对陌生人己经有了一种无形的戒备心理。但现在我己走投无路，十元店对我来说无疑是暗夜里的一线亮光，所以我一口应允。田美霞立刻给了我手机号码，让我决定进去住时打她电话。她还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早点搬进去，剩下的床铺不多了，现在只有出厂的很少进厂的，需要住店的人很多。”
我连连答应，生怕她会变卦似的。
当我下了从东莞回来的大巴，垂头丧气地往厂里走去时，没想到竟遇到沈洲。想到他所做的一切，我不想再理他，但刚想和他擦肩而过，他却一把拉住我的胳膊，生气地说：“做事怎么这么冲动？为什么要辞职？”
我用力甩开他的手：“你有什么资格问我这话？回去陪你老婆吧！”
他讪讪缩回手：“她回家了，我刚把她送走。”
我讥刺道：“她回家了，你不跟她一起回家吗？”
他无辜地说：“回什么家？自从那天以后，这段时间她一直和我闹，还不知道以后怎么样呢？别说她了，你不要离开金秋厂好不好？”
我冷冷看了他一眼，恨声说：“你的意思是，我继续在金秋厂做你泄欲的工具吗！”说完这话，我再不理他，快步走开了。
第二天我就去办理了离职手续，但过程并不顺利。因为我怎么也找不到平时用的一台小计算器，按照公司规定，凡是离职时没有交齐公司物品的，一律扣除进厂时的200元押金。虽然明知道这规定不合理，但心灰意冷的我也懒得和他们论理了，只好忍疼被他们扣了进厂时的200元押金。更让我郁闷的是，被押的两个月工资不能现在领，只能在下个月厂内统一发放工资时回来领或找厂内熟悉的人代领。
我再也不想进这个给我羞辱的厂了，便在代领人一栏填了李梅的名字，然后将代领条给她。李梅看到我，和沈洲一样，一直埋怨我不该太冲动了，以后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厂呢？我唯有苦笑。
办理完离职手续，我长长松了一口气，走出我生活了两年的“金秋”厂。“金秋”和我三年前看到时一样漂亮。在金秋厂两年，我没见过劳动合同，更不知道劳动合同是什么内容，我想所有这些，外人是想象不到的。更想象不到的是，就是这幢漂亮的花园式厂房，湮没了我两年的青春。我现在走出来了，但还在近万人的青春继续被湮没着。
对于富裕的东莞来说，我们才是财富的真正创造者，我们干着最脏最累的活，但用血汗换来的只是微薄的薪水，年复一年。如果我还样继续干下去，直到我两鬓斑白时，我仍然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打工妹！外面精彩的世界，依然离我很遥远！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工作，所以我把一些衣物棉被寄放在李梅房间里，只提着简单的换洗衣物去了东莞。当我坐在大巴上，再也看不到“金秋”那熟悉而漂亮的花园厂房时，想到未知的前途，忽然意识到，自己做了辞职的决定，也许真的是太冲动了。
好在到东莞打田美霞手机时，她很快跑出来接我了，这让我稍稍得到些许安慰。后来我才知道，几乎每个十元店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如果谁介绍一个新的客人入住，谁就可以免费住一晚。田美霞因为带了我，那晚的住宿费就免了。即便如此，我仍然很感激她。
所谓的十元店，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四室一厅的出租屋，房间里放了20张上下铺架子床，可共40个人入住。推开房门，一股潮温闷热的气息，夹杂着人体的汗馊味，热烘烘地围了上来。
一眼望去，二十多平方米的客厅里，杂乱无章。客厅较宽的一边紧紧挨着三张上下铺的铁床拼成的大统铺，床铺没有一点缝隙。下铺报纸、饭盒摆得到处都是，几个民工模样的男人一边吃着闻起来很香的化学菜，一边喝啤酒划拳，他们的划拳声很大。客厅较窄的一边只放了两张下下铺的铁床，两男两女正在打牌。其中有一个男青年染着满头黄发，见我进来，冲我吹了声口哨，淫邪地说：“又来了一条美女。”
我立刻感到一种无法言传的愤怒与羞辱。我这几年努力工作，努力想找一个大学生做男友，就是为了和这些社会底层的人划清界线，没想到最终又和他们走到了一起，我卑视自己！
除了客厅，另外还有四个房间，有三个“男客房”，一个“女客房”，我住的“女客房”约八平方米的样子，三张上下铺架子床将房间几乎占满了，开门只能开细细的一条缝。老板拿来一床特别薄的棉胎被，放在对着门的上铺草席上，这就是我的地盘了。
我将所谓的行李放在床下，也许是年久失修，我往床上一爬床就会乱晃起来。由于没有踏脚的地方，我努力了几次都失败了。最后还是睡在我邻床的田美霞提醒了一句，我才踏着她床上用三角钢筋焊上去的一个踏脚爬到了床上。但只要稍微一动，床铺就发出“吱吱呀呀”的叫唤声。
床上薄棉胎早就失了原来的颜色，黑乎乎的一片，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