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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给予叛臣以毁灭性惩罚，以防止他们再度叛乱。另外，古代宫廷中的优伶、禁军中的兵卒或朝廷官员的随从，因被皇上相中而被强行阉为内官的也不乏其人。唐太宗时，宫廷优伶中有一个叫罗黑的人，因善弹琵琶而被相中，遂遭阉割，并专在宫中教人弹奏。明代一个名叫王敏的军卒，因擅长蹴鞠而被明宣宗相中。王敏随即被强行阉割，成为随侍左右的内侍，在宫内专陪皇上蹴鞠。
方式之二，是掳掠或贩卖边地幼童进行阉割。
宫刑与自宫（2）
掳掠或贩卖边夷幼童加以阉割，至晚从隋朝以后便成为宫中宦官的重要来源之一。自隋、唐而至明、清，之所以会有许许多多的宦官来自岭南、闽中，其中缘由正在于此。唐朝时期的岭南、闽中不过是一片贫瘠之地，但这里的人却温柔、文静、俊美、灵秀。更重要的是，内地是禁止人身买卖的，此等偏远之地则不然。因而自唐代以后，这里从事人口贩卖，尤其是从事幼童贩卖的市场始终兴盛不衰，并一直延续到了明朝倾覆。其中一些相貌俊秀、聪明伶俐的孩子被贩卖后，再被人阉割，辗转送入宫中。有不少人还因做转手阉人的买卖大发横财，成为当地的豪绅大户。
方式之三，是地方官员或藩属的进献。
地方官员为取悦皇上而将民间子弟蒙骗或强行阉割后进献朝廷之事所在多有，而以唐、明两朝最盛。唐代各道每年都有义务向朝廷进献阉割后的儿童，称为“私白”。大宦官高力士就是圣历年间由岭南招讨使李千里进献的阉儿。明成祖时，大臣张辅出使交趾时也曾顺便选了一批伶俐俊美的幼童带回京师阉为宦官送入宫中，其中史书留名的即有范弘、王瑾、阮安、阮浪等数人。范弘 娴静清雅，才识过人，而且有一种飘逸的神韵，很得明成祖的喜爱，被破例允许在宫中读书。范弘前后侍奉了几位皇帝，深得他们的宠爱。明英宗曾对范弘超凡脱俗的品行大为赞赏，称他为蓬莱吉士。另外，历史上也有高丽、安南等藩属向朝廷进献阉儿的例子。
以上三种情形尽管与宫刑不同，但对被阉割者而言，他们都是被逼的，本质上与遭受宫刑的处罚并无不同。与之相反的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着自行阉割的奇特现象。这种自愿接受净身手术或者干脆自己净身的行为，目的一般都十分明确，即希望通过自宫而入宫做宦官。这显然是由宦官制度以及宦官地位的提高而诱发的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
宦官从被强行阉割到自己自愿净身，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其中关键在于宦官地位的提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自宫以适君”的竖刁之流，此后大凡是宦官得势的朝代，自宫现象便格外普遍。东汉时期的宦官横行猖獗，势倾朝野，因而多有“腐身熏子”自愿成为刑余者。唐朝宦官气焰嚣张，权势登峰造极，以至能随意任免朝臣、抉立及杀死皇帝，自宫一时竟成风气。明代宦官势力最盛，自宫现象亦最为严重，其中有“已婚而自阉者”；有“熏腐其子”者；有“兄弟俱阉”者。更有甚者，竟有人“尽阉其子孙以图富贵”，其行为绝非“可鄙”二字足以形容，着实令人发指。
尽管都是出于自愿，但究其动机，仍有差别，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情形：
一是因贪图富贵而自宫。这类自宫者在阉割时大多都已成年，自宫乃是其谋求富贵显达的自愿行为。
宦官原本是遭人蔑视的贱役，所面对的是生理的缺陷、卑贱的地位、家庭的排斥及社会的歧视，但他们身处宫廷，服侍的是具有生杀予夺之无上权威的皇上，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敬畏了。敬畏之余，人们发现位在贱役的宦官还拥有令人目眩的权势和吃用不尽的财富。于是，世人对宦官的态度由鄙视而钦羡，由钦羡而效仿。一些世代辗转于贫困而无计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一些天性懒惰而又不安于本分的人；一些无缘于科举而又祈望出人头地的人，便纷纷自宫而进入宫廷。《清稗类钞》曾记载了清末一个姓张的宦官。他原本是个屡试不第的秀才，因参加乡试时被墨污了试卷而又一次落第。他苦思数日而无以遣解，最终愤而自宫，幸得不死，最终辗转入宫做了太监。古代历经寒窗苦读却屡屡受挫的失意文人为谋富贵而自宫的例子并不鲜见，同时一些郁郁不得志的现职官员也多有自残求进者。明代万历年间祸乱辽东的矿税使高淮，年轻时曾在京城崇文门一带负责征税，且娶妻生子，自阉入宫后得任尚膳监监丞，负责管理御膳及宫内食用。后来，高淮出任辽东矿税使，横征暴敛，祸害商民，最终因激起民变而被罢免回京。应该说，失意文人与不得志的官员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一旦进入宫廷，往往能获得重用。
除了失意文人和自残求进的官员外，更多的则是那些与书无缘因而根本不可能走科举之途的无业游民愿意为求晋身而选择做宦官的这条门径。在这些人看来，一时痛楚难忍的宫刑远比十年或数十年的寒窗苦读要轻松得多。何况一旦入宫为宦就可出人头地，不论身居要职的官僚还是富甲天下的豪族，都要争趋巴结于自家门下，任意支使。这等尊贵，除了皇族以外恐怕便是普通人所能想象的极致了。
二是为求得谋生之处而自宫。这类自宫者多出身于社会下层，自宫乃是出于谋生及求得一个寄身的地方。
宫刑与自宫（3）
衣食男女固然是人生之自然大欲，但相比而言，毕竟是衣食在前而男女在后。对于许许多多的穷人来说，衣食难继、举步维艰的日子实在难以忍受，因而能混得一份不虞衣食的差使对于他们来说本就不是件容易事，而且事实上有许多陷入穷困之境的男子终生都无法实现娶妻生子的奢望。与其衣食男女都得不到，不如干脆投身宫中，净身为宦官伺候皇帝和后妃，先保住一生的衣食，说不定还有出头之日呢！从清末一些宦官的回忆分析，当时绝大多数的宦官都来自京、津及河北、山东，而且原籍都相对集中。其原因在于，一旦有当太监的发了财，对周围的穷人都会有很大的吸引力，由此相互援引、介绍，便在当地形成风气。还有的人是因为生活中遇到挫折而自宫当宦官。如《清律稗钞》所载清朝康熙年间的唐姓宦官，原本是一位商人，而且已经娶妻生女。后来他因为经商连连失败，遂一气之下北走京师，自愿阉割后入宫做了太监。清末著名的权阉小德张，自小家境贫穷。据他的后人回忆，为了出人头地，他独自在牲口棚里用一把锋利的镰刀净了身。被人发现后，在土炕上躺了整整六天他才醒过来。
明末最狂妄、最有权势的大太监魏忠贤本来是一个嗜赌成性的市井无赖，因债台高筑而无法再在市面上混下去，终于愤而自宫，随即改名换姓，摇身一变入宫做了宦官。后来因与明熹宗朱由校的乳母客氏相好而蒙受宠信，成为大字不识一个的司礼监掌印太监。
三是宫中宦官所收养的义子阉割后入宫继为宦官。这类人虽说幼年即被阉割，但一般是成为养子在先，被阉割在后，大致上都出于自愿。
古代历朝大致上都不反对宦官养子。这一方面是基于宦官既不可能生育自己的子女而又有养老送终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伴随着宦官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而至少在表面上希望能有正常家庭生活的心理需求。在宦官势力较为显赫的汉、唐、宋、明诸朝，宦官娶妻养子相当普遍，就可查考的资料看，上层宦官几乎人人都在宫外建有豪宅，都娶妻养子，而且其妻娶自高门大户者并不罕见。唐朝权阉仇士良娶妻胡氏，乃是已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赠户部尚书胡承恩之女，可谓家世显赫。唐肃宗时奸宦李辅国娶的是权臣元擢之女，家世同样显赫。娶了妻便要有子。当时朝廷规定高品宦官可以由养子享受门荫入仕、承袭爵位等特权，因而一些贪图富贵之人趋之若鹜，或径自卖身投靠甘为养子，或送子侄为其养子，心里痴想的则无疑是入宫为宦后的荣华富贵、飞黄腾达。朝廷规定宦官只允许收养一子，但事实上收养数子乃至数十子、数百子的大有人在。这些人以自愿阉割为代价，不惜改名换姓，谋求进达。唐朝权阉中，杨思晟本姓苏、高力士本姓冯、杨复光本姓乔、杨复恭本姓林、田令孜本姓陈，后来都随其养父而改姓。代价固然很大，但回报也同样可观。出于培植自身势力的需要，权阉养子往往都能成为高品宦官。大宦官仇士良有养子五人，除一个因年纪幼小未能入仕之外，其余四子皆承恩入仕且位高权重。
历史上由养父养子相继相承的宦官家族以唐朝中后期的杨家最为典型。这一家族自唐德宗贞元年间任职左神策军中尉的杨志廉开始，五代养父养子先后相继活跃于权力核心，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号称“世为权家”。其中以“守”字排行的杨氏第五代养子，仅史书所载且能名职对应者即有数十人之多，如杨守立任天威军使，杨守信任商州防御史，杨守贞任龙剑节度使，杨守亮任兴元节度使，杨守宗任忠武节度使，杨守忠任洋州节度使等等。其他有姓名无职务或有职务难考姓名者更难以计数，《旧唐书·杨复光传》称其养子以“守”为名者数十人，皆为牧守将帅；《新唐书·杨复恭传》更称其养子六百人，监诸道军，天下威势，举归其门。
除了上述几种情形之外，在自宫的庞大队伍中还有一些不谙世事的幼童。他们或是被父兄送入净身作坊，或是由人贩子卖给净身作坊，所占的比例应该也不会太小。这些幼童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和独立生存的能力，因而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一切听任摆布。正因如此，这些人历经磨难长大后，往往十分憎恨自己的父兄，把自己的一切苦难都归咎于父兄